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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数学不谈，唯一可以期望的是，汲取自社会变革中的思想模式，能够吸引可以应用类似模式的那些领域里的科学家。例如，将动力学的进化概念引进迄今仍是静态的概念之中。这种情形或可直接发生，或需要借由其他学科做中介。在历史学和大多数近代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类比概念，而于19世纪20年代为人所引用。查尔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资本主义竞争（“生存竞争”）模式中，类比推演出他的“物竞天择”机制。地理学中的灾变理论之所以在1790～1830年间广为流行，多少也可归因于那一代人对猛烈不安的社会骚动的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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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最具社会科学特征的学科之外，过分强调这种外在影响，则是不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思想界是独立存在的：无论过去或现在，思想界的运动都与外在世界踩着同样的历史波长前进，但却不只是外在世界的回声。因此，例如地理学的灾变论也多少该归因于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对上帝主宰万物和全能的坚信。这类理论基本上是新教科学家所独有的。如果说科学领域中的发展类似于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话，那也不是由于每一种发展都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与经济或政治的发展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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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联系却是难以否认的。本书所论时期普遍思潮的主流，的确在科学的专门领域里激起反响，正是这种反响使我们能够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或在科学、艺术两者和政治社会观念之间，确立一种对应的关系。正是这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存在于科学之中，并且，如我们已见的那样，各自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适应于人类社会。把古典主义（或者，用知识分子的术语来说，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机械论的牛顿宇宙说）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环境，把浪漫主义（或者，用知识分子的术语来说，所谓的“自然哲学”）等同于它的对手，显然是过于简单化，1830年之后，这类对应已告崩溃。不过，它倒代表了真理的某一方面。直到诸如近代社会主义之类的理论兴起之时，革命思想已在过去的理性主义时代扎下了根，诸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这类学科，都是与英、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肩发展的。例如，共和二年的平民革命者就是受到卢梭而不是伏尔泰的鼓舞；他们怀疑拉瓦锡（他们处决了他）和拉普拉斯，不仅是由于这两个人与旧制度的关联，而且也与诗人布莱克痛斥牛顿的类似原因有关。（对牛顿学说的怀疑并没有扩展到具有明显的经济和军事价值的应用研究中）反之，“自然史”却是与平民革命者相契合的，因为它代表了通向真实而未被破坏的自然的自发性道路。解散了法兰西学院的雅各宾专政，在植物园设立了不下于12个研究职位。同样，在古典自由主义薄弱的德意志（参见第十三章），与古典意识形态对立的科学意识形态却非常流行。这就是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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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低估自然哲学，因为它与我们已确立为科学的那些东西具有强烈冲突。它是思辨和直观的。它企图表现世界精神或者生命，表现所有事物之间的神秘合一，以及表现其他许许多多不容进行精确定量测量的事物。的确，它根本就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牛顿，有时也是对理性本身的反叛。伟大的歌德白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试图否定牛顿的光学，而其理由只不过是，他不喜欢一种不能以光明与黑暗原理的交互作用来解释颜色的理论。这种反常现象在综合工科学校只能引起令人痛苦的惊叹。令人不解的是，在神秘紊乱的开普勒（Kepler）和明晰完美的牛顿《数学原理》之间，德意志人竟执著地偏爱前者。促使奥肯（Lorenz Oken）写出下面这段文字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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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行动或生命存在于无止境的展现之中，存在于对统一性和二元性的无尽沉思之中，存在于无止境的自行分裂而又不断合一的过程中……对立性是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第一种力量……因果法则是对立性的法则。因果关系是一种相生的行动。对立性植根于世界的第一个运动之中……因此，在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着两种过程，一种是个体化和生命化，另一种则是普遍化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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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什么？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以此类术语写作的黑格尔的茫然不解，正是18世纪理性主义者回答这种修辞学问题的极佳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坦承他们从自然哲学那里得到的益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对自然哲学以及与牛顿对立的开普勒的有力辩护），他们警告我们，不能把自然哲学看作陈词滥调。重点在于，它正在发挥作用。它不仅产生了科学的推动力——奥肯建立了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者协会”，并且激励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而且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生物学中的细胞理论、形态学、胚胎学、语言学的大部分，以及在所有科学学科中的大量历史和进化因素，最初都受到了“浪漫主义”的推动。大家公认，甚至在被其选定的生物学领域中，“浪漫主义”实际上也不得不由近代生理学奠基人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冷静古典主义加以补充。然而在另一方面，甚至在仍然是“古典主义”堡垒的物理化学之中，自然哲学家对于电和磁这类神秘学科的思考，也仍然带来了进展。谢林忧郁的弟子、哥本哈根的奥斯特，于1820年展示电流的磁效应时，寻找到电和磁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这两种科学方法已经交融。不过，它们从未完全混为一体，甚至在马克思身上也是如此。马克思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其思想的综合源头。总的说来，“浪漫主义”的方法在对新观念和新突破发挥了促进作用之后，便再次脱离科学。不过，在本书所论时期，它是不能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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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促进因素，它不应被忽视，那么，对于研究思想和观念的史家来说，它就更不能被忽视了。