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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厚量译3～5、8～16章，刘衍刚译1～2、6～7、17章，郭小凌译前言、部分说明并校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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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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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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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罗马兴起的故事，从作为发源地的围绕佛鲁姆（the Forum）的几个村落说起，到拥有统一的地中海世界及大量周边地区为止。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从英格兰的诺森伯兰郡延展到阿尔及利亚，从葡萄牙至叙利亚，从莱茵河至尼罗河，囊括今天30个主权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早在1870年意大利再次实现统一之前，亦即在耶稣降生之前，罗马就已是统一大国了。对逝去的统一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欧洲人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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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罗马的观念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神话，其中的每一个都回味无尽。这里面有关于共和时期的那些严峻认真、正直诚信的将军与执政官的形象，有一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伟大征服者们。也有类似加图（Cato）这样的人，在治理西班牙行省之后，卖掉自己的马匹，以便国家不必为把马匹运回意大利而破费；有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这样的人，在元老院再次招他担任最高统帅的时候，他正在田地里躬亲力作。这样的人值得美国的一座大城市[1]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人的妻子是类似于格拉古兄弟（Gracchi）[2]的母亲科奈莉亚（Cornelia）那样的妇女。在一位访客炫耀自己的珠宝时，科奈莉亚把自己的幼儿叫到身边，说“这就是我的珠宝”。还有阿丽娅•派塔（Arria Paeta）那样的妇女。当皇帝命她的丈夫自杀时，阿丽娅•派塔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自杀方式：她用刀刺向自己时说“看着，一点都不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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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后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高乃依（Corneille）[4]的悲剧中，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身上，我们发现了这些人物。在《格列佛游记》第3部中，斯威夫特（Swift）[5]把他笔下的英雄送到巫人岛，格列佛期望已逝去的名士复活，[6]他告诉我们：“我一见到布鲁图，[7]就感觉到一种深深的仰慕。我从他面容的每个地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至善的美德，无可畏惧与坚定不移的思想，对国家最真诚的爱情，对人类的一片慈悲之怀。”他继续说：“我想让罗马元老院出现在我面前的一间大厅当中，[8]让正在争吵的现代议会出现在另一间大厅中。前者似乎是英雄与半人半神的大会，后者则似乎是小商小贩、扒手、拦路强盗和恶霸……的集会。”在美术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罗马人在大卫（David）[9]的画作中得到表现，譬如以路基乌斯•布鲁图（Lucius Brutus）[10]大义灭亲、处决背叛共和国的儿子为题材的画作，还有以霍拉提乌斯（Horatius）杀死自己国家的敌人（尽管此人是他未来的妹夫）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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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随着时间推移被帝国所取代。一方面，早期皇帝们的浮华个性与罗马帝国的富足创造出一幅难以磨灭的奢侈残暴的画面，表现在福楼拜（Flaubert）、戈蒂埃（Gautier）和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11]的作品中，也在《庞贝城的末日》[12]以及好莱坞的大片《斯巴达库斯》《宾虚》中得到体现。还有与此相映成趣的形象：笔直伸向远方的罗马道路遍布欧洲地表，罗马军团无与伦比的效率，把几代人的和平带给世界的帝国，而在此之前和平远比黄金还要稀有。吉卜林（Kipling）[13]的诗歌与小说赋予这种思想以有力的体现：一架忘我与忠诚的军事行政机器，捍卫着罗马文明免遭境外蛮族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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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世界史上一直存在着其他伟大的文明。例如，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帝国，持续存在的时间长于罗马，产生出伟大的艺术与文学。但是古罗马与古希腊对于西方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自身的文化从它们那里直接脱胎而来。