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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斯林将贾鲁拉要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伊拉克地区暂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辽阔的伊拉克平原，人们常常会看见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做礼拜；宣礼之声在旷野回荡。这预示着此地已经江山易主，曾经不可一世的萨珊王朝退缩到伊朗高原。穆斯林与波斯人在扎格罗斯山脉的两侧蛰伏，各自暗暗蓄积力量，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的来临。641年，这个时机终于来了，波斯帝国末代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集结兵力卷土重来，向穆斯林发动攻势。642年，穆斯林军队和波斯人在扎格罗斯山东侧哈马丹附近的尼哈温再次遭遇。在尼哈温的这次战役中，努尔曼·穆凯林统领的穆斯林军队约3万人，而波斯号称15万大军。穆斯林统帅努尔曼·穆凯林在厮杀中战死，侯宰法·米赫珊继任统帅后，仍然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毫不畏惧，率领穆斯林战士再度向波斯人发动猛烈的攻击。在穆斯林军队的打击之下，波斯军队四处溃逃。穆斯林军队在大败波斯人之后，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就占领了哈马丹。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只身逃走，叶兹德吉尔德的最后十年在漂泊流离中度过，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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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天下兴亡事，几家欢乐几家愁，波斯帝国的轰然崩塌，让哈里发国家容颜焕发。穆斯林从来到伊拉克那一刻起，就不断吞噬萨珊王朝的土地。633年，在穆萨纳·哈里萨率领舍伊班部落攻击希拉诸城的同时，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伊吉勒部落和祖赫勒部落离开祖居的家园，沿波斯湾北岸向伊拉克南部移动。636年，穆斯林将领欧特巴·加兹万率军夺取波斯湾北岸的重要港口乌布拉。638年，穆斯林将领阿布·穆萨率军攻占阿瓦士和苏斯塔尔诸城，降服胡泽斯坦。接着，穆斯林向法尔斯发起攻击。法尔斯是萨珊家族的故乡，穆斯林征服的进程十分艰难，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650年，穆斯林第二次占领法尔斯的首府伊斯太赫尔，终于结束了这一地区的战事。651年，穆斯林自伊拉克南部出发，经克尔曼攻入伊朗高原东部，占领内沙浦尔、纳萨、突斯、哈拉特、木鹿诸城。另一支穆斯林部队在夺取莱伊（今德黑兰附近）和伊斯法罕以后再度出击，攻占伊朗高原东北部重镇库米斯。652年，穆斯林攻占木鹿·卢泽，阿姆河以西皆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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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战争相比，伊拉克的征服战争具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出部落迁徙的浓厚色彩。谋求生计的需要和寻找新家园的愿望，驱使阿拉伯人离开荒凉的故乡，涌向伊拉克的战场。伊朗高原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尽管萨珊王朝的军事力量由于尼哈温战役的失败而丧失殆尽，但是伊朗高原的土著贵族尚有相当的实力。他们各自为战，顽强抵抗着穆斯林的进攻。而且，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大都属于印欧族，不同于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塞姆族被征服者，与来自半岛的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血缘界限。种族的差别加剧了伊朗高原的土著人口对于穆斯林征服者的敌视和反抗。此外，伊朗高原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其特有的自然条件削弱和限制着穆斯林征服者的攻势。哈里发国家在伊朗高原的征服经历了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许多地区由于土著势力屡屡反叛，得而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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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170738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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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唯有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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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常常怀念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称其为“幸福的时代”，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平等的时代，一个民主的时代。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创立的温麦，是伊斯兰国家的原初形态。在温麦，穆斯林高高在上，统治着非穆斯林；谁对伊斯兰教越忠诚，宗教资历越深，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会权利。穆斯林来自不同的地区，隶属于不同的血族群体，但是他们具有共同之处。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是他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此基础上，他们组成了统一的社会群体。理论上，所有的穆斯林都享有充分的权利，是温麦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非穆斯林人口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能做的只是交纳税赋，以换取穆斯林的保护。可见，在这个令后世深深缅怀的时代，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和民主，生活在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的非穆斯林经受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所谓“幸福”只是部分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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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昧时代，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身世的尊卑、财产的多寡和辈分的高低。