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荒诞虚假的观念也是事实，也具有历史力量。我们不能把一个捕获了或影响了像歌德、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这样聪明绝顶的天才的运动一笔勾销。我们只能尝试去理解何以“古典的”18世纪英法世界观，会令人有这么深的不满足感。这种世界在科学和社会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在双元革命时期，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也变得益趋明显。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进而寻求（常常是通过直觉而不是分析）能用以勾画出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世界图像的术语，事实上并不是在建构世界。自然哲学家所表达出的那种互相联系、进化辩证的宇宙幻象，既不能当作证据，甚至称不上是适当的系统阐述。但是，它们反映了真正的问题，甚至是自然科学中的真正问题；同时，它们也预见了科学领域的变革与扩张，正是那些变革与扩张，建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宇宙。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双元革命的冲击，这场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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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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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与无产阶级是近代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化脓性溃疡。它们能治愈吗？共产主义医生提议彻底摧毁现存的生命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这些人获取行动的权力的话，将会出现一场并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革命，一场反对一切财产的战争，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现象将依序被新生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吗？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呢？谁将揭开未来的面纱？俄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句俄国古谚说：“我坐在岸边，以待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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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的研究》，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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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从考察1789年的世界开始本书的。让我们以扫视一下约50年后那个史无前例的、最革命性的半个世纪结束时的世界，来结束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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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这个讲求计算的时代里，人们企图借着统计数字记录已知世界的所有事情，众多的新统计简报［约有50个这种类型的主要简报在1800～1848年之间发表，这还不包括政府的统计（人口普查、官方调查等等）或充满了统计表格的众多新专业性或经济学性杂志］能够公正地总结说，每一个可量度的数据都比之前的任何时期更大（或更小）。已知的、画在地图上的，而且彼此之间互有联系的世界面积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来得大，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更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多，在某些地区，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预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加。工业生产达到了天文数字：19世纪40年代，大约挖掘了6.4亿吨的煤。只有更为反常的国际贸易超越了工业生产的天文数字。国际贸易自1780年以来已增加了3倍，其贸易额达到约8亿英镑，如果用比不上英镑那样稳定的货币单位来计算的话，数字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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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科学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知识从来没有这般广泛传播。4 000种以上的报纸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讯息，每年光是在英国、法国、德意志和美国出版的书籍种类就达五位数之多。人类每一年的发明都在攀登更为令人炫目的高峰。当称作煤气厂的巨大实验室，通过没有尽头的地下管道将煤气输送出来，开始照亮工厂（博尔顿和瓦特于1798年开始生产煤气灯，曼彻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纺厂自1805年起长期使用1 000个煤气灯头），紧接着照亮欧洲的一座座城市（伦敦自1807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远的悉尼也在1841年被煤气灯照亮）之时，与这一成就比较起来，阿尔冈灯（Argand lamp，1782～1784年）——它是自油灯和蜡烛发明以来第一个重大进步——在人工照明方面几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时，电弧光灯也已开始为人所知。伦敦的惠斯顿（Wheatstone）教授已计划用海底电报线联系英、法两国。才一年的时间（1845年），就已有4 800万乘客搭乘过英国的铁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着大不列颠3 000英里（1846年，1850年前夕沿延到超过6 000余英里）长的铁路奔驰。在美国则有9 000英里长的铁路。定期的汽船航线早已将欧洲和美洲、欧洲和印度群岛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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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些成就都有其阴暗面，尽管无法轻易从统计表格中归纳出来。人们如何以计量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曾居住过的最丑陋环境，例如曼彻斯特后街曾经历过的邪恶腐臭与满天废气；或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最悲惨的世界，它将空前数量的男女赶出家园，使他们失去生命。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原谅19世纪50年代进步旗手们的信心和决心：“商业可以自由地进行，一手引导文明，一手引导和平，以使人类更加幸福，更加聪慧，更加美好。”帕默斯顿勋爵即使在最暗淡的1842年，仍继续发表这种乐观的言论：“先生，这是上帝的安排。”无人能否认，当时存在着最令人震惊的贫困。许多人认为，贫困甚至在加剧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业和科学成就的空前标准来衡量，即使是最悲观的理性观察者仍能坚持说，在物质方面，它比过去任何时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还糟吗？他不能说劳动贫民的物质情况比不上黑暗的过去，有时比记忆犹新的一些时期还要差，这已是足够严厉的谴责了。