关于欧洲社会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较早的文化继承者的记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在诸如中世纪的《罗马人的行止》（Gesta Romanorum，老故事汇编，讲述一些明显张冠李戴的基督教道德）之类著述中看到的，依然与真实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以致在一个故事中我们发现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哲学家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某天在森林中与国王亚历山大会面。罗马始终是模仿与效法的榜样，因而有两种思想被构建起来：首先，人们自身的社会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其次，高级的文明一旦得到实现就有可能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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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与希腊语一样，属于庞大的印欧语系。在许多世纪当中，从位于高加索南部的某个发源地传播到印度、伊朗与欧洲。罗马人的祖先必定包括从北方进入意大利半岛的众多人民，他们大概并不隶属于一个单一的人群，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抵达罗马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与其他人融合，我们在后来称作“拉丁人”与“萨宾人”的不同词汇与葬俗中能够隐约察觉这一点。我们在罗马山丘上发现了一些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分散的定居点，在帕拉丁山丘上的定居点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在公元前6世纪，各个定居点合并成为一个，从那时起，就可以说罗马已降临于世了。传统记载罗马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晚后古典传统告诉我们的有关罗马早期史的大部分内容，基本上是神话而非历史。但传说罗马奠基人罗慕路斯（Romulus）建立了一个“避难所”（asylum），欢迎逃难者、被驱逐者落户到他的新城市，这也许反映了真实，即早期罗马的人员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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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受到埃特鲁里亚人的很多影响。埃特鲁里亚人是居住在中意大利的一个神奇民族，当时正处在其势头的顶峰。他们对印欧文化遗产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例如，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三位神祇——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与密涅瓦（Minerva）才会在卡皮托山上（Capitol）[14]得到崇拜。只有在埃特鲁里亚术语中才能理解这些神祇的意义。利用朕兆发现某种神圣意义的一套复杂体系也来自埃特鲁里亚。这套仪式通常由罗马执政官来正式实施。甚至罗马人自己的名字也照搬邻人的命名形式，如印欧式的单一名字（Menelaus, Siegfried）被一种复杂的类型所替代（Marcus Tullius Cicero）。[15]埃特鲁里亚人还传播了希腊的影响，特别是在视觉艺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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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热衷战争方面被证明是少有的。截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经过长年累月的征战，罗马就把整个意大利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座征服者的城市接受了许多希腊的优雅之物。譬如，早期铸币是清一色的希腊式样。它还热情接纳来自其他意大利社区的移民，并慷慨地授予整个意大利人以公民权（但无投票权）。罗马要求附属的意大利人充当士兵作为回报，在他们服役期满后被安置在“殖民地”。这是具有某种军事特征的城镇，意在镇压和保障被征服领土的安全。整个过程成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有效征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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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罗马的特征是有力的民意、强烈的公共意识、明显厌恶离心倾向和个人主义。尽管有希腊的影响，但存在着汹涌的怀疑思潮，讨厌自命不凡的外来方式。一个人不应脱离土地，乡下在道德上要强于城镇。“祖宗的方式”（mos maiorum）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在家庭范围内，至少在上等阶级的家庭范围内，父亲对儿子（即使儿子长大成人）享有令希腊人震惊的权力。这反映在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中，他们可以处死自己的儿子，并被允许亲自动手。不难想象，这是因一些压力而在罗马人中产生的极端做法，很自然地与罗马人的双重观念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杀害近亲，另一方面则是孝敬父母（pietas）。这种行为的原型是罗马的创立者埃涅阿斯（Aeneas），他背负自己的老父逃离烈焰熊熊的特洛伊城。被这样一些心理冲突所引起的焦虑会释放出无尽的能量，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即罗马人认为自己一贯得到神祇的眷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座城市所处位置并不特别有利，明显缺少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它却征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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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艺术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共和时代的人物一概是沉默寡言、紧握拳头、坚定不移的人。