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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的一部分“东西”是珍宝与战利品—既有掠夺来的，也有从商人处购买的。他们的另一部分“东西”则是带回蒙古的工匠。方济各会士、法国国王路易四世的非官方使者鲁布鲁克曾在哈剌和林见到了许多中国工匠。他观察到，工匠们用银或实物交税，传承着其父辈的手艺。17鲁布鲁克抵达哈剌和林是在 1253 年，因此这些工匠应该是哈剌和林的第二代居民，第一代居民可能是窝阔台在 13 世纪 30 年代初期征服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后带回的。鲁布鲁克暗示，第二代人都继承了其父辈的职业，但并不只是遵循传统，而是蒙古法令使然，尽管父子相承在中世纪较为常见。18在蒙古的生产中心，工匠们必须子承父业，而无缘像帝国之外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从事其他工作。如此一来，蒙古人便可确保获得自己所需的货物。由于蒙古的征服，许多工匠被带到了蒙古草原，可以说成了蒙古人军事工业中的一分子，为其制造武器和甲胄。其他工匠则制造奢侈品，例如纳失失，这是蒙古贵族珍爱的一种织金锦，常常作为荣耀的象征被送给客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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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剌和林本身是一座有计划、有组织的城市。据鲁布鲁克记载，在天降大雪时，蒙古政府会安排人员除雪。20不过，它显然不是一座大城市。鲁布鲁克注意到，如果排除了汗的宫殿，那么这座城市比圣丹尼斯还要小，而后者只是巴黎郊区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村庄。21鲁布鲁克的印象可能不深，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哈剌和林虽然位于蒙古草原，但其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它是一座真正的多语言城市。除了宫殿和皇家仓库，这座城市还拥有两个主商业区。一个由前面提到的中国工匠经营，另一个则是市场，靠近宫殿，由穆斯林商人主导，不过其他商人与使节也在此聚集。市场上有奢侈品和平常货物，但是不卖食物。人们可以在东门附近购买小米和其他谷物（当有货的时候）；南门是牛市和车市，大概是因为其面向中原；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北门卖马。有趣的是，没有人提到骆驼市场，也许因为它们的价格总是马的三倍。此外还有官府建筑，为大臣与书记官所居之处。这座城市中也有 12 座“异教”庙宇，可能包括佛道寺观。鲁布鲁克也注意到两座清真寺和一座景教教堂。哈剌和林是传教活动的温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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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剌和林作为商业中心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窝阔台的政策。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城中建造了货仓，存放金锭、银锭、缎子等各种奢侈品；也建造了谷仓，存放作为赋税征收而来的谷物。他也颁布法令，挑选卫士及仓库负责人。也许，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我们必须记住，窝阔台是在建造一座存放财货的固定基地。尽管游牧社会总是在寻求财货，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带着它们移动，如此大的数量鲜见寻获，更不用说长期保存了。窝阔台意识到，蒙古汗廷所得的大量财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管理，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他也从每个千户中选人，大概这样就不会有某个群体垄断职位并从中渔利，于是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代表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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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还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以促进商业发展。他在包括戈壁沙漠（蒙古语中称为“chöl”）在内的许多地区建设了有砖墙的水井，这样一来动物就不会掉进井中污染井水。24戈壁长期以来阻碍了蒙古与华北之间的贸易，但窝阔台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众和牲畜，也是为了确保一旦有需要他就能向华北派兵。无论如何，水井使商路变得大为易行，无疑鼓励了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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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创立的另一项制度是驿站。成吉思汗可能已经建立了驿站的雏形，但窝阔台将其扩展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并创造了维持其效率的方法。25每个驿站中有 24 位养马者。其效率应部分归因于窝阔台下令签发 1,000 户为站赤（负责管理驿站和保养驿马）、仓库官和谷仓官，以提供给养以及车、牛和马。26最后，他扩大了巡逻队，例行巡视主干驿道，不仅保障路途的安全，也向汗报告商队将会带来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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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窝阔台首先须将商队吸引到哈剌和林。为此，他有一个简单的计划—他打开了诸仓库的大门。据供职于蒙古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这有着引蛾扑火一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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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机者和寻求一官半职的人，都在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后归去，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满足，所得倍于其所求。多少穷人富裕起来，多少贫民发财变富！每个微不足道的人都变成了显要人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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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费尼关于窝阔台的过度慷慨的大量记载，须以志费尼的生平为滤镜来观察。志费尼是一名穆斯林，他的祖国已经被蒙古征服并统治。尽管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得到了蒙古人的任用，但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事实，即蒙古人是异教徒，而“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统治地区）正在迅速地缩减。