当伊斯兰教产生以后，宗教资历，即皈依伊斯兰教的先后和对伊斯兰事业贡献的大小，是确定社会成员权利和地位的关键因素。伊斯兰教的早期皈依者，尤其是包括“迁士”和“辅士”在内的圣门弟子，逐渐成长为新兴的宗教贵族，自然也是温麦的脊梁，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然而，新兴社会群体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古老的阿拉伯半岛毕竟刚刚告别野蛮的生活而初入文明时代，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还没有完全取代阿拉伯人的血缘联系。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依然存在，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民主制的残余继续存在，下一代领导人的产生还依赖原始的推举制，选贤能担大任。世袭制还没有太大的影响，政治权力也没有后来那么集中。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麦地那哈里发时代还具有共和政治的特征，当时的共和政体的实质就是伊斯兰贵族实行对温麦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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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温麦的领袖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显赫。阿布·伯克尔即位之初，反叛势力泛滥于阿拉伯半岛各地，哈里发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温麦濒临解体的边缘。阿布·伯克尔倾尽全力致力于“里达”的平息和征服叙利亚的战事，无暇顾及政权建设，依旧沿袭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国家体制。因此，阿布·伯克尔需要考虑许多人的意见，他并不能乾纲独断。在麦地那绿洲，舒拉（协商）的原则和长老会议的传统形式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圣门弟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左右政局，约束着哈里发的个人权力。新的官僚体系尚未形成，国家权力的运作只能依靠圣门弟子的自发行为。例如，侯宰法·伊尔曼估算农产品收成，祖拜尔·阿沃姆征缴天课，穆吉拉·舒尔白监督市场交易，阿卜杜拉·阿尔卡姆管理地下水源，栽德·萨比特负责起草各种文书，欧默尔审理司法纠纷，阿里主要处理战俘的处置事宜。在麦地那绿洲以外，阿拉伯人大都如同往日一样生活在各自的氏族部落之中，哈里发国家的行政区划尚且无法超越血族群体的传统分布地域。尽管阿布·伯克尔曾向麦加、塔伊夫、萨那、贾纳德、朱拉什、阿曼、巴林等地派驻官员（瓦利），但是他们大都只能采用劝说和协商的方式，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形同虚设，事实上并不能节制地方势力。此外，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以后，最初甚至连正式的官邸都没有，依旧住在麦地那郊外一个叫作苏恩赫的农庄。阿布·伯克尔也没有起码的年金收入，他只能依靠经商和牧羊聊以维持生计。后来，阿布·伯克尔离开苏恩赫，移居麦地那绿洲中央的先知寺，但是依然简朴如初。阿布·伯克尔清廉一生，死后留下的财产少得可怜，仅有一名黑奴、一峰骆驼和一条被单。阿布·伯克尔的清贫如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原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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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年7月，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在麦地那匆匆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葬于先知穆罕默德墓旁。阿布·伯克尔在离世之前，提议由他的亲密战友欧默尔出任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二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的提议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支持。欧默尔比阿布·伯克尔小十五岁，体型和性格也与他大相径庭。欧默尔身材高大，肩宽背阔。他的肤色黝黑，有一张红润而饱满的脸。中年以后有点秃顶了，胡须有些泛红；他走路之时总是昂首阔步，有王者风范。不过，欧默尔生性急躁，随着年纪的增长，岁月磨掉了他的一些锐气；在专横的背后，他也有温和与谦逊的一面。欧默尔的出身和才干几乎无可挑剔，属于古莱西部落的阿迪氏族，才略出众，文武兼备。不过在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初期，欧默尔一度追随古莱西部落的保守势力，攻击先知穆罕默德。618年，欧默尔便已看清楚伊斯兰教的强大力量，决定皈依伊斯兰教。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虽然都曾追随先知穆罕默德，但是二人所受的影响迥异，阿布·伯克尔的性情变得愈加温和，而欧默尔则更爱激烈争辩。他们二人都与先知有亲密的关系。欧默尔的女儿哈福赛，是先知最宠爱的妻子之一，但阿布·伯克尔的女儿阿以莎是先知一生中最为钟爱的妻子，其地位无异于皇后。徙志以后，欧默尔在温麦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左膀右臂，对伊斯兰事业有卓越的贡献。如同阿布·伯克尔一样，欧默尔出任哈里发以后，依然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常常兼营商业，以求自给。据说，他只有1件衬衣和1件斗篷，睡在用枣椰树的叶子搭成的床铺上。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在《历史大全》一书中记述过这样的故事：一个贝都因人受到欺侮以后，来到哈里发的面前申诉冤屈，欧默尔却在盛怒之余鞭笞了申诉者。不久，欧默尔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感到懊悔，并要那个贝都因人如数还他几鞭子，那个人却不肯。欧默尔自言自语地说：哈塔卜的儿子呀！你原是卑贱的，而安拉提拔了你；你原是迷路的，而安拉指引了你；你原是软弱的，而安拉增强了你。于是，他叫你治理人民，当一个老百姓来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却打了他！当你现身于安拉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对你的主宰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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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阿布·伯克尔在位期间，阿拉伯半岛上还有许多阿拉伯人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而分布在半岛周围的阿拉伯人大多依附于拜占庭帝国或波斯帝国。当时，温麦内部还存在着明显的信仰差异，战争的目的乃是讨伐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平息阿拉伯半岛的叛乱后，世代生活在半岛上的阿拉伯人相继加入了穆斯林的行列。随着哈里发国家战争的范围不断扩大，分布在半岛周围的那些阿拉伯人逐渐投入了哈里发国家的怀抱，成为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他们与原来的穆斯林一起共同分享征服带来的战利品。欧默尔即位以后，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而那些非穆斯林基本上都是异族。