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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170739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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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意大利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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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写早期罗马的历史，首先面对的就是文字史料的短缺，事实上现存史料中既无早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文字记载，亦无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连续文字记载（有关罗马人历史写作传统的讨论见第十章）。有关早期罗马的文学传统中，恐怕最为严重的弱点就在于冷酷无情的罗马中心主义特点。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之前，诸如亚里士多德之类的希腊作家偶尔意识到了罗马的存在，这类史料有些或直接、或因被后世作者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但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的历史记载以及其他当地传统则荡然无存。因此要从种族构成、社会经济架构、政治组织、宗教、语言以及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把握意大利民族间的巨大差异，乃是极其艰难的任务。在罗马成功征服并同化的民族之中，不仅有拉丁人这样的与罗马毗邻且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也有一些与罗马人截然不同的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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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最独特的族群是希腊人，他们的殖民地位于意大利南部，沿着海岸从库迈（Cumae）延伸至塔伦图姆（Tarentum）。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建立自给自足型城市，他们使自己的领土在各个重要方面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希腊殖民地成为内地山区民族袭击征服的目标。半岛脚尖地区是布鲁蒂亚人（Bruttians），半岛脚跟地区是卢卡尼亚人（Lucanians），再往北则是萨莫奈人（Samnites），这个民族由形形色色的小部落构成，其中包括罗马东面的马尔西人（Marsi）。所有这些民族皆处心积虑地想控制山下富饶土地及沿海地区所积累的财富。但这些民族征服的结果远非简单的“接管与蛮族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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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地山区民族的语言都很相似，学者们称之为“意大利语族”（Italic），实际上这些民族也自认为相互之间在历史上有着亲缘关系。再往北，沿海地区是拉丁人，内陆地区是萨宾人（Sabines）与翁布里亚人（Umbrians）。萨宾人与翁布里亚人的语言同样属于意大利语族，但他们的历史与南方的山地民族有所不同。根据传说，萨宾人与拉丁人在罗马建城过程中皆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两个民族的历史也总是相互交织，联系密切。不过还有一个地区无论对罗马还是对翁布里亚都有决定性影响，这就是埃特鲁里亚。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内部的演变与外部主要来自希腊的影响相互作用，结果在埃特鲁里亚地区发展出先进的城市文明。不过埃特鲁里亚人的语言既非希腊语，亦非意大利语。尽管埃特鲁里亚各城市一直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埃特鲁里亚文明基本上是同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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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翁布里亚文明完全模仿埃特鲁里亚文明，只是相对逊色，埃特鲁里亚文字被用来书面表达翁布里亚语言。但在罗马，历史进程却有所不同。周边山上的村庄以中央的广场（Forum）为连接纽带，在公元前6世纪发展为一座单一城市。类似的演进也发生于其他拉丁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比如加比伊（Gabii）与普雷内斯太（Praeneste）。古风时代拉丁姆（Latium）地区的物质文化与埃特鲁里亚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罗马都从未降低到埃特鲁里亚人附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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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尼亚（Campania）的历史则更加复杂。这里的沿海地带有希腊城市，其中最重要者为库迈与尼阿波利斯（Neapolis），它们跟以卡普亚（Capua）为基地的埃特鲁里亚人势力在古风时代末期与古典时代一直共存。公元前5世纪萨莫奈人入侵，占领了当地的所有埃特鲁里亚城市，希腊城市中亦只有尼阿波利斯幸免。但萨莫奈人的到来并未摧毁康帕尼亚地区业已萌生的文明，只不过使得萨莫奈人成为当地的新统治阶层。公元前4世纪罗马将康帕尼亚纳入自己势力范围，这一过程大概是罗马共和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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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特拉邦丹泰（Pietrabbondante）圣所平面图（约公元前100—前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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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时代萨莫奈人最宏伟的宗教中心。这一圣所可谓“同盟者战争”以前意大利雇佣兵与金融业者们所获取财富的见证。整个圣所的布局为主体沿中轴对称位于后部，俯瞰前面的剧场。此乃当时意大利中部典型的圣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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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拉丁姆与康帕尼亚间的差异之后，再比较一下皮克努姆（Picenum）与阿普里亚（Apulia）是颇具启发性的。