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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因这20年战争而造成的纯人力损失，按现代标准来衡量，并不显得特别高，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试图去计算这些损失，而我们所有的现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乎推测，只有法国和几个特定场合的伤亡人数例外。和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主要交战国的死亡人数或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约60万的死亡人数比较起来，这20年时期约100万人的战争死亡数字并不算多。而如果我们还把当时饥荒和时疫特别厉害的致死力考虑进去，对20余年的全面战争来说，即使是死200万人也不显得杀伤力特别大。据报道，西班牙延续至1865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便造成了236 744人死亡。事实上，也许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其人口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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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交战人员以外，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是偶尔间接地打乱了正常生活，如果有打乱的话。简·奥斯汀笔下的乡村家庭照样做他们自己的事，好像战争不曾发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笔下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人，他们对外国占领时期的回忆，好似一件小逸事，而不是戏剧性大事。老库格尔根（Herr Kügelgen）想起他在萨克森（欧洲的“斗鸡场”之一，那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吸引了各国的军队和战斗，好像只有比利时和伦巴底可与之媲美）的童年时，仅回忆起军队向德累斯顿（Dresden）开拔或宿营的奇特时光。大家公认，卷入战争的武装人员数量，要比以往战争的正常人数多得多，尽管按现代标准并不算特别多。即使征兵，也仅征召了应征人数的一小部分，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的黄金海岸省（Cte dOr）只提供了35万居民中的1.1万人，占总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间，被征召的人数不超过法国总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足足征召了居民总数的21％。但在绝对数字上，这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793～1794年的《全民征兵法》，可能武装了63万人（来自理论上可征召的77万人）；1805年，拿破仑在和平时期的兵力约40万人；而1812年对俄战争开始时，若不算欧洲大陆其余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法国部队，其庞大军队由70万人所组成（其中30万为非法国人）。法国的几个敌国经常动员的人数少得多，因为（英国除外）它们持续停留在战场的人要少得多，同样也因为财政上的困扰和组织上的困难，常使充分动员变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据1809年的和约，奥地利人在1813年有权拥有15万军队，但实际只有6万人可用于作战。另一方面，英国人保持了一支动员人数极为庞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他们有足够的拨款，可供养一支30万人的常备军和14万人的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所能承担的人力负荷，要比法国人多得多。（由于这些数字是根据议会批准的拨款，实际征集人数当然要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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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尽管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伤亡标准来衡量，并不算特别大；但奇怪的是，伤亡实际上很少是敌人造成的。1793～1815年之间，英国死亡的海员中，只有6％或7％是死于法国人之手，而有80％死于疾病或事故。战死沙场是一种小风险；奥斯特里茨会战的伤亡人数中，只有2％是实际战死的，也许在滑铁卢会战中，这个比例有8％或9％。战争中真正可怕的风险被忽略了，污秽、组织不善、医疗服务的缺陷、卫生方面的无知，是这些因素屠杀了伤兵和俘虏。若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如热带），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个人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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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杀伤人员，而且破坏生产设施，但是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干扰乡村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但是战争的经济所需和经济战，却有着很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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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世纪的标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可谓耗资空前；而且在实际上，其金钱的耗费留给当时人的印象，也许更胜过其生命的代价。滑铁卢会战之后的那代人，他们所感受到的财政负担下降，肯定比人力损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据估算，1821～1850年间的战争平均耗费，低于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战争死亡人数，却保持在略低于前一时期的25％。这种空前的耗费是怎样支付的呢？传统的办法是通货膨胀（发行新货币以支付政府账单）、贷款和加征最低限度的特别税。之所以只能加征最低限度的税，是因为征税会激起公众不满和（当必须由议会和三级会议批准征税时）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但是，特殊的财政需求和战时条件，打破并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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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使世界熟悉了无法兑换的纸币。（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任何类型的纸币，不管是否可以据以要求兑换成金银锭，都是比较不常见的。）用可以轻易印制的纸片去支付政府债务，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便宜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国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过是一种利息5％的法国国库债券（bons de tré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终将出售的教会土地收益。在几个月之内，指券演变成货币，而相继而来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指券数量越印越多，这使指券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公众日渐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贬值的速度。到战争爆发时，指券已贬值约40％，到1793年6月，已贬值约2/3。贬值的情形在雅各宾掌政时维持得相当不错，但热月政变之后，经济严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1／300，直到1797年国家正式破产，才宣告了这个货币事件的终结。这个事件使法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任何类型的银行券都抱有偏见。其他国家的纸币没有那么惨烈的经历，虽然到1810年，俄国纸币已降到票面价值的20％，而奥地利纸币（1810和1815年两次贬值）则降至面值的10％。英国人避开了这种特殊形式的财政战争，而且也不回避使用他们所熟悉的银行券。即便如此，英格兰银行还是无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为贷款和补助金汇往国外——的双重压力，以及私人积攒金银和特别紧张的饥馑年。1797年，银行停止对私人顾客兑付黄金，而无法兑换的银行券则成为事实上的有效货币：一英镑券就是其结果之一。“纸镑”从来不曾像大陆货币那样严重贬值，其最低线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弹到98％；但它持续的时间却比预期要长得多。直到1821年，现金支付才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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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之外的另一选择是贷款，然而战争的绵长和开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随而来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更是叫人头晕目眩，甚至吓坏了大多数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在实际上靠贷款支撑战争五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采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骤，即靠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为此目的开征了所得税（1799～1816年）。