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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p.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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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p. 41；J. W. 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New York，1973），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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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9 章 移民与人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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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常常带来整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减少。尽管学者们从确切数目的角度怀疑这些报告的真实性，但是从较为实际的角度来看，蒙古人显然是善于管理资源的。即使他们杀的人并不像史料所载的那样多，他们也不会像其他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清白。朮兹扎尼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一位伊玛目从也里的城墙上摔下来而得以存活，拖雷受到这位毫发无损的人的感染，相信他带来了吉兆，便带他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与这位伊玛目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问他世界是否会记得成吉思汗。伊玛目思考了一会儿，请求免于被处死。成吉思汗同意，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伤害他，这位伊玛目便回答：“有人之处，名可长存。然而如今，汗的仆从杀戮百姓殆尽，无人述说故事，名如何长存？”此言激怒了成吉思汗，但是他镇静了下来，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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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曾以君为一睿智精明之人，然以君之言可知，君之所知甚少。史上为王者众。凡摩诃末马蹄所到之处，吾将执行屠戮，造成毁灭。世上其他王国之百姓将传颂吾之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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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蒙古人的意愿得到满足时，他们是反对屠杀的。而他们也用其他方式影响了人口。例如，旭烈兀的军队进入中东时，蒙古人为其牲畜而采取措施保护牧场，这对道路沿线的农夫和牧民无疑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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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额勒赤们被遣先行，去保存世界之王的军队有望通过的所有牧场和草地，始自哈剌和林和别失八里之间的杭海山；那里禁止放牧一切牲畜，以免牧场受害或草地受损。所有花园一样的山区和平原均被封禁，不许畜群之齿在那里嚼草。于是，从突厥斯坦到呼罗珊及遥远的鲁木和谷儿只，草木变成了“以此树为界，不得靠近”的种类，乃至拿一片叶子去喂牲口的人，都被没收了牲口。到头来，说实在话，草木（giyab）变成了罪恶（gunab），绿茵（sabzi）遍野（siri）。额勒赤们这时离开，为的是把他们自己从草地和牧场挪至国王的军队不会通过的地方，因为他们实际上是由一整支军队组成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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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已经在这一地区作战的军队，蒙古统帅拜住的军队也因为这一命令而从木干草原迁移至安纳托利亚。其他的牧民不得不腾出这些地区而迁至其他牧场，取代了另一些牧民，或者进入适于耕种的地区，从而扰乱了当地的农业，因为他们的羊群吃掉了尚未丰收的庄稼。蒙古人的推进，改变了他们进入的每一个地区的生态。本章并不是对人口普查数据的详细考察，而是要考察蒙古人的入侵对人口造成的影响，以及蒙古帝国与其边境的人口统计是如何变化的。史料中常常记载，征服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我们必须小心对待古代史料中的数字，较为稳妥地说，如果说这些数字是不精确的，但它们至少反映出前所未见、始料未及的破坏和死亡。蒙古军队的效率和能力、贸易和文化的影响、蒙古帝国的整体影响都令人神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蒙古人毫不在乎被征服地区居民的生命。只要有人反抗，他们便违背了上天的意志—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应该统治大地。正如前引成吉思汗所云，蒙古人不在乎背负一个血腥的名声。确实，他们很好地理解了恐惧的价值和宣传力，并优先选择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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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蒙古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地盘的未来，以较为恐怖的方式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人口。例如，为了旭烈兀大军的前进，他们清理出有效的牧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将人口迁走。他们也将逃亡的居民变为难民，这些人的逃离或者是为了免于被消灭，或者仅仅是因为蒙古人想让他们迁徙（例如旭烈兀时的情况）。下面将考察一些这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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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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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 1206 年以后的蒙古帝国史中，蒙古草原常常被忽视了。通常，人们注意蒙古草原是因为前往哈剌和林的旅行者，而不是因为那里发生的其他事件。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可能就是身份认同的转变。1206 年以后，蒙古草原不再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了，而是一个蒙古国家—“全体蒙古兀鲁思”，后来扩大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将蒙古部族社会重组为十进制单位，部族身份认同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有所冲淡，同时也建立了超部族的蒙古身份认同。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今天的蒙古人。3统一战争造成了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减少，但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对战败者（例如塔塔儿人）的屠杀可能有些夸张，其实只有统治阶层遭到了清洗。部族的身份与主导性因素相关联，外人加入族群相对容易（但并不总是自愿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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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蒙古扩张的进行，人口结构再次改变。其中一个变化便是蒙古人的组织遍布欧亚大陆。一些学者提出，蒙古的扩张缘于气候因素—草原的干旱导致了冲突，从而使向草原之外扩张变得必要。这种环境方面的猜想得不到什么事实的支持。尽管存在草原干旱化的因素，但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上建造都城，将成千上万的工匠迁居其中，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这打破了蒙古草原不宜居的观念。尽管蒙古人进口食物，但是蒙古统治者仍然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并定期在那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从而使数以百计的领袖人物及其支持者返回蒙古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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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蒙古人的组织确实在向外扩张，因此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口自然会有所减少。