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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产的陶瓷也在蒙古帝国境内来来往往。除了中国瓷器，可能还有伊朗的彩绘陶瓷。朮赤汗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显示，彩绘陶瓷模仿了中国瓷器。萨莱的工匠使用一种名为“卡申”（kashin）的硅酸盐，制作出与中国瓷器类似的表面和白色。49工匠们还使用伊朗的釉技术，将钴蓝色和其他多种颜色结合在一件产品上。卡申瓷器虽然比中国瓷器稍稍滞后了一步，但也具有很高的质量。金帐汗国的众多作坊中生产的瓷器，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苏丹国的产品是同等水平的。50在蒙古征服之前，朮赤汗国地区并不生产这种类型的瓷器，因此技术交流肯定发生在帝国分裂之前或者蒙古-马穆鲁克联盟时期。制造卡申瓷器必须使用高温窑。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了高度发达的窑，其中有复杂的垂直管道，能通过火室传递热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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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一种奢侈品，而更加世俗的物事也在欧亚大陆移动。其中之一就是独轮车。独轮车自从汉代就存在于中国，但是直到 13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即蒙古人进军欧洲的数年之后。鉴于独轮车不太可能是碰巧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掉落的，因此更有可能是某位前往东亚的旅行者见到了它，并记录了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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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便是印刷术，自 10 至 11 世纪起就分别在中国和朝鲜付诸使用。木版印刷术在此之前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是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界。宋人毕昇在 11 世纪 40 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52起初使用黏土制版，偶尔用木制，这两种类型在元代都有所使用。53这种技术开始向西传播，西夏人使用木活字印刷，吐蕃人也偶有使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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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随着蒙古人传到了中东，但没有发展出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印刷术。而乞合都汗于 1294 年引入并发行纸钞时也引入了印刷术，不过木版印刷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马可·波罗提到了纸钞的使用，但没有描述其印刷技术，因此在瑞典于 1661 年发行纸币之前，印刷术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被欧洲人忽视。55元帝国最初使用木版，1275 年之后改用铜版。元朝的纸牌也使用类似的方式制造，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乞合都汗或者其他伊利汗时期曾用印刷术制造纸牌。56因此，如果印刷术传入了欧洲，应该是来自东亚或者朮赤汗国的，不过后者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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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项重要的革新是发明金属活字。已知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事例是 1234 年高丽印制《详定礼文》28 部。57考虑到《高丽大藏经》所需木版的数量，高丽发明金属活字或许是出于担心木版原料耗尽。尽管旅行者们一定曾见过印本书籍，但是我们不太清楚这样的书籍是否曾被向西带到欧洲或中东。拉施特显然只是从乞合都汗印行纸钞的行为中见识到了印刷术的部分潜力。58不幸的是，印刷术未能流行—可能是受到了印钞的牵连。正如爱尔森所指出的，中东对活字印刷术的反对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直到 19 世纪才予以接受。他们的反对是基于社会、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理论。这可能是一种仇外主义，不过与接受其他事物相比，反对活字印刷术似乎是很不恰当的。59制作阿拉伯字母的词首、词中、词尾形式方面的难度，大概才是真正的原因。想象一下如果古腾堡（Gutenberg）第一次进行印刷的时候使用连体字母会是什么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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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刷术留在了东亚，而没有在中东产生持久的影响。拉施特对印刷术表示向往约 150 年之后，古腾堡创造出了高丽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改进版。尽管独立的发明是可能的，但是印刷术的复杂性显示，外部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高丽人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 200 年，这种创意很可能是在蒙古的中介作用之下传给了古腾堡，例如一本今天已经佚失的传教士或商人的旅行记。不过，古腾堡印刷术的其他方面显然借用自葡萄酒和橄榄油压榨术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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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大众的想象中，蒙古风格就是穿着皮裘的野蛮人，但蒙古人其实是相当有时尚意识的，而且实际上对中世纪的时尚造成了可观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他们热爱金线丝织品纳失失。这种布料既可以是素雅的，也可以是华丽的，结合了伊斯兰世界、中亚和中国的花纹和式样。欧洲人称之为“鞑靼布”，其异域风情和高昂价值很快鼓动起一次时尚风潮。尽管蒙古模特并未走下哈剌和林的 T 型台，但旅行者们见到了鞑靼布并得到了这种礼物。菲利普五世（Phillip V）在 1317 年也拥有各种鞑靼服装（如 tartair、draps d’or applez naques 及 nachis）。60因此，我们看到纳失失作为一个借词进入了欧洲语言。如同今天的时尚一样，模仿者很快紧跟潮流。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大利人们将阿拉伯字母和亚洲文字用作装饰，或者臆造出一种文字，以模仿蒙古帝国的方体字—八思巴字。61尽管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丝绸产业，但是意大利商人也从东方获取丝绸，因为大不里士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丝绸中心，阿亚斯港的西里西亚同样如此。此外，热那亚商人从阿迦购买蒙古丝绸并出口到欧洲，不过这随着 1291 年马穆鲁克攻陷阿迦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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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并不是蒙古人影响时尚的唯一媒介。棉花也是由蒙古人刺激了需求的一种布料，只不过不是奢侈品。棉花的生产直到 13 至 14 世纪才在中国出现。它生长于西域（现在的中国新疆）和云南，但这两个地区当时都不在金朝和宋朝的控制之下。因此棉花只是通过贸易输入，与丝、麻难以竞争。62这种情况的改变得益于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蒙古人的到来，因为元帝国制造军装需要棉花。63有五个行省以棉花的形式缴税。奉行实用主义的蒙古人无疑认识到了在潮湿的江南和东南亚穿着皮制、丝制服装的局限性。棉布也能制造出符合军事需要的更好的服装。不过棉花的传播并没有随着蒙古军事活动的停止而中断。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在 1363 年通过外交使节为高丽人所知。一位名为文益渐的使臣目睹了棉花的生产，他获得了一些棉花种子，并送给了他的岳父，后者成功地种植出了棉花。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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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意大利人开始模仿蒙古式时尚，在帝国另一端的高丽人也在这样做。