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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也部分地刺激了元朝向东南亚和爪哇的扩张。其部分目的是想恢复朝贡，此前那里曾向宋朝朝贡，如今忽必烈想要接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朝贡看作“保护费”或者对恩庇-侍从关系的承认。几百年来，朝贡行为中不仅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有贸易协商，而且外交使节实际上也从事商业贸易。朝贡关系常常只是以外交为表，真正强调的则是贸易关系的正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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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指出，忽必烈汗听说了占婆（今越南中部）的财富，便被贪欲所吞噬。1281 年，蒙古征服了占婆，但只统治了很短的时间，蒙古人索取大象和珍稀木材为贡品。39而且，宋朝曾与占婆和爪哇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忽必烈迫使它们承认蒙古的统治和权力，试图强制性地恢复贸易关系。马可·波罗提到的商品包括檀木这样的珍稀木材以及药物与香料，表明他十分关注商业机遇。考虑到蒙古长期以来强调对贸易的保护与鼓励，蒙古人很可能也将他们的入侵视为对资源的保障，或者是开启贸易的“炮舰外交”。无论如何，侵略带来的恐惧可能难以消弭，但他们的贸易并没有停歇。401976 年，在韩国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 14 世纪初的沉船，这艘船由足利幕府和京都的东福寺投资，在驶往日本的途中沉没。船上载有 2,000 件瓷器和重达 28 吨的铜钱，显示出蒙古帝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并不是小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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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忽必烈的跨海征服失败了，但来自蒙古帝国的船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线上纵横驰骋。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想要登上这些船从印度前往中国，而马可·波罗则乘这些船从中国到了印度。贸易是官方行为，伴随着外交活动，伊本·白图泰便遇到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68 年在位）派出的 15 名外交使臣。当然，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交换的礼物不仅包括各个国家的奢侈品，也有奴隶、舞者、歌者等。中国货船将印度商品运回蒙古帝国，途中在多地停留。商品中包括马剌八儿41的胡椒—马剌八儿是元朝与印度之间直接贸易的西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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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船回到了中国南方像广州这样的大型贸易城市。尽管贸易是在中国商船上进行的，但大多数商人并不是汉人，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包括信教的汉人以及迁居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因此，当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时，他不仅见到了穆斯林，也见到了建有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法院的完整的穆斯林聚居区。这些设施是前文所讨论的斡脱系统的一部分。1368 年元朝灭亡之后，斡脱系统几乎崩溃，穆斯林聚居区的规模和影响力都缩小了，这部分是由于明朝实行排外政策，而偏爱非汉人的蒙元时代已经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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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帝国分裂成四大汗国且互相交战，但是在 14 世纪，它仍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从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中便可以看出。这位摩洛哥学者的行程穿越了全部四个汗国，并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尽管他的记录并不总是详尽的，但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足够的材料，来一窥 14 世纪的商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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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朮赤汗国的了解较少，但我们知道它位于一些贸易路线的联结点上。除了它与中亚和中东的贸易路线，北部的路线将它与波罗的海贸易以及西伯利亚和北极圈的毛皮贸易联结了起来。从金帐汗国过境的商业财富是难以估算的，但如果伊本·白图泰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克里米亚港口卡法（当时是热那亚商人的聚居地）中的 200 艘船数量可谓极大。43除了丝绸、香料这样的常见奢侈品，意大利商人也倒卖来自朮赤汗国各地的琥珀、毛皮、木材、谷物和奴隶。他们将黑海的商品运到中东、北非和意大利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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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黑海的诸港口城市成了主要的贸易中心。月即别汗的都城新萨莱（约建成于 1330 年）曾是一座繁荣的商贸中心，直到中亚征服者跛子帖木儿将其摧毁，部分原因是为了重新规划通往他的首都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新萨莱是一个交汇点，商人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带来了谷物、毛皮、木材和奴隶，自东向西带来了丝绸、香料与其他奢侈品。朮赤汗国出产的马从新萨莱和乌尔根齐被贩运到印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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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南北的贸易也不能轻视。考古材料证明，罗斯王公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以银和琥珀支付。45朮赤系统治者的贸易便扩张出了他们的帝国。波罗的海一带（特别是汉萨同盟）的商人们通过诺夫哥罗德，与朮赤汗国的其他商人做生意。蒙古帝国的举动能够影响到像英格兰这样遥远的地方。例如，蒙古人入侵欧洲时，伦敦的鱼市崩溃了，因为波罗的海的商人们不再前来买鱼，而是在他们自己的港口观望，一旦蒙古人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将惊惶的市民撤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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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由于被破坏而成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地方城市，而由于伊利汗廷建立在了大不里士47，这座城市遂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此外，它也带走了巴格达的生意，使巴格达的复兴变得更加困难。大不里士同时联结起中东、地中海、中亚和印度洋的商路。甚至伊本·白图泰也说，从商品的种类和选择上而言，大不里士的巴扎（bazaar）是世界上最好的市场之一。48这座都城中不仅居住着穆斯林商人，也有热那亚、威尼斯和其他欧洲人活动，它成了欧洲人在亚洲内部的第一个商贸聚居地。此前，意大利人的贸易中心仅限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这些商人也并不总是只与中间商进行贸易。1320 年，伊利汗不赛因与威尼斯签署了商业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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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通过商业为大不里士带来了财富，同时它也是都城，从而成为一个拥有 20 万人口的大都会。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一直在持续扩张。合赞汗在其统治时期规划了新的郊区，包含清真寺、经学院、合赞纪念堂和大量官员住宅。大不里士成为伊利汗活动的中心，以至于完者都汗迁都孙丹尼牙后，也并没有动摇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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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以外的地区也从贸易中获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有些人可能更希望避免受到蒙古的影响，比如那些逃难的工匠、商贾和其他人等。