不过这似乎并不显著。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成吉思汗重组军事组织的同时，社会也被分成了众多的千户和万户。因此，成吉思汗在分封国家的时候，将军队分给了他的幼子拖雷。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共分配了 95 个千户，这还不包括槐因亦儿坚。5他的诸子和一些亲属得到分封，迁出了蒙古草原。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分别得到了 9,000 户、8,000 户、5,000 户、5,000 户百姓。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还得到了蒙古草原以外的牧地（嫩秃黑）。那些领有千户甚至万户的军队统帅也被分给了他们。这些加在一起，可能有将近 10 万蒙古人从此永久地离开了蒙古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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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在蒙古草原的人口中占了多大比例呢？学者们对于 13 世纪初蒙古草原的人口估算没有达成一致，其数字从 50 万到 250 万不等。6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当时这一地区并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也很少有人口记录，自然也就极难估计人口数量。不过，进行估算仍然是有可能的。多数学者以蒙古国 20 世纪初前后的人口普查数据（100 万）为基础来进行估算。多数学者得出的人口总数都较小，最多只能建立一支较小规模的军队。而且，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军事动荡和混乱局面，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理应比 20 世纪初更少。幸运的是，我们知道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时蒙古军的数量是 9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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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年的数目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蒙古草原上每个家庭中有一位年龄在 15~70 岁之间的男性参加了蒙古军，这样就可以比较简单地推断出蒙古草原的大概人口。典型的蒙古家庭一户估计有五口人，因此如果其中有一人参军，蒙古草原的人口应该是约 47.5 万人，比其他所有数字都小。然而，这一数字能够被接受吗？1241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6 日，失吉忽秃忽推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蒙古军的人数是 97,575 人，蒙古人口数是 723,910 人。7这样每户约为 7.4 口人。如果以每七人中有一人参军为平均数，那么 1206 年的人口估计为 66.5 万。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典型的征兵方式是十人取一。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比例主要是用于像伊朗和中国那样的定居地区。但是，一支采取十进制编制的军队，如果在帝国早期不采用十进制比例征兵就显得很奇怪了。因此，蒙古的人口可能接近 95 万，最高可能达到 100 万。马丁（H. D. Martin）在他关于蒙古军事的经典研究中估计，蒙古人在攻打金朝前夕拥有一支约 13.8 万人的军队。8因此，如果我们采用七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的征兵比例，那么蒙古人口的范围便是 96.6 万~13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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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 10% 的人口迁出了蒙古草原，其他人死于战争，但蒙古草原仍然是一个兵源储备库。蒙古人将其他游牧民编入军队，意味着他们不必一直从蒙古草原征兵。其他游牧民有着适当的发式和训练，编入军队之后便也成了蒙古人。9其中多数是突厥人，被编入十进制的单位之后，他们采取了其中一种部族认同（例如克烈、巴鲁剌思、札剌亦儿等）。这些部族或者和平地臣服于蒙古，或者像克烈部那样因地位非常重要而未被斩草除根。尽管这些部族的蒙古认同仍然存在，但是他们最终在蒙古草原之外突厥化了，对此下文将加以讨论。但是蒙古草原本体仍维持着稳定的人口，也保持着游牧状态，只是在鄂尔浑河谷地出现了都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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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转型出现在忽必烈将都城迁出蒙古草原之后。蒙古草原（具体而言是漠北蒙古）最终成为元帝国的一个被遗忘的行省，这与海都的叛乱有关。如前所论，元朝的皇帝们与漠北蒙古渐行渐远，而漠北的蒙古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多数仍保持忠诚，但愿意同皇帝和政府保持距离。他们的态度在元帝国崩溃时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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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时，共有约 24 万~40 万蒙古军（40 个万户）驻扎在中国，他们对于扩张中国领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文将加以讨论。随着元朝的崩溃，只有一支 60,000 人的蒙古军回到了蒙古草原。其余的则留在了中国，最终被明朝军队吸收。这 60,000 名士兵是带着自己的家眷回去的。如果按照上文的比例来计算，这些回到蒙古草原的逃亡者的人数可能是 30 万（五分之一）、42 万（七分之一）或者 60 万（十分之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区，这些数字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资源紧张。草原游牧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自然灾害（zhud，尤其是暴风雪）能够毁灭畜群，在 21 世纪的蒙古国，灾害仍导致许多家庭结束了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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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所回到的蒙古草原，包含了由成吉思汗后裔（尤其是阿里不哥的后裔）与官员组成的统治机构。一些官职变成了世袭，积累了巨大的权力。斡亦剌人（或称西蒙古人，非成吉思汗后裔）在蒙古草原西部兴起，他们也对迁回蒙古草原的汗廷没有什么兴趣。汗廷当时位于漠北蒙古的克鲁伦河附近的巴尔斯和坦（意为“虎城”）。10迁徙导致了人口的骤然增长，而他们可能带来了牲畜，也可能没带来。如果带来了牲畜，就可能导致牧场的短缺；如果没带来牲畜，他们就需要食物—意味着会征用当地蒙古人的牲畜。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会出现经济和政治压力，当地精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反对皇室。此外还要加上北元与明朝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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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就是，这些新来者中的很多人从未养过牲畜，他们杀死了大量当地蒙古人的牲畜。牲畜的繁殖数无法超过死亡数，从而影响到了其他的一切。如果宰杀的牲畜过多，那么不仅会影响食用牲畜的繁殖和替换，也会使游牧民失去那些牲畜带来的副产品，而这是在草原上生存的必需品，从而最终导致人口下降。紧接着便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斡亦剌人在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挑战甚至篡夺了成吉思汗后裔的君权，显示出元帝国最后的不稳定性，这一趋势直到 15 世纪末才得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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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技师和伎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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