哈里发国家社会形势的变化带来了政治生活的变化，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著名的“欧默尔设想”出炉：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载体。欧默尔在位期间，主要就是致力于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的合而为一。哈里发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统治信奉异教的非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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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数次的征伐中，一个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构成的军事贵族集团逐渐成长起来。这个集团取代从前那些宗教贵族，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支柱。那些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就没有特出的地位了，他们只得从属于阿拉伯人的血族群体。处在哈里发国家社会底层的是那些既非阿拉伯血统又未信奉伊斯兰教的被征服者。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他们是哈里发国家的臣属阶层，只能做顺民，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是肉体的毁灭。之后，战争不再是攻击阿拉伯人中的非穆斯林，而是降服非阿拉伯血统的非穆斯林。欧默尔通常被誉为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奠基人。然而，他所确定的国家制度，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神权统治，更是阿拉伯人的民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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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不断地涌向新的区域，温麦的政治版图也相应扩大，哈里发国家已经把西亚北非的许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欧默尔在位期间，哈里发国家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被征服地区基本上沿袭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行政区划，以前的机构也没有撤销，甚至还保留了过去的行政官吏。哈里发国家把原来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地区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如将叙利亚行省分为大马士革、霍姆斯、约旦和巴勒斯坦4个军区，而埃及行省分为上下两个区域。在波斯帝国原来的属地，伊拉克分为库法和巴士拉两个行省，伊朗高原诸地分别隶属于库法和巴士拉。行省总督称作艾米尔，掌管征战要务和战利品的分配，并且主持穆斯林内部的司法仲裁和宗教事宜。欧默尔试图加强对行省的控制，他曾向一些行省派驻阿米勒或卡迪，分别掌管税收和司法，以削弱艾米尔的权力。阿拉伯战士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凌驾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之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集团。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口，也是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他们在内部事务方面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他们只需要缴纳人丁税，免服兵役，他们依旧遵循各自原有的法律，不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他们享有选择信仰的权利，接受哈里发国家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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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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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哈里发国家靠征服起家，治理被征服地区之时，不得不依赖军事统帅。欧默尔在位期间，行省总督一般都由征服该地区的军事首领担任，如阿布·欧拜德和叶齐德·阿比·苏福彦及其弟穆阿威叶相继出任叙利亚总督，阿慕尔·阿绥出任埃及总督，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出任库法总督，阿布·穆萨出任巴士拉总督。这些曾经是军事统帅的总督，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积累了政治威望，有极强的社会势力，出任总统之后，往往独揽大权，各自为政。与此同时，穆斯林战士进入被征服地区以后，并不会立即融入当地的社会，而是依旧保留着原有的氏族部落形式，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各自的区域。阿拉伯人的传统社会势力在行省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哈里发对行省的权力大打折扣，有时根本不能节制地方，甚至连总督也无法驾驭，这种现象在库法和巴士拉尤为明显。另外，穆斯林征服者沿袭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行政体制，保留被征服者原有的法律、税制、货币、语言和宗教，导致不同行省、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地方行省的离心倾向显得比较明显。哈里发尽管拥有任免总督的权力，但是缺乏控制行省事务的有效手段，往往只能听任总督各行其是。温麦的权力结构表现为明显的松散状态，集权政治微乎其微，严格意义的国家税收体系尚未形成。各个行省向麦地那缴纳的岁入，大都只是根据《古兰经》规定应属哈里发的份额，即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其余收入皆由总督自行处置，分配给屯驻行省的阿拉伯战士。岁入的分配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政权结构和政治格局。欧默尔亦称：“无哈里发而唯有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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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在平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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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世界，当人们的人生理想幻灭之时，常常会怀念早期伊斯兰时代，希望能够生活在那样一个“幸福的时代”。这个被认为是平等的时代，竟然在千年后还让无数人追慕不已。