开罗因其作为马穆鲁克帝国的首都而获益，也因其作为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贸易枢纽而繁荣。1299 年至 1300 年间，伊利汗国侵略叙利亚时洗劫了大马士革，从而导致其衰落，开罗遂继起成为贸易中心。大批工匠、商贾和其他人等逃到开罗避难，他们带来的才能、技术与财富，帮助开罗转变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具国际性的文化中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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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仇恨的消解，大马士革迅速复兴，恢复了其枢纽地位，联结起安纳托利亚、黑海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绿洲地带，也联结起黎凡特与波斯甚至印度。在整个马穆鲁克统治时期，由于合赞汗进攻前的马穆鲁克-伊利汗国战争，作为马穆鲁克国叙利亚省首府的大马士革也十分繁荣。尽管大马士革在历史上是叙利亚人活动的中心，但经历了中东两大帝国之间近 50 年的战争和紧张关系，它成了一座辉煌的城市，在贸易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仅次于开罗，而在教育方面可能还超过开罗。马穆鲁克苏丹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的和平，也使中国商品重返中东。尽管红海航路上的贸易从未真正中断，但由于没有了陆上商队，确实受到了很大限制，而蒙古治世确确实实让商品价格恢复到了人们相对负担得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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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总是富有魅力的，中国对蒙古帝国其他地域的经济也造成了影响。在乞合都汗统治时期，伊利汗国发行了纸钞。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使用花花绿绿的纸币，但中世纪的波斯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激进的概念。尽管政府尽其所能地强制推行纸钞，但遭到了巴扎中商人的全面抵制，经济遂陷入停滞。使用非金银通货而以金银为本位，这种概念仅限于蒙古帝国之内。在德里苏丹摩诃末·秃忽鲁（Muhammad Tughluq）统治时期，由于印度缺银，遂发行铜币，以金为本位，这显然是对纸币的效仿。尽管在中国以外推广纸币的使用（至少是暂时的）以及以国家为后盾的通货，这一切都是蒙古人的功劳，但他们也因在整个中国推广纸币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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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通货试验并不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东在货币方面经历的唯一变化。蒙古人确实回归了第纳尔和迪拉姆体系，但是与乞合都汗之前相比，这个体系已经不同了。伊斯兰世界传统的货币体系由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构成，分别基于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货币体系。50迪拉姆与第纳尔的兑换率根据时间和地域而各不相同。在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利汗国的金第纳尔被银第纳尔取代，1 银第纳尔相当于 6 银迪拉姆。51之所以侧重于银制货币，可能与伊利汗国易于获得安纳托利亚的银矿有关。52尽管伊利汗国不再有与元朝类似的纸钞，但是合赞汗的货币改革仍然与元朝的改革一致，10,000 银第纳尔（波斯语中称为“图曼”，即“tûmân”，源于蒙古语中的“tümen”，意思是“一万”）相当于中国的 1 两银子。正如博特·弗拉格纳（Bert G. Fragner）所说，回归第纳尔不仅是货币体系的转变，也是通过使用伊斯兰货币模式来显示伊利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性。53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伊朗，这个作为伊利汗国制度遗存的体系仍相当持久。尽管 1,000 第纳尔等于 1 里亚尔（rial），但是 10 里亚尔（即 10,000 第纳尔）仍然叫作 1 图曼。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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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伊朗的通货一样，蒙古人对贸易的重视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也不应被忽视。蒙古人不仅鼓励和推动贸易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扶植新产品和新商品。丝绸、香料和陶瓷早已输入欧洲，而蒙古帝国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贸易。在蒙古人提供的保护之下，商品变得更加便宜，也更加充足。即使到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商人在四大汗国经商和缴纳商税、关税，也比蒙古时代之前十多个政权并立时容易得多。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的商人及其他旅人的休息之处建起了大量旅店，相当于今天的卡车司机旅馆。尽管许多旅店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但是蒙古人又新建了很多，而且经常按照固定的间隔来建。不仅如此，蒙古人也设置了巡逻兵，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几乎全程维持治安。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其他新兴的王朝常常与欧洲的利益为敌，例如奥斯曼帝国常常与威尼斯交战；或者新兴的王朝相互为敌，例如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于是，商路崩溃了，或者至少是衰落了。安全性降低，成本提高，导致一些无畏的欧洲人开始寻找新商路。其中之一便是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他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和“大汗之国”。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哥伦布发现了或者说误打误撞地踏上了另一块大陆。考虑到元朝覆灭于 1368 年，而哥伦布于将近 130 年之后出航，他寻找的仍是“大汗之国”，说明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贫乏。不仅如此，哥伦布关于亚洲的知识基本上仍来自马可·波罗，他在 1498 年第三次航行时就随身带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可能是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仍未找到大汗。13 世纪时马可·波罗的旅行指南，到那时仍然起着福多尔（Fodor’s）系列旅游手册的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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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T. Allsen，‘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1200-1260’，Asia Major（1989），3rd ser.，II/2，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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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lda Ecsedy，‘Trade-and-W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rks and China’，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XXI（1968），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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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IN，1989），pp.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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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net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New York，1989），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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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eiden，2004），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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