在 13 世纪，几位穆斯林思想家做出的辩解是，尽管理想的状况是由一位公正的穆斯林国王施行统治，但是信奉任一宗教的公正统治者也比暴君要好。所以，当几乎所有人都说窝阔台的性格慷慨而善良时，这表明窝阔台确实是一位公正的统治者。志费尼所举的事例也为窝阔台在商业方面的兴趣提供了有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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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令窝阔台的官员们大为惊愕的是，他不停地为遇到的任何商品支付高额的金钱。一次，一名箭匠遭遇难关并欠了债。他向窝阔台售卖他的箭，以终结自己 70 巴里失的债务。作为回报，他会每年供给窝阔台 10,000 支箭。窝阔台给了他 100 巴里失。窝阔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慷慨，也订立了一个约定，以供给蒙古人更多的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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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费尼也记录了关于窝阔台的慷慨和商业智慧的其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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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登上汗位，而且他的仁爱与乐施之名传遍天下时，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的宫阙，而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不论好坏，他都会下令一律全价收买。而且往往都不会看上一眼，也不会询问价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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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谏臣们当然试图阻止他过度花费，但是无济于事。30即使他们支付了公平甚至超出公平的总价，如果少于窝阔台所认定的合适数目，他就会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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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的行为看起来可能十分愚蠢和矛盾（与成吉思汗很不相像），但他仍具有某种才智。窝阔台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毕竟，如果连他的父亲在寻求长生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又怎么会成功呢？但他的过度花费为哈剌和林带来了国际性的商业。当商人们知道，不论他们带来什么，都会在确定运输费用后被支付两倍的价钱时，哪个商人能不动心？窝阔台的才智不仅表现在创造了帝国内部贸易的组织构造，也表现在使哈剌和林成为贸易的焦点。31在他死后很久，即使当更加务实的人物登上汗位，赏赐数目也变得较为理性时，商人们仍不断聚集到这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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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脱、过渡期与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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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的计划变成了现实，但出现了一些不可预计的后果。随着帝国的成长，商人对于汗廷的影响也在增长，特别是那些主导了陆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一些人来到蒙古寻求投资，另一些人则只是来售卖商品。商人们通常与蒙古贵族结成合伙关系，被称为“斡脱”，从而享有官方赞助，并拥有稳定的投资人，使双方都能获利。许多蒙古哈敦例行将她们的私产投入商业贸易中。而且，在窝阔台时期允许商人使用驿站，只要他们不妨碍军事与行政交通即可。窝阔台的继承者贵由（1246—1248 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例行以高于物价 10% 或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32贵由的妻子、监国皇后斡兀立海迷失（1248—1251 年摄政）也钟爱商人，乃至变成商人的诸王。商人们聚集到蒙古的都城中，但这最终导致了腐败，对官僚制度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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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腐败最早出现于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摄政时期（1242—1246）。在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期，由于许多商人通过购买官职以及监国推行的包税制进入官僚系统，从而加剧了腐败。蒙古哈敦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斡脱的投资人，到 13 世纪 40 年代，斡脱的数量激增，斡脱商人被颁给“牌子”，凭之可以使用驿站，因此导致驿站的交通往来激增。牌子的增加为站户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负担，腐败也更加猖獗。商人们不仅能在驿站中停留和休息，还能像皇家使臣和诸王一样使用驿站中的服务，包括征募给养和牲畜，并由站户承担所有随从人员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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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许多驿站附近的牧民或是破产，或是逃走。在驿路经过的农耕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农民为了躲避斡脱商人的繁重需索，荒弃了农村和农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斡兀立海迷失对于行政事务的粗疏管理。尽管她沿用了脱列哥那的做法，加大商业投入并售卖官职，但是她并没有控制牌子的发放。成吉思汗系诸王缺乏规范，普遍忽视国事，因此也向斡脱商人大幅投资。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为斡脱商人，以求增加财富。33因此，大小诸王（aqa 与 ini）也在发放非常重要的牌子。驿站文书规范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交通系统的崩溃，而正是这个系统将一个从日本海绵延至里海的大帝国联结在了一起。