成千上万的高丽人或在蒙古宫廷中服务和探访，或与蒙古官员通婚，蒙古时尚在高丽成为主流，许多高丽人都采用了蒙古人的服装和发式。65其中包括蒙古风格的毛皮长袍，其样式从 13 世纪至今基本未变。这是一种宽松的长袍，长及膝盖以下和小腿中部以上，前面用两个线扣系在重叠侧的环上，连住右侧的上部及内部。通常也系以腰带，男女下身皆穿裤。正是蒙古人右衽（衣襟右掩）的这一事实，将他们与左衽的其他游牧民族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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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头饰也影响了欧洲的服饰商。欧洲常见的公主皇冠是尖头的，并带有面纱或拖裾，这是受到了蒙古公主们的冠帽的启发。多数蒙古帽都有折边，且为皮制，不过皮革和毛衬里也很常见。至于欧洲的时尚，则是冠帽逐渐变高，这成为欧洲巫师帽和法师帽的原型。考虑到教会对巫术的态度，其主要服饰与蒙古人相关，更容易让人将巫术联想为一种“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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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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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后果中的一些样本。直到最近几十年，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才被蒙古帝国史研究者之外的学者真正领会，而其他人则很早就注意到了蒙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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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冒险家中有很多一定是留在或者死在了他们探访的国度。也有一些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像他们离开时一样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们带回了满载着见闻的想象，并转述给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其中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他们在荒谬的预言之中留下了一些有用的回忆和故事，这非常有益。因此，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在修道院、贵族阶层甚至是下层社会中，宝贵的种子都已播下，在后来的时代中注定会发芽。所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旅行者，将他们故乡的技艺带到了远方，并带回了同样宝贵的其他信息，从而无意中影响了生产力更强的物品的交流，而不是那些已经在贸易中出现的商品。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来自印度斯坦的丝绸、瓷器和商品的运输变得更加广泛和畅通，并打开了新的工商业之路，而且那些更有价值的、来自前所未知的外来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奇特产品，也都被带到了自罗马帝国陷落之后就封闭在狭小圈子里的欧洲人眼前。人们开始想到，在世界上最优秀、最古老、人口最稠密的文明之中，毕竟有些东西是值得注意的。人们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些民族的艺术、宗教和语言，甚至有人建议在巴黎大学设立鞑靼语言教授。浪漫的口吻在一定程度上被讨论削弱，但朝所有方向传播了更为公正、更为多样的消息—世界似乎正向着东方开启。地理学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地理大发现的热情成为欧洲人冒险精神的新形式。随着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半球更加了解，另一个半球也不再是一个缺乏可能性的悖论了。哥伦布正是在寻找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Zipangri/Zipangu）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世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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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只是对蒙古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简要介绍，关于这一题目可以写成一整本书。我在本章开头提到了爱尔森，他可以说是从世界视野研究蒙古帝国的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他在《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一书中探讨了这一课题。尽管该书用了七章的篇幅来阐述医药、印刷等专题，但仍然不够。无疑，学者们仍然会继续研究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揭示出更多的材料，披露出更多的信息。因此，更多的工作（包括本章在内）都会关注东西交流。未来的学者可能也会强调南北交流，以更多的细节来阐明蒙古帝国如何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南亚、东南亚的文化，而关于德里苏丹国的研究则表明，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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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T.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New Yor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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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vol. I，p. 116；‘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148；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ed. B. Karimi（Tehran，1983），vol. II，p.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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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看 George Saliba，‘Horoscopes and Planetary Theory：Ilkhanid Patronage of Astronomers’，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257-368；John A. Boyle，trans.，‘The Longer Introduction to the Zij-i Ilkhani of Nasir-ad-din Tusi’，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VIII（1963），pp.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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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pp.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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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看 Paul D. Buell and Eugene N. Anderson，trans. and eds，A Soup for the Qan（London，2000），pp. 6-7。食谱根据功用和药性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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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bdulhak Adnan，‘Sur le Tanksukname-i-Ilhani dar Ulum-u-Funan-i-khatai’，Isis，XXXII（1940），pp.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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