国家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征税完全可行，从此，战争的耗费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来满足。如果战争一开始就征收足够的赋税，国债就不会从1793年的2.28亿英镑，增至1816年的8.76亿英镑了，而每年的债务偿付额也不会从1792年的1 000万英镑，增至1815年的3 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开战前一年政府的总支出还多。这种贷款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在效果上，它像一个漏斗，通过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税收以越来越高的比例，转移到“公债持有人”这一小小富有阶级的腰包中。于是，贫民、小商人和农民的代言人如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便开始在报刊上发动雷霆般的抨击。国外贷款主要是（至少反法阵营一边是如此）向英国举借，后者长期遵循一种资助军事盟国的政策：1794～1804年间，英国为此目的贷款高达8 000万英镑。其直接受益人是国际金融机构、英国或法国的金融机构，但交易活动愈来愈倾向通过已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进行。例如，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巴林银行（Baring）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House of Rothschild，该银行创始人阿姆斯歇尔（Amschel Rothschild）于1798年将他的儿子内森（Nathan）从法兰克福派到伦敦］。这些国际金融家的黄金时代是从战后开始的，当时贷出大量款项，旨在帮助旧制度国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贷款给新制度国家，则是为了巩固自己；但是，由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主宰世界金融时代（自16世纪伟大的德意志银行建立以来，谁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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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时财政的技术细节，其影响不像资源从和平用途到军事用途的大转移——这是战争的主要遗产——那么普遍、那么重大。认为战争的花费完全是吮吸或以牺牲民用经济为代价，显然是错误的。武装部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仅动员那些不当兵就会失业，或者甚至在其经济范围内无力雇用的人（像瑞士那种人口过多的山区，其人民外出担任他国雇佣兵的传统，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事工业虽然在短期内把人力和物资从民用市场转移出来，但长期看来，却有助于推动那些在和平时期一般考虑利润时可能会被忽视的部门。众所周知，钢铁工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第二章所述，钢铁工业无法像棉纺织业那样迅速发展，因此向来需要依赖政府和战争的刺激。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于1831年写道：“在18世纪，钢铁的铸造几乎就等于是大炮的铸造。”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部分从和平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长期投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促成的技术革新中，有欧洲大陆的甜菜制糖工业（以取代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和罐头食品工业（源自英国海军对能在船上无限期保存食物的摸索）。然而，尽管有种种保留，一场大战还是意味着资源的重大转移，在相互封锁的情况下，或许甚至意味着经济的战时部门和平时部门，对同感缺乏的资源的直接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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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争的明显后果便是通货膨胀，18世纪各国原本都呈缓慢上升的价格曲线，却在战争的推动下全部急遽攀爬，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战时需要本身，意味或反映了个人所得的某种再分配，其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部分收入从工资劳动者转到商人（因为工资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落后于价格上涨），从制造业转到农业，因为大家都公认农业欢迎战时的高价。反之，战时需要的结束，把之前用于战争的大量资源（包括人力）释放到和平时期的市场，而这通常会带来更为紧张的重新调整问题。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1814～1818年间，英国军队裁减了约15万人，也就是说其裁减人数比当时曼彻斯特的总人口还要多，而小麦的价格从1813年每夸脱108.5先令，下降到1815年的64.2先令。事实上，如我们所知，战后调整时期是整个欧洲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之一，1816～1817年的农业严重歉收，使这种困难更为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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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应该提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因这场战争而发生的资源转移，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或延缓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显然，这个问题对身为经济两强并承受最沉重经济负担的法英来说，特别具有重要性。到了战争末期，法国的负担主要不是战争造成的，因为战争主要靠以战养战，他们向外国人强征人力、物力和钱款，牺牲的是其所征服的领土和所掠夺的人力物力。1805～1812年，意大利约有一半的税收都给了法国。这些收入或许无法完全满足战争需求，但至少明显减少了战争开支（实际数额和货币数额），否则开支会更惊人。对法国经济的真正破坏，源于大革命年代、内战和混乱，例如，下塞纳河畔（鲁昂）制造业产值，在1790～1795年间，从4 100万降到1 500万，其工人数由24.6万人降至8.6万人。此外还应加上因英国控制海洋而造成的海外商业损失。英国的负担不仅来自本国进行战争造成的花费，而且还包括对欧洲大陆盟国的惯常资助，其中有些资助竟是为了攻打法国以外的国家。战争期间，英国在金钱方面承担了比其他参战国大得多的沉重负担：它使英国花费了相当于法国三四倍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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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法国要比英国容易一些，因为毫无疑问，法国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若无这场革命和战争，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尽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曾有很大的发展，但仍无法弥补18世纪90年代的倒退和推进动力的丧失。对英国人来说，答案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因为他们的发展快如流星，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否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今天普遍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没那么重要，那些国家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发展缓慢不定，而其战争花费在数量上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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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直截了当的说法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为论据。即使以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人公开的经济战争为例，我们也不会认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来自战争本身或战争所带来的刺激，而是因为胜利，因为消除了竞争者而且夺取了新市场。这些战争在破坏商业、转移资源等方面的“代价”，是对照所获取的“利润”来衡量的，这表现在战后交战双方的实力消长之上。按这样的标准，1793～1815年战争所得到的补偿，显然是绰绰有余的。以稍稍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仍然是很快的）为代价，英国决定性地消灭了最危险的潜在竞争者，并在两代人的时间中，跃居为“世界工厂”。在每一种工业或商业指数上，英国都比1789年时更进一步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或许美国除外）。如果我们相信，暂时消灭它的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垄断航运和殖民地市场，是英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前提，那么获得这一点的代价并不算太高。就算我们辩称，没有1789年之后的长期战争，英国的领先地位仍足以确保它的经济霸权，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地说，保护这项霸权不必再受到法国的政治、经济的威胁，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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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五章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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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目前的协调一致，是其对付在每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唯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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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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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俄国沙皇是当今唯一能够立即进行大战的君主。