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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火药的传播与蒙古的崛起和蒙古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并不清楚蒙古人自身是否对传播火药做出了贡献。有些历史学家宣称蒙古人使用了火药武器，即抛石机所抛掷的炸弹，用于中东战场（可能也用于东欧战场）。不幸的是，没有确切的文献或考古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鉴于蒙古人几乎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们找到了安全运输火药的方法，便会将火药带到他们在中国以外的武器库中。不过这仍然只是推测。杰克·威泽弗德提到了蒙古人使用火药，认为火药的使用十分普遍，但他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依克提达尔·罕（Iqtidar Khan）深信蒙古人在西征时使用过火药武器，并引用了波斯文史料中的数条记载。但他也承认，这些记载中的武器既可以翻译为火药武器，也可以翻译为一种更为传统的武器，比如燃油。依克提达尔·罕还指出，火药传入印度是蒙古人的功劳，因为德里苏丹国在 1290 年已经使用火药了。这个观点似是而非，因为有证据表明，中亚在 13 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火药了，至少是用作烟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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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推测都来自这一事实，即 13 世纪 50 年代旭烈兀征伐中东时有 1,000 名中国技师随军。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蒙古人在攻打阿剌木忒或者巴格达时使用了火药弹。有几个问题让我们无法接受蒙古人使用火药之说。没有任何史料提及蒙古人在攻城时使用火药武器，而且亲历者也没有提到或描述火药。志费尼是蒙古人攻打阿剌木忒时的亲历者，但他没有提及任何火药或者爆炸。而他作为旭烈兀行政机构中的一员，后来还担任了巴格达的长官，处于能够了解这些事情的位置上。有一段记载十分考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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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弩从城楼上射出飞矢，同时，在无计可施时，就用契丹匠人制造的射程为 2,500 步的一种牛弓来射击那些蠢货。在妖魔般的异教徒中，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所烧灼。石头也从城堡上像树叶一样倒落，但无一人因此受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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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须注意两点。首先是中国（引文中称为“契丹”）工匠制造了所谓的“牛弓”（kaman-i-gav），然后是“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所烧灼”。从表面上看，这有可能是指火药，尤其是燃烧性火药。但是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看，这只不过是说蒙古人有一台非常强大的抛石机。志费尼书中的辞藻极尽华丽，是明喻和暗喻相结合的一部杰作。敌军有可能燃烧起来吗？答案非常肯定，良好的老式抛石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便是如此。仅仅因为有中国攻城工匠在场，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了火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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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解释说，蒙古帝国的史家之所以都没有提到火药，是因为火药可能是国家机密。但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志费尼和拉施特都并非不愿谈论传闻和军事事务。拉施特对科学也颇为热爱，本应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作为伊利汗国的高官，理应知道国家拥有哪些秘密武器。而且，火药可以引起爆炸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果火药武器真的曾经得到使用的话，到 1300 年时也已不再是秘密了，在为蒙古朝廷所写的书中理应对其有所描述。更加无法回避的证据是，在蒙古的敌对方的史料中也完全未提及火药武器。这令人感到非常惊异，因为如果蒙古曾经将它用于巴格达、阿剌木忒或者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这就会是首次见于记载的火药武器使用之例。不仅如此，即使抛石机只发出了一枚火药弹，它造成的爆炸也会令人难忘。然而诸史料中完全没有这类记载。正如兔八哥昔日的宿敌、军事理论家火星人马文（Marvin the Martian）曾说：“粉碎大地的炸弹在哪？！应该有一枚粉碎大地的炸弹的。”只可惜，各种史料也是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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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蒙古在攻打金朝、宋朝和日本时都使用过火药武器。在所有蒙古敌对方的史料中，都提到了火药武器在东方历史舞台上的作用。对于金朝和宋朝来说，使用火药武器并不值得惊讶。在日本则有图像证据，更重要的是还有考古证据。35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东亚以外不使用火药呢？答案可能十分简单，那就是后勤。陶制的炸弹需要进行运输，即使小心地包裹以避免摔碎，它们也仍然很难携带。蒙古人通常就地制造攻城武器，或是就地取材，或是用骆驼运零件来进行组装。蒙古人的毡帐可以用大车搬运，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他设备也可以搬运。车上的毡帐是贵族的家庭居所，战争物品不可能装在其中。部队则骑在马背上。部队藏在车上只有一个例子，即在失烈门妄图发动政变推翻蒙哥时。36其他东西都是由骆驼驮运的。鉴于穿过中亚需要其他补给品，蒙古人可能觉得火药武器不值得驮运数千英里。而在中国使用就比较简单了，可以通过海路运到日本，再沿着海岸线运到高丽或者中国南方。不仅如此，宋朝的武器库中也有火药武器，因此蒙古人总是可以使用这些战胜得来的贮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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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是火药武器的制造。