沉着冷静（parsimonia）、严肃认真（severitas）、勤俭节约（frugalitas）、简单直率（simplicitas）之类品质向来受到赞美，都有动人的故事。像加图（Cato）这样的典型农民，上升为元老与执政官，在道德上占有支配地位。许多罗马显贵的名字生动地揭示出他们源自农民。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和卡勒乌斯（Calvus）的原意是“卷毛”与“秃瓢”，卡皮托（Capito）和纳索（Naso）的原意是“大脑瓜”与“大鼻头”，克拉苏（Crassus）和马凯勒（Macer）的原意是“胖子”与“瘦子”，弗拉库斯（Flaccus）和比布鲁斯（Bibulus）的原意是“邋遢鬼”与“酒徒”。这些都是罗马执政官和诗人的名字，是承继埃特鲁里亚王权与希腊审美修饰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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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的关于共和国晚期的最丰富、最明晰的证据属于共和制明显解体、共和国的老一代捍卫者不再能限制权贵们掠夺行省的时期。这些权贵甚至率军向罗马进发，以便追逐自身的权势。我们不由自主地假设，真实情况是贪赃枉法和残忍无情。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业已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当汉尼拔（Hannibal）在14年的时间里统率着无坚不摧的军队在意大利纵横驰骋、鼓励罗马的意大利盟友起义的时候，他们大多数却不为所动。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这些同盟者却因怨恨的驱使，同罗马展开战争。罗马人的公正与自制，他们的公共精神（希腊人在公元前2世纪对此印象深刻）并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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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的语言、建筑和艺术传播到东方，远至印度。罗马的兴起最终把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邻近地区并为一体，远至不列颠、罗马尼亚、伊拉克，都分享由两种伟大的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构成的一种公认的文化。任何类似于现代民族主义的东西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帝国并非依赖强力加以维持。例如，在公元1世纪大部分时间，仅有一个军团驻扎在非洲，在西班牙则完全没有驻军。帝国行政当局只坚持做两件事：必须交税，必须遵守法律与保持秩序。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把生活交给各个城市运行，这即是说交给各个城市的上层阶级去运作，这些人依靠地位与财富来管理城市。文化是城市的，优美的，显而易见是统一的。遍及这个庞大的世界，学生们都在使用相同的书本，无论是在普罗旺斯、土耳其还是北非，城市兴起，其规划布局、神庙与公共建筑都具有相同的形式与装饰。桌子上的银餐具、地板上的马赛克、地板下的暖气存在着一致的风格，这种一致性仅仅是在当下才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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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风格并没有包罗万象。它是有闲阶级的创造，柏柏尔人部落成员或伊利里亚牧羊人无疑对它毫无兴趣。帝国较之希腊来说，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非自由人的劳动。罗马贫民窟表明，众多城市的贫苦自由民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但罗马在拥有奴隶的社会中是极端的例子，罗马的奴隶经常被大量释放。他们在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便成为公民。出自罗马帝国的数千块墓志铭中，有一多半属于被释放的男性与女性。贫苦的公民享有大型公共浴场、广场、公园和市场，他们在那里可以消磨户外时间，远比在更为寒冷与潮湿的北方正常待在外面的时间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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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光鲜的表面之下还有一些较黑暗的方面，如奴隶贸易、杀害婴儿、角斗士演出、掌握在不负责任或非理性人手中的绝对权力。卡里古拉（Caligula）和尼禄（Niro）以嗜血成性与充满邪恶的放荡不羁成了一道奇景，迄今一直困扰着欧洲人的想象。罗马帝国令人感兴趣之处是它显示出人性发展到极致的某些方面。卡里古拉常对民众说：“要记住，我能对任何人做任何事。”“过去”是实验室，人们在其中可以对人性进行可靠的研究，恐怕这也是对人性能够进行真正研究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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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信任大人物的权力与重大作用。恶魔般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沉着镇定、好挖苦人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充满激情的亚历山大（Alexander），与这些人可以比肩的罗马人是无坚不摧的恺撒（Caesar），勇毅放荡的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神经错乱的唯美主义者尼禄（Niro）。权力欲体现在伟大的个人身上，坚定果敢、宽宏大量与自豪自尊之类品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古代人评判各种事件的标准。诸如宽宏大量与自豪自尊的品质基本上是非基督教的。这些在古代世界的人们与故事中倍加赞颂的异教徒的美德，在中世纪，乃至在文艺复兴时期，事实上与基督教的欧洲完全绝缘。