此外，由于政治权力不可逆转地分散化，诸王纷纷派出自己的使臣（额勒赤），以颁布和施行法令（札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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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蒙古的第四任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恢复了秩序，消除了腐败的商业行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试图消灭斡脱商人及其与蒙古诸王的合作关系，而仅仅是管束他们，使之不得侵害国家的利益和制度。他首先收回了所有的牌子，禁止其他诸王颁布法令，并废除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所有牌子。然后，禁止诸王“不经由朝廷便干预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事务”。34蒙哥汗有效地减少了大小诸王对国家经济利益的侵害。他收回了前几任汗颁发的牌子，并规定只有朝廷才能颁发牌子，使帝国重新控制了驿站的使用与管理。据波斯史学家、官员志费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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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诏禁止把牌子发给商人，由此可以将他们和那些底万（diwan，长官）的公务区别开来。商人使用驿马极不合理，因此百姓将通过这条法令而免受骚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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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人们失去了帝国驿站的通行证，无法再使用驿马，也不能再向站赤和站户索要服务。此外，蒙哥汗还剥夺了商人此前所获得的免税权，将他们录入税簿，让他们像帝国的其他臣民一样缴纳赋税。36蒙哥汗用这样的方法结束了政权过渡期出现的商业管制大幅失控的状况，也结束了这种状况对帝国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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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了地方上的腐败问题之后，蒙哥汗便开始处理斡脱造成的中央官僚机构的腐败。他命令使臣不得离开驿路，若无相关事务不得进入沿途城镇和村庄。他还削减了驿站祗应的数量，从而减轻了农牧民站户的负担。斡脱商人在使用驿站时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虽然不再持有牌子，但仍然沿着驿路行商，因为驿路上有驿马且受蒙古人保护，所以仍然是最佳的商业路线。不过，挥霍宴饮、强征牲畜的日子已不再有了。他们如果在驿站或村庄停留，就必须支付牲畜、给养和住宿的费用。与此同时，蒙哥汗仍承认斡脱商人与政府签订的契约，向他们偿还债款。因此，此前斡脱商人以损害帝国臣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不受制约的影响力与繁荣，而蒙哥汗对于商路和成吉思汗系诸王贪欲的管制，则带来了帝国的全面繁荣。蒙哥汗的财政改革为这个正在扩张的帝国带来了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使帝国随着他的征服战争进一步成长。他的改革虽然使帝国的资源免于被滥用，但并未妨碍贸易，甚至有可能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因为改革限制了斡脱商人的权力，使其他商人也能参与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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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分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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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死后，蒙古帝国逐渐分裂为四大汗国。尽管它们在理论上仍是一个整体，共同承认同一位大汗，即帝国东亚部分包括蒙古草原在内地区的统治者，但事实上，四大汗国已无可挽回地加速独立。不过，这些独立的汗国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结。最基本的方式是战争，因为无论何时，这些新的汗国总是与至少一个相邻的汗国长期交战。第二种方式是贸易。尽管存在频繁的战事，但蒙古治世在很大程度上仍能维持，因为黄金家族的诸分支仍然从帝国各地征收赋税。即使在察合台汗国与元朝交战时，察合台系诸王仍能得到收入，同时也向蒙元汗廷缴纳费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并非不可能。将帝国松散的各部分联系到一起的是驿站。驿站仍在运行，商人们仍然使用驿路，因为他们知道，这依然是最快捷和最有效的商业路线。不过，汗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改变驿站交通路线，马可·波罗一家就恰好遇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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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 60 年代初，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Nicolo）与叔叔马菲奥（Maffeo）从黑海来到忽必烈的汗廷。然而这次旅行的出现，应归因于朮赤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与中东的伊利汗国统治者旭烈兀之间的战争阻断了他们回威尼斯的路。战争在高加索山脉两侧来回拉锯，从伏尔加河上游城市不里阿耳到下游城市萨莱之间的道路很不安全。波罗一家曾在萨莱与别儿哥有商业往来，因此他们决定不再西返，而是向东经商。他们随后抵达了中亚。他们在不花剌遇到了旭烈兀派往忽必烈汗廷的一名使臣，他们遂成为他的随员，并被安全地护送至忽必烈面前。37事实上，战争不止一次地改变了波罗一家的旅行计划。为忽必烈服务了 17 年之后，当波罗一家想要返回意大利时，中亚的战争迫使他们改走海路。他们又一次与政府官员同行，这一次的官员是要护送忽必烈汗廷的一位公主前往伊利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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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在元帝国担任了政府官员，但并没有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担任过总督，尽管如此，他的旅行仍透露出蒙古帝国贸易的许多状况。当然，他的观点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兴趣和他对蒙古人关注点的解释，而不一定能反映出忽必烈对外政策的真正意图，也不一定能反映出忽必烈的全部意图。不过，当马可·波罗讨论忽必烈意图征服的地区时，他列出了这些地区所拥有的商品与财富。如果无甚可列的话，他就会注意到征服带来的商业与经济利益。不仅如此，有的征服意图就是由商业利益驱使的。1274 年，忽必烈首次征讨日本（至少是征讨日本的博多城），便是想要切断宋朝与那里的贸易联系，夺走宋朝从日本贸易中获得的税收。考虑到宋朝借助从博多贸易中所得的资金来抵抗蒙古入侵，忽必烈将其除去确是明智之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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