在中国，原材料极易获取。而在中国以外，会制造火药的技师们便随着蒙古人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例如，在亚美尼亚，怎样说“我在哪里能找到消石（硝石）”呢？37语言和概念的藩篱是巨大的，因为亚美尼亚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对火药技术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技师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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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中国以外（甚至在中国）需要火药武器吗？在中国，火药武器是现成的。但它们有效吗？也许吧。不过，它们并没能阻挡蒙古人征服汉地的脚步。在对付土筑堡垒方面，霹雳弹当然比牵引式抛石机发射的石头更有效。正如前文所述，配重式抛石机在中国出现以后，此前坚不可摧的城市都陷落了—而这种情况在拥有火药武器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生。在中国以外，配重式抛石机取代了牵引式抛石机，可以发射更重的炮弹，更为迅速地摧毁城墙。合列卜的防御工事在抛石机集中投弹 5 天后便被破坏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蒙古征服东亚的战争中，可燃性火器也发挥了作用。而蒙古人一到中东就获得了燃油。他们控制了木干平原，距离油田很近，那里自古代以来便有石油涌出地面。当然，可燃性火器是易于制造的，但燃油是除“希腊火”之外最有效的武器，而后者的制法在几个世纪前便已失传。综上所述，蒙古人未必需要火药武器来攻打防御工事。他们就地取材，制造炮弹和攻城器械，即使将邻近地区的石头全部移走，也并未导致他们无材可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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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众所周知，蒙古帝国是火药知识的首要传播者，或者是通过在战争中使用而直接传播，或者只是因为大多数重要贸易路线都从帝国疆域中穿过。欧洲不太可能直接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关于火药的知识，但我们知道，欧洲直到蒙古入侵之后才出现火药。很可能是穿行蒙古帝国的商人们，也许甚至就是马可·波罗一家，将火药的制法带回了欧洲。当然，这最终让欧洲在 1500 年以后成为世界的主宰。1266 年，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20—1292）在《大著作》（Opus Maius）一书中记载了一种火药的制法。众所周知，培根与曾到蒙古旅行的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相识。尽管《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并未提及火药，但他是否有可能发现了这一“秘密”，或者他的同伴中有人将火药带回了欧洲呢？我们不禁推测，柏朗嘉宾是一名间谍，因为他的使命中含有间谍成分。他应该被解雇，因为他没有将火药写进报告中，而他的工作包括提出如何与蒙古人作战的建议，他显然愿意做任何事来遏止蒙古的威胁。只要他有火药的制法，他一定会毫不犹疑地交给某个能用到它的人，而这个人不太可能是方济各会士培根。另一方面，鲁布鲁克去蒙古主要是为了传教。也许他在一个领域失败了，而在另一个领域却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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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火药的知识传到欧洲和印度都是在 13 世纪，具体时间略有不同，但是在加农炮发明以前，火药仍然只是一种新奇事物。考古证据显示，在 1290 年（或者 13 世纪 80 年代），元帝国已经有了火器。39绘画材料表明，加农炮可能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了，但尚无法定论。这些武器有可能是一种早期的火焰发射器。在抵抗蒙古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式样的加农炮见于记载，那么认为加农炮的出现比考古材料早若干年的观点显然是似是而非的。更重要的是，加农炮的出现似乎是蒙古人最早发起的。无论如何，这一技术传播飞快，到 14 世纪初，在欧洲和东南亚都出现了类似的设计。40各自独立发明自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其设计上的相似性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更加似是而非的剧情是，这个信息通过商人、使臣或其他旅行者传遍了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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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切思（Kenneth Chase）在研究火器传播时证实，蒙古与欧洲霸权崛起之间的关联，不仅仅在于通过商路传播火药。41蒙古对邻近地区的战术和武器都造成了影响。游牧民族的复合弓在射程和准确度上完胜火绳枪和其他早期火器，更不用说射击频率了，游牧军队对阵装备火器的步兵部队宛如一场屠杀。而且，对于早期加农炮而言，游牧军队的机动性太过强大；直到 16 至 17 世纪，随着加农炮制造技术的发展，才出现了机动性强的大炮。早期的加农炮过于笨重，而且有时需要穿过草原进行运输，但不够耐用。因此，如果在 14 至 15 世纪，你的国家与游牧政权接壤，火药武器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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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战争则较少关注机动性，而是更多地关注冲击战术或者攻城战，很少有草原游牧民族卷入。欧洲骑兵关心的是如何防御威力越来越强的十字弓、英格兰长弓以及后来出现的早期火器。因此，骑士的机动性较差，军队的其他组成部分便是大规模的步兵。早期的加农炮和火器在对战草原游牧民族时效果很差，而用来打击骑士和步兵则很有效。骑士最终消失了，为了对抗大炮，轻型骑兵和中型骑兵出现了。即使到中世纪晚期，加农炮也不是野战武器，这与当时它们在对战游牧民族时效果很差有着相同的原因。不仅如此，在贵族阶层中只有国王才付得起加农炮的制造费用。随着欧洲城堡为了防御传统攻城武器而不断改进，统治者们便依靠加农炮来摧毁防御工事、镇服不听话的诸侯或击败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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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加农炮最早出现于元朝。