意大利语族群的分布从北部的翁布里亚人延伸到南部的布鲁蒂亚人，但皮克努姆与阿普里亚两地的居民与这些民族鲜有共同点。而且因为与希腊世界保持着联系，两个地区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里所说希腊影响的来源，在皮克努姆是过往的希腊商人，在阿普里亚则是希腊城市塔伦图姆。皮克努姆在物质层面上一直很落后，多数人不知文字，亦少有城市化。阿普里亚尽管出现了一些本地城市，但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之间，整个阿普里亚地区似乎处于南方希腊城市的文化与政治潮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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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差异同样存在的，是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差异。希腊殖民地当然是完全成熟的“城邦”（poleis），而且埃特鲁里亚人的维伊（Veii）与卡普亚，还有拉丁人的罗马与普雷内斯太一类城市，在很多方面也跟希腊城邦类似。但意大利中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西塞罗时代尚无城市。这些地方的基本格局是分散的村庄与农庄，而且这些居民点往往位于一座山顶堡垒的保护范围之内，这样一旦发生战争居民便可以前往避难。但堡垒绝非用来长住的，事实上它们也不承担任何城市才有的政治与宗教职能。皮埃特拉邦丹泰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当地定居格局的清晰范例，这里有萨莫奈人最大的圣所，该圣所也兼做会场，整个建筑位于开阔的山坡上，山顶上是一座堡垒，圣所与堡垒中皆未发现人类定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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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因为这里没有城市就推测这里没有定居农业。希腊城邦理所当然会从本地居民的自由农民阶层中招募军队，实际上罗马也这么做。早期意大利其他共同体的状况想必也同样如此。因为在罗马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众多战役都是罗马重装步兵与对方重装步兵的较量，而存在重装步兵则表明存在自由农民。埃特鲁里亚的状况也必定如此，不过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只谈到埃特鲁里亚人中的农奴阶层。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埃特鲁里亚人的社会类似于斯巴达，统治者不是贵族，而是由类似于希洛人（helots）的农奴所供养的重装步兵阶层。萨莫尼乌姆（Samnium）的状况肯定也一样，尽管相关史料给人的印象是萨莫奈居民为牧羊人。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仅仅是浏览地图，而是去意大利实地旅游，他会一次又一次走过一片片丰饶的土地。这类土地地势很高，适于耕作，而且确实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耕种。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牧羊人。意大利的气候主要由两季构成，即干燥的夏季和寒冷潮湿的冬季；而且意大利的地理面貌为河流与沿海平原以及高山。这些气候与地理因素决定了当地的牧羊业具有跟地中海其他地区相同的特征。这种畜牧方式包括夏末至春季在低地牧场，往往是在谷物收割后的农场上放养；而炎热季节的放养地则是依靠融雪提供水源的高山草地。此种畜牧模式被称为迁徙式畜牧，可能仅意味着在单个山谷的山坡上上下移动畜群；也可能意味着长距离的移动，比如政治条件许可时，冬季在阿普里亚的牧场，夏季则前往亚平宁山脉中央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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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早期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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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是由一些村庄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结果是佛鲁姆（Forum[3]）不再用作墓地，成为新城市的户外公共空间。有趣的是，埃特鲁里亚人的大城市维伊，这个罗马多年来的主要敌手，当初也是由分散的村庄所占据的高地所构成。与维伊对比还有另一方面颇为有趣，即罗马与维伊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大”，就规模级别而言，它们比台伯河下游流域的其他任何共同体都要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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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无疑是值得占有的猎物。罗马的传统一致认为，罗马当初是由国王统治，首任国王罗慕路斯建立此城，罗马城名称即来自罗慕路斯。罗慕路斯的最后三位继承者中的两人，即塔克文•普利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与“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ius Superbus）是埃特鲁里亚人的冒险家。他们的到来与攫取罗马统治权凸显出古风时代中意大利社会作为整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外来渗透的开放态度。与古风时代的希腊一样，一个城邦（polis）的僭主及贵族同另一城邦的僭主及贵族互相通婚，因此在古风时代的意大利，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将一个人与他出生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而且，对外来渗透的开放态度似乎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就在罗马君主制被推翻后没几年，萨宾贵族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及其追随者被接纳成为罗马共同体的成员。克劳狄乌斯获得与昔日社会地位相称的社会等级，他的追随者们亦各安其位获得相应等级。从公元前4世纪起，我们对于罗马与其他拉丁共同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能够进行可靠的推断，我们发现这种关系的一个本质要素是共同体之间的迁徙自由。这一相互关系的要素是拉丁人部落共同体时期遗留下来的，还是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外交历史的产物？