基督教似乎并不在意的人类的重要品质或者说它所拒斥的品质，在有关阿喀琉斯（Achilles）或恺撒、海伦（Helen）或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描述中，在理性自杀的塞内卡（Seneca）或激情自杀的狄多（Dido）身上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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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异教美德与基督教的这种相悖之处提醒我们应注意本书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犹太人与基督徒基本上未包括在本书之内。这些人属于基督教的欧洲。犹太教与基督教并不在古典世界史之列，因为它们面目迥异，与古典风马牛不相及。犹太文学的前提根本不同于希腊罗马文学，其特有的形式也同样如此。罗马可能更容易同犹太教而非基督教达成妥协，该教起码是一种有些异样的祖先崇拜，而基督教则甚至不算是一种体面的古代宗教，在一些关键地方与罗马这个异教国家的基本特性相矛盾。关于来世的思想、独身主义、拒绝发誓或拒绝奉献正常的牺牲，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被罗马官方所容。而且，基督教作品粗俗的文学形式以及古怪的预言也使有教养的阶级感到厌恶。对于希腊人来说，圣保罗认同的福音似乎是愚蠢的。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至少是在晚期，古典世界有可能必然会普遍接受基督教的启示。判处苏格拉底有罪及其之死被颂扬为一种殉道、一种非凡的成就，柏拉图（Plato）以他的整个文学天赋在宣扬这一点，并被有教养的希腊与罗马人所接受，这就为理解耶稣的受难铺平了道路。罗马帝国平定并统一了世界，适时地为在各地传播福音准备了条件。皇城罗马变成了圣城罗马，它的主教们接过了旧有的最高大祭司的头衔。对罗马的普遍称谓表现为僧侣的形式，但连续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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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传统在西方历史上占有很大的篇幅，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题目，本书只能表现其万一。希腊与罗马为西部与东部教会提供了语言，当强加于地中海世界的统一随着罗马帝国的倾覆而一分为二时，这两种语言在许多世纪里继续作为思想交流的载体。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直到1453年灭亡仍旧持续自称为“罗马人”，不过它也是希腊语的国家。尽管大部分古代文献业已丧失，但其中有一些还是幸存下来，包括众多杰作。经过激烈斗争以及对部分教父的质疑之后，人们广泛同意（虽然不是普遍同意），基督徒可以阅读或教授异教的古典名作。在一千年的时间里，维吉尔（Virgil）和泰伦斯（Terence）的作品继续作为西方学校中的基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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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思想从来没有失去吸引力。查理大帝前往并不方便的意大利城市加冕为皇帝，拥戴与反对具有普遍权力的一个罗马帝国的斗争在几百年时间里支配着意大利与德国的历史。拿破仑（Napoleon）再一次复活了这一争斗，墨索里尼（Mussolini）宣称“恢复了的法西斯”（fasces，法西斯分子一词“fascists”便出于此），[16]并为罗马重新建立了一个帝国。莎士比亚（Shake speare）在他的罗马题材的悲剧中揭示了权力的窘困局面，较之他的英国史剧本要更为深刻。吉卜林在他的一些最出色的诗歌与故事中，把罗马帝国当作大英帝国统治的范本。在现实政治领域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因在印度实行虐待与敲诈行为所进行的审判，所有参与者都感到堪比古罗马政府对诸如威莱斯（Verres，西塞罗公开指控他）[17]之流的公开审判。“总督”（proconsul）一词很自然地被用于英国殖民地总督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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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制的设定者们通常要参照罗马的模式，因此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都有参议院（Senates）。激进政治派别也可在罗马找到样板。法国革命者就采用了诸如格拉古（Gracchus）的名字，自称是诛杀暴君者布鲁图（Brutus）与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德国有一次革命运动为自己起名为奴隶起义者斯巴达克斯的运动。英国一份左翼杂志仍自称为“特里布”（Tribune，保民官）。当然，罗马天主教也在不同层面上重新确认了帝国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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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世界对艺术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主题、形式与精神。希腊神话与基督教主题一样，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另一宏大主题。奥维德（Ovid）的神话成为提香（Titian）、科勒乔（Correggio）、鲁本斯（Rubens）、普珊（Poussin）的描绘对象。曼特格纳（Mantegna）、皮拉内西（Piranesi）和大卫创作出古罗马的视觉形象。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通过悉心模仿真正的古代雕塑样本来创作自己的作品，从而开启了自己的雕塑家生涯。古代文学流派也生生不息。牧歌与史诗、挽歌与讽刺文学在每一种欧洲语言中均富有活力。创作出最初的歌剧的意大利音乐家和赞助人一直试图复兴古典世界的音乐剧。在希腊悲剧被人们所理解之前，因马洛（Marlowe）与莎士比亚而兴盛的悲剧，在形式上受到塞内卡的文辞华丽的情节剧的影响。另一种艺术形式是凯旋门，多利安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柱头，带有大理石仙女像与河流之神形象的喷水池，经过装饰的骨灰瓮，所有这一切迅速传布到各个城市。精神思想则更为流行。大卫画笔下的被害于浴室中的马拉，令人想起罗马的那些泰然自若的自杀。拉斐尔（Raphael）和弥尔顿（Milton）与古典研究密不可分。但丁（Dante）声称维吉尔是他的老师，他们两人在风格上的巨大差异清晰地表明这一声称乃是重要的事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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