他掌握着当今欧洲唯一能够调用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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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茨，18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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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中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战胜的旧政权面临着尤为困难而危急的缔造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问题。它们必须清理二十多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此外，对所有明智的政治家显而易见的是，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几乎意味着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旧政权的毁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维多利亚女王聪明但略嫌讨厌的舅父）在讲述稍后的一次危机时说：“在欧洲充满社会弊端的现状下，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其影响将会是空前的。这样一场战争……必定会带来一场原则性的冲突，我认为这样一场冲突，将改变欧洲的形式并推翻它的整体结构。”国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聪明，也不比以前更爱好和平，但是他们无疑会比以前更加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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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全面战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成就相当不凡。从拿破仑失败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间，欧洲实际上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在战场上发生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的任何冲突。的确，除克里米亚战争外，在1815～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牵涉到两个以上的大国。20世纪的人民应当可以体认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当时国际舞台的不平静以及冲突诱因的层出不穷，更让这样的成就令人难以忘怀。革命运动（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得来不易的国际稳定：在19世纪20年代的南欧、巴尔干半岛和拉丁美洲，1830年以后的西欧（尤其是比利时），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欧。而内有分崩瓦解的危机，外有强国——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国——觊觎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使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成为一个持久的危机根源：19世纪20年代爆发于希腊，19世纪30年代引燃于埃及。尽管它在1839～1841年一场特别尖锐的冲突后，暂时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样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英、俄两国为了近东和亚洲两大帝国间的未被征服土地而关系交恶。法国则十分不甘于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过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陷阱和旋涡，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艰难的水道上，并没有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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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外交的基本任务上，即避免全面战争上，有着如此显著的失败，因而，我们倾向于用他们的直接后继者不曾感知的敬重，来回顾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间主管法国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国外交家的典范。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坎宁（George Canning）和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们分别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党（Tory）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更已成为令人仰叹缅怀的外交巨人。从拿破仑战败便出任奥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今天通常不会只被当作是一个反对改革的强硬敌手，而更常被视为一个维持稳定的明智之士，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说明在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统治下的俄国外交家有什么建树。这个时期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的普鲁士外交大臣，则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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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的赞誉是合理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安排，绝不比任何其他决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即反革命）的目标来看，这种安排既现实又合理。他们不曾试图将全面胜利加诸法国身上，以挑起法国人投入一场新的雅各宾主义。战败国的边界得到了比1789年还要好的保护，战争赔款并不太高，外国军队占领极为短暂，而到1818年，法国再次被承认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组织的正式成员。（若非1815年拿破仑失败的复辟举动，这些条款甚至会更为温和。）波旁家族复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必须向其臣民的危险精神做出让步。大革命的重大变革被接受承认，而且那个富有煽动性的宪法机制，也在复辟专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赐予”的一个宪章幌子下——尽管自然极为有限——留给了他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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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图的重画，既没有考虑各国人民的愿望，也没有顾及曾被法国人在不同时候赶下台的王公权利，但却相当关注从战争中崛起的五大列强的平衡：它们分别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数。英国对欧洲大陆没有领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护在航海和商业上的一些重要据点。于是，它保留了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和赫里戈兰岛（Heligoland），密切注视西西里，而且显然从丹麦将挪威移交给瑞典，以及荷兰、比利时（前奥属尼德兰）的结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罗的海入口控制在单一国家之手，后者则把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置于一个无害但又足够强大的国家手中，特别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垒屏障下，能够抵抗法国对比利时众所周知的胃口。这两项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时人欢迎，尤其是后者，只能勉强延续到1830年革命。经过法英之间的一些摩擦之后，比利时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立小国，而其亲王则由英国选定。当然，在欧洲之外，英国的领土野心便大得多了。尽管英国海军对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么地方是否实际在英国旗帜之下，基本上无关紧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几个扮演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分界线的混乱弱国之外。但是英俄间的这种对立，对1814～1815年必须重新安排的地区，几乎不具影响。对欧洲，英国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国变得过于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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