答案如何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在古风时代的中部意大利社会这一背景下，这一要素似乎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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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适合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追随者的社会等级，我一直没有提到早期罗马史的一个关键问题。罗马传统一致宣称，王政时期业已存在一个被称为“氏族贵族”（patricians）的家族群体，他们在共和国早年成功攫取了对世俗职位与圣职的垄断权，而且几乎完全控制了共同体的经济资源。在我们的史料中，那些非氏族贵族者被称为“平民”（plebeians）。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知的制度，但很可能早期罗马人共同体中还包括既非氏族贵族又非平民的社会群体。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出现了发展极为迅速的平民运动，它产生了平行于氏族贵族并替代氏族贵族国家的组织，这一过程学者们称之为“等级斗争”（struggle of the orders）。平民组织着手打破罗马城邦内氏族贵族对世俗职位与圣职的垄断，并减少经济领域内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程度。在追寻其首要目标方面，平民运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公元前2世纪时加图能够断言：如果任何罗马公民想要获取国家最高官职，他的奋斗道路上并不存在形式上的障碍。我们很快将会看到平民们的经济追求是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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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使用了“罗马公民”这一术语，罗马公民权这个统一的概念正是上述过程的结果。到了最后，一个居住在罗马的人要么是自由的罗马公民，要么是奴隶。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推知罗马社会对平民运动的开放态度。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是罗马所独有的特征。尽管其他拉丁共同体大概也是这样，但埃特鲁里亚诸共同体却可能并非如此，它们如同某些希腊共同体，呈现出从奴隶到自由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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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还有其他更多的特征。让希腊观察者感到惊讶的是，奴隶被罗马公民解放后即成为罗马公民。还有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到了后来罗马公民权不只简单地在诸拉丁共同体的成员中有效，而且在整个意大利各民族中皆有效。考虑到以下事实，即这些事情发生时罗马已是中部意大利的主导性强国，这也应看作是与罗马社会对来自弱小民族渗透的开放态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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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概略谈及早期罗马的世俗职位与圣职，以及平行于罗马国家组织的平民组织的建立。也许在王政时期，国王已习惯于咨询一个顾问团体，这一机构在共和国时代成为元老院。公元前6世纪末，终身任职的国王被一年一任的两名执政官所取代。此外我们的史料还表明，在共和国早年已出现专门的财政官员，即财务官（quaestors），以及各种各样的军事官员。可能史料中没有准确信息，但假定王政时代存在一套职责有所区分的行政管理架构是完全合理的。想必随着共和国的到来，官职的任命方法由任命改为选举。同样在王政时代业已存在两种不同方式的罗马民众组织，即公民大会，分别为按照胞族集团组织起来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和按照军队单位组织起来的“百人队大会”（Comitia Centuriata）。[4]平民组织的成长促成了平民官职的设立，其中最重要者为保民官，而且也促成了另一公民大会的产生，即民众按照部族（tribus），即按居住区域组织起来的“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或称“特里布大会”（Comitia Trib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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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民们在政治宗教上与氏族贵族享有平等权利的目标得以实现，平民组织也被原样移植成为罗马的国家组织。保民官成为实际上的罗马政府官职，平民会议则成为国家公民大会之一，名为“特里布大会”。随着其公民大会的创立，平民组织还保留了现存罗马公民大会最令人惊异的特征，即“按团体投票”。没有哪个罗马公民大会能够做到以到场投票者的简单多数来做决定。不管每个团体被如何界定，都以这种方式做出决定，多数团体的决定即为公民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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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人队大会为例，其职能包括选举执政官，各团体以便于体现富人优势的方式加以组建。无论其形式在共和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如何发展，百人队大会都包括一些团体，由足以充任骑兵的富人构成；然后是一些团体，由财产资格略低者构成；其他依此类推。概括言之，越是富裕的团体，包含的成员就越少，其结果是富人在公民大会中的影响力大得不成比例。当然在王政时期及共和国早期，这种制度没有这么复杂，但基本原则似乎并无二致。自然该原则要到很久以后才被有意识制定出来，但其结果是：那些缴纳更多赋税并承担更多保卫共同体职责的富人，在制定政策时享有更大的发言权。不过还必须说一点，富人只有团结一致时才能左右投票结果，但这似乎很少发生。平民大会的性质与目的显然在以下事实中得以反映，即依照团体的构成方式，富人在大会中并不能获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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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时期的罗马有一套职责相对有所区分的行政管理架构，就像不同罗马公民大会的演进一样，在这里同样从最早时候开始就在持续发展。罗马人表现出非常显著的意愿，想要设立新职位以接管执政官的专门性职能；如此这般，大法官（praetors）[5]后来接管了政府的司法职能，监察官（censors）则接管了如下职能：大约每隔五年编列出公民成员的名册以及适于征税的财产数目，并更新罗马人民的祈祷文以期获取诸神的恩宠。实际上在整个共和国时代，除了最后几年的无政府时期，监察是一种程序，人们作为战士、纳税人与投票者借此被授予共同体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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