进步的捍卫者试图以下述论点来抵挡攻击：这不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旧的封建主义、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业之路上仍然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与此相反，新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正是由该制度的运作造成的。不过，两方都同意，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痛苦。一些人认为，它们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不过，双方都正确地相信，随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强，人类生活也将迎向物质改善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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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却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节制、有保留的评述。世界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显示的那样。奴隶也相对减少，因为1815年正式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殖民地实际存在的奴隶制度已于1834年废止；已获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被禁止。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除一些非英国人统治的地区外，现在都成为法律上的自由农业区之时，奴隶的数量却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这两大残存据点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受到工商业快速进步的刺激，任何有关货物和人力的限制都会遭到工商业的反对，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隶贸易更为有利可图。1795年，在美国南部一个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大概叫价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涨至1 800美元；而美国的奴隶数量则从1790年的70万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万人，以及1850年的320万人。他们仍然来自非洲，但是在拥有奴隶的地区，亦即在美国边境州里，奴隶出售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被卖往迅速扩展的棉花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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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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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尽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卢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尽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 000万到1 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Paul，1762～1801）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扩展使男性农奴人数从约380万增加到1811年的1 400万。］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在俄国的情况更糟，1826～1834年间曾爆发了148次农奴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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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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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 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这类估计是主观的，不过，假定每一个可划归中产阶级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万名女性“一般家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中产阶级最大户数的数字。大约5万名厨师，“女管家和女仆的数量约与此相同”，则提供了最小的数目）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是，年收入5 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 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 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雇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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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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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世纪4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不过无论如何，改变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乐观的（或悲观的）观察家在1800年时所预期的。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仍是一个帝国；另有一个国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间，曾在伊图尔比德将军（奥古斯丁一世）统治下，试用过帝国的名称。的确，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王国，可以被形容为君主立宪国家，但是除了集中于大西洋东岸的这类国家之外，专制君王仍在各处占有绝对优势。的确，到了19世纪40年代，革命孕育出一些新国家：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以及拉丁美洲诸国。虽然比利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其追随法国这个伟大邻居的脚步所致，大约1/3的煤和主要的生铁都出口到了法国），但是因革命建国的政权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国。美国享有两项巨大的有利条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够或的确想要阻止其越过广大内陆而向太平洋沿岸扩张的强邻或敌手——法国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事实上已卖给美国一块相当于美国当时面积的土地；二是其经济发展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飞跃。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项有利条件，这个从葡萄牙手中和平分离出来的国家，避免了长达一代人的革命战争所带给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分裂命运；不过，它的资源和财富实际上依然未得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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