随着红巾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以及明朝的建立，火药武器成了一种常用武器，但并未完全普及。不过，在击退蒙古人的过程中，加农炮发挥的作用很小。红巾军和明军对加农炮的使用基本限于攻城战和南方的战役。基于上述原因，明朝并没有将加农炮广泛用于与蒙古诸部接壤的北方边境。对机动部队而言，加农炮仍然是一种无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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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火药武器在一些地区逐渐普及，但是与草原地带接壤的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在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国家，火药武器的发展较为落后。直到它们的首要军事目标转向定居国家以后，火器技术才有了进步。到 17 世纪末，野战炮兵军团的机动性变得更强，因而可以为装备火绳枪的步兵提供支持。加农炮可以轻易地打乱草原骑兵的阵型，射程也比复合弓更远。直到这时，草原战争作为战争的主宰形式才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没有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野战炮兵。在清朝的康熙帝（1662—1722 年在位）与卫拉特的噶尔丹汗（1678—1697 年在位）交战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清朝使用耶稣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卫拉特则使用瑞典路德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发生于 1696 年的这场战役将会决定谁是最强有力的佛教统治者。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加农炮不是用马车运载的（因为在穿过草原时会损坏），而是由骆驼驮运的，骆驼身上披着皮甲以防御箭矢和小型火器。最终，拥有更完善后勤补给的清朝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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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在 17 世纪初以前，只有一个火器帝国找到了对付弓骑兵真正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奥斯曼帝国。这可能是因为奥斯曼帝国一方面要对付欧洲哈布斯堡王朝坚固的要塞城市，另一方面还要对付东部边境各种政权的弓骑兵，包括白羊王朝、萨法维王朝（于 1514 年将其击败）和马穆鲁克苏丹国（先后于 1516 年和 1517 年在叙利亚和埃及将其征服）。其他欧亚国家如俄罗斯、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都效法了奥斯曼帝国的先例。而清朝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以一个半游牧社会同时征服了定居王朝和游牧王朝，将不同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能够对战定居和游牧两种敌人。总之，文献资料不足以证明在蒙古帝国分裂以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了火药武器，除非有考古证据，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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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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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的堑壕战导致尸横遍野，机械化战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蒙古式战争得到了重估。随着坦克和飞机的发明，其机动性可以使蒙古式的快速移动与深入突击的战术复活。英国军官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提出了坦克与机械化步兵组合的概念，这一组合可以独立行动，作为大部队的前锋。这一机动性突击部队能够切断敌人的通讯与补给线，使敌军陷入瘫痪。42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使敌军只有反应的能力，而无进攻的可能。李德·哈特正确地解释了蒙古的战术，却忽视了蒙古战略中的一个核心目的是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不过，李德·哈特可能目睹过“一战”时期堑壕战中的死伤枕藉，想要避免战争中的大量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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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借鉴了蒙古式战争风格，强调机动性与火力，最终实现为英国第一个实验性的坦克旅。这支部队在实际战斗中的成功，以及李德·哈特在其《揭秘伟大的指挥官们》（Great Captains Unveiled）一书中关于成吉思汗和速不台的章节，影响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在 1935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美军中进行相似的开发。麦克阿瑟建议研究蒙古战争以备日后借鉴，但是他的建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受到重视。他的继任者十分保守，既没有他的眼界，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美军中贯彻这一计划。43“二战”结束后，李德·哈特继续鼓吹发展坦克，并借鉴蒙古式战略，呼吁以轻型坦克的快捷与重型坦克的火力相配合，以获得进攻的速度与机动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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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 F. C. Fuller）也将坦克视为现代的“蒙古人”，并且提倡使用自行火炮。与李德·哈特不同的是，他还强调空对地打击。尽管蒙古式战术得到了推广，不过李德·哈特和富勒的想法起初在西方军队中并没有实现。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有人在英国人之前就将相似但又明显不同的想法付诸实践，法国和美国军队在发展了一些实验性部队之后开始实现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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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策略与蒙古式的战争艺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并非出于偶然。