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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通过商业为大不里士带来了财富，同时它也是都城，从而成为一个拥有 20 万人口的大都会。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一直在持续扩张。合赞汗在其统治时期规划了新的郊区，包含清真寺、经学院、合赞纪念堂和大量官员住宅。大不里士成为伊利汗活动的中心，以至于完者都汗迁都孙丹尼牙后，也并没有动摇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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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以外的地区也从贸易中获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有些人可能更希望避免受到蒙古的影响，比如那些逃难的工匠、商贾和其他人等。开罗因其作为马穆鲁克帝国的首都而获益，也因其作为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贸易枢纽而繁荣。1299 年至 1300 年间，伊利汗国侵略叙利亚时洗劫了大马士革，从而导致其衰落，开罗遂继起成为贸易中心。大批工匠、商贾和其他人等逃到开罗避难，他们带来的才能、技术与财富，帮助开罗转变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具国际性的文化中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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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仇恨的消解，大马士革迅速复兴，恢复了其枢纽地位，联结起安纳托利亚、黑海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绿洲地带，也联结起黎凡特与波斯甚至印度。在整个马穆鲁克统治时期，由于合赞汗进攻前的马穆鲁克-伊利汗国战争，作为马穆鲁克国叙利亚省首府的大马士革也十分繁荣。尽管大马士革在历史上是叙利亚人活动的中心，但经历了中东两大帝国之间近 50 年的战争和紧张关系，它成了一座辉煌的城市，在贸易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仅次于开罗，而在教育方面可能还超过开罗。马穆鲁克苏丹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的和平，也使中国商品重返中东。尽管红海航路上的贸易从未真正中断，但由于没有了陆上商队，确实受到了很大限制，而蒙古治世确确实实让商品价格恢复到了人们相对负担得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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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总是富有魅力的，中国对蒙古帝国其他地域的经济也造成了影响。在乞合都汗统治时期，伊利汗国发行了纸钞。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使用花花绿绿的纸币，但中世纪的波斯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激进的概念。尽管政府尽其所能地强制推行纸钞，但遭到了巴扎中商人的全面抵制，经济遂陷入停滞。使用非金银通货而以金银为本位，这种概念仅限于蒙古帝国之内。在德里苏丹摩诃末·秃忽鲁（Muhammad Tughluq）统治时期，由于印度缺银，遂发行铜币，以金为本位，这显然是对纸币的效仿。尽管在中国以外推广纸币的使用（至少是暂时的）以及以国家为后盾的通货，这一切都是蒙古人的功劳，但他们也因在整个中国推广纸币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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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通货试验并不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东在货币方面经历的唯一变化。蒙古人确实回归了第纳尔和迪拉姆体系，但是与乞合都汗之前相比，这个体系已经不同了。伊斯兰世界传统的货币体系由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构成，分别基于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货币体系。50迪拉姆与第纳尔的兑换率根据时间和地域而各不相同。在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利汗国的金第纳尔被银第纳尔取代，1 银第纳尔相当于 6 银迪拉姆。51之所以侧重于银制货币，可能与伊利汗国易于获得安纳托利亚的银矿有关。52尽管伊利汗国不再有与元朝类似的纸钞，但是合赞汗的货币改革仍然与元朝的改革一致，10,000 银第纳尔（波斯语中称为“图曼”，即“tûmân”，源于蒙古语中的“tümen”，意思是“一万”）相当于中国的 1 两银子。正如博特·弗拉格纳（Bert G. Fragner）所说，回归第纳尔不仅是货币体系的转变，也是通过使用伊斯兰货币模式来显示伊利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性。53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伊朗，这个作为伊利汗国制度遗存的体系仍相当持久。尽管 1,000 第纳尔等于 1 里亚尔（rial），但是 10 里亚尔（即 10,000 第纳尔）仍然叫作 1 图曼。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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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伊朗的通货一样，蒙古人对贸易的重视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也不应被忽视。蒙古人不仅鼓励和推动贸易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扶植新产品和新商品。丝绸、香料和陶瓷早已输入欧洲，而蒙古帝国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贸易。在蒙古人提供的保护之下，商品变得更加便宜，也更加充足。即使到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商人在四大汗国经商和缴纳商税、关税，也比蒙古时代之前十多个政权并立时容易得多。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的商人及其他旅人的休息之处建起了大量旅店，相当于今天的卡车司机旅馆。尽管许多旅店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但是蒙古人又新建了很多，而且经常按照固定的间隔来建。不仅如此，蒙古人也设置了巡逻兵，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几乎全程维持治安。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其他新兴的王朝常常与欧洲的利益为敌，例如奥斯曼帝国常常与威尼斯交战；或者新兴的王朝相互为敌，例如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于是，商路崩溃了，或者至少是衰落了。安全性降低，成本提高，导致一些无畏的欧洲人开始寻找新商路。其中之一便是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他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和“大汗之国”。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哥伦布发现了或者说误打误撞地踏上了另一块大陆。考虑到元朝覆灭于 1368 年，而哥伦布于将近 130 年之后出航，他寻找的仍是“大汗之国”，说明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贫乏。不仅如此，哥伦布关于亚洲的知识基本上仍来自马可·波罗，他在 1498 年第三次航行时就随身带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可能是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仍未找到大汗。13 世纪时马可·波罗的旅行指南，到那时仍然起着福多尔（Fodor’s）系列旅游手册的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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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T. Allsen，‘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1200-1260’，Asia Major（1989），3rd ser.，II/2，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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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lda Ecsedy，‘Trade-and-W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rks and China’，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XXI（1968），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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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IN，1989），pp.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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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net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New York，1989），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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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eiden，2004），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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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eiden，2004），p.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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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78；‘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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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pp. 59-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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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p. 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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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p. 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p. 79. 多数记载显示，讹答剌城长官伊纳勒朮拥有“Ghayir Khan”的封号，他之所以屠杀商队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间谍。但志费尼认为，他可能是为了捍卫荣誉，因为其中一名印度商人对这位长官直呼其名，而没有使用其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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