然而，这种平等实际上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在早期伊斯兰时代，穆斯林并不富裕，他们常常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而且穆斯林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小，由此表现出强烈的平等色彩。因此，早期伊斯兰时代，温麦的民主与平等是一种无奈，是源于共同贫穷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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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伯克尔在位期间，穆斯林之间的所谓平等的关系还在延续。阿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第二年，穆斯林渐渐地改变了从前的那种窘困的状态。哈里发国家把初步征服所得到的战利品，按一定的标准分配给穆斯林，这就是早期伊斯兰时代所谓的年金制度。那时，年金的分发范围还比较小，享受年金的主要对象是生活在麦地那和麦加的穆斯林。年金的数额相对较少，最初为每人9迪尔罕，后来增至每人20迪尔罕。欧默尔继任哈里发后，穆斯林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哈里发国家，有时候面对如此巨额的财富，哈里发甚至有些错愕。由于可供分配的财富激增，几乎所有穆斯林都可以享受战争和哈里发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随着享受年金的穆斯林不断增多，分配年金已成为一项繁重的工作，管理年金分配的专门机构就变得十分必要了。637年，欧默尔在麦地那设立了称作迪万的财政机构，统一管理国库收支。之后，哈里发国家根据穆斯林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缘关系和宗教资历，实行年金的差额分配。比如先知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的年金份额为12000迪尔罕，其余遗孀的年金份额为10000迪尔罕；麦加时期皈依伊斯兰教者和参加巴德尔之战的穆斯林享受每年1000—5000迪尔罕的份额，自巴德尔之战以后至麦加征服前夕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4000迪尔罕，自征服麦加至平息半岛反叛前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3000迪尔罕，参加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2000迪尔罕，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以后移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穆斯林年金份额为1000迪尔罕。欧默尔实行差额分配的年金制度，让穆斯林在财产占有方面出现了不平等，穆斯林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过去的那种平等逐渐失去了支撑点，早期伊斯兰时代具有民主和平等色彩的共和政体很快就会走到历史的尽头，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不再似从前那般纯洁和简单，而是平添了许多现实的、阴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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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年11月3日，欧默尔在麦地那率领穆斯林行晨礼之时，被刺客袭击。凶手是信奉基督教的波斯籍奴隶阿布·鲁厄鲁厄，他刺了欧默尔两刀。欧默尔遇刺后，伤势严重，眼看就将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有人建议他指定自己的儿子阿卜杜拉继任哈里发，欧默尔并没有同意。最后，他让奥斯曼、阿里、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赛耳德·阿比·瓦嘎斯、祖拜尔·阿沃姆、泰勒哈·阿卜杜拉等人协商确定哈里发的人选，委派其子阿卜杜拉作为协商的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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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默尔离世后，奥斯曼等人聚集在圣门弟子米斯瓦尔家中举行会议，商讨哈里发人选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舒拉会议”。圣门弟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奥夫或许对哈里发之位并不感兴趣，或许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实力去竞争，他首先放弃了竞选，并推举阿里和奥斯曼为哈里发的继承人。经过激烈争执，奥斯曼获得胜利，成为麦地那国家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在位）出身于古莱西部落倭马亚氏族，615年皈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鲁基娅和乌姆·库勒苏姆许配给奥斯曼为妻。由于奥斯曼的宗教资历不及参加“舒拉会议”的其他圣门弟子，有很多人对舒拉会议的结果深感不满。奥斯曼即位后，赛耳德·阿比·瓦嘎斯宣布退出政坛，后来他一直隐居在麦地那郊外；祖拜尔·阿沃姆弃政从商，成为巨富；阿里和泰勒哈·阿卜杜拉尽管表面上承认新任哈里发，却对这一结果耿耿于怀，并成为奥斯曼的主要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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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即位之初，阿拉伯人依然令人闻之色变。他们的利剑指向了遥远的马格里布和努比亚地区，他们的铁蹄踏遍了伊朗高原甚至更远的粟特地区。至奥斯曼后期，哈里发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其西部，是不可泅渡的辽阔海洋；在其北部，是不易逾越的高峻群山；在其东部，是难以征服的土著势力。面对这一切，这些行色匆匆的异乡人不得不停止向外扩张的脚步。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共同向外扩张暂时屏蔽了哈里发国家内部的对立和冲突，他们万众一心，一致对外发动战争，收获了无数闻所未闻的战利品。然而，当外部征战停止之时，阿拉伯人相互之间开始内斗。奥斯曼在位后期，以圣门弟子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贵族与以奥斯曼为代表的倭马亚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渐明显。圣门弟子长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宗教资历颇深，备受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的倚重，在哈里发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门弟子深受伊斯兰教初期的民主传统和平等倾向的影响，热心支持共和政体。欧默尔在担任哈里发期间，对圣门弟子予以特殊照顾，呵护倍至。欧默尔实行的年金制度，明确规定了圣门弟子的特殊地位。舒拉会议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圣门弟子，而早年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迁士”几乎人人位高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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