闪电战的发明部分源于 1923 年的《拉巴洛条约》之后德国从苏联获取的情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1893—1937）的行动信条是强调“使用飞机推进，以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相配合”。45在这一观点之下，苏联认为战争是“长时间占领并保持进攻”，这也被称为“纵深作战”。46这一观点植根于草原战争在俄国和苏联的学院中长久的军事影响。在西方，李德·哈特和富勒对战争概念的重整没有成功，而图哈切夫斯基则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无论如何，他们的策略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源于蒙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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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纵深作战理论与蒙古人的目标相同，都是牵制敌人使其无法集中兵力，迫使敌人反应但无法发动进攻。因此，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Mikhail Vasilyevich Frunze，1885—1925）两位元帅发展出的纵深作战理论的基础上，到 1937 年，苏联拥有了一支理论和战术意义上的蒙古军。47然而同年，斯大林清洗了红军的领袖，清洗运动的顶点便是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导致军队一片混乱。图哈切夫斯基的坦克部队是纵深作战的核心，这时又成为步兵的掩护，与“一战”时期的用法差不多。斯大林保卫苏联每一寸领土的策略，与当年花剌子模帝国的统治者摩诃末很相似，而德国国防军则扮演了蒙古人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德军透支了自身实力，而朱可夫（Georgii K. Zhukov）元帅接手了红军的指挥权，他曾在 1939 年的哈拉哈河（位于今蒙古国）战役中成功地使用纵深战术以及其他蒙古式战术大败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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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一直主宰着欧洲战场。受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新理论的影响，德国也出现了独立的进攻部队。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两位将军在为闪电战设计军队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塞克特组建了防卫军，即在“一战”之后和国防军建立之前的德军。他认识到这支军队的规模较小，便重点发展其灵活性。为此，他训练次级军官，使之能够迅速承担指挥任务，以防其长官死亡或指挥不力。因此，如果将军死了，一名少校应该能够有效地指挥其属下部队。后来，这种做法扩展到了未经正式任命的军官，他们也能承担起自己部队中的指挥重任。48尽管这种观念有可能是基于拿破仑的做法，即每个士兵都带着将军的权杖，意味着军队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升到最高等级，然而其前身则是蒙古人的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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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在塞克特的战略中更加明显。在《拉巴洛条约》签订之前，他于 1921 年写道：“在未来战争中，重要的是使用相对小型但高度精良的机动部队，并与飞机相互配合。”49塞克特是在经历了“一战”并听取了防卫军中下属的意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战”后德国的裁军，与波兰的敌对，以及苏联红军渐渐显露出的威胁，也让他相信如果德国遭到入侵，一支静态的、只有防守意识的军队是会失败的。50像其他军事理论家一样，他渴望避免“一战”时期的静态战争，并且与苏联一样注重机动性，以此震慑敌军，迫使其做出反应。而且，进攻的目的是在敌人反击之前将其消灭。这对于德国东部边境尤其适用。从本质上说，他必须以机动性替代数量，因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于裁军状态。有趣的是，塞克特也将传统的骑兵（尽管装备了机枪和卡宾枪）编入了他的军队，用于游击战和其他战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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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是塞克特的下属，他研究了富勒、李德·哈特以及吉法德·马特尔（Giffard LeQuesne Martel）等人的著作，他们都强调以坦克作为进攻武器，以其他部队（炮兵、步兵或者空中火力）为掩护，而非相反。52古德里安像他们所有人一样重视坦克的发展，相信它们会将机动性带回战场。如前文所论，富勒和李德·哈特都深受蒙古的影响，因而古德里安至少是间接地受了蒙古的影响。他将这些观点放进了德国的“闪电战”中，不过，塞克特所奠定的基础以及与苏联之间的交流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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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的战争观与蒙古人非常相似。他相信坦克最好是一同使用，而不是作为掩护部队，并且应该用于快速突击，在敌人有效展开或插入之前就到达敌方防线。蒙古人使用辅助部队来消灭陷入孤立的要塞，与此相似的是，古德里安指出，只要防线被坦克穿透，其他部队就能实施清除行动，尤其是清除那些战略防御点。53蒙古对现代战争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只是相对比较间接。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的很多指挥官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反映了这些理论家的观点，但他们大概不知道其最原始的根源是蒙古。蒙古的另一种影响是燃起了大众对战争的想象。据现已退役的名列游骑兵名人堂的美军上校凯斯·安东尼亚（Keith Antonia）说，美军第 75 游骑兵团指挥官大卫·格兰吉（David L. Grange）上校（现为退役准将）曾基于蒙古式训练开发了一种操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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