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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同体并非简单地由属于其中的公民及其妇孺与依附奴隶构成，它还包括诸神。而且罗马的宗教架构与历史形态在很多方面非常明显，实乃世俗架构及发展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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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早期共和国相对复杂的政府架构也伴随着同样丰富多样的圣职（系统）。一开始有两个主要的大祭司（pontifices）团体，其首领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长一般还掌管着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此外还有占卜官（augures）。大祭司大体负责对诸神的牺牲；维斯塔贞女负责共同体的圣灶；占卜官则探知神意，比如通过查看飞鸟（进行占卜）。就如同国家设立新的世俗官职以满足新的需求，在宗教领域也不时有新的祭司职位出现。而且共和国的祭司职务往往由担任世俗官职者兼任，不同之处在于，祭司为终身职位，而执政官则一次任期只有一年。因为在罗马，宗教与政治并非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但千万不要因为众神的世界卷入了政治纠纷的世界，就据此猜测罗马宗教“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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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伴随着罗马国家组织而并行发展的平民组织同样也创立了自身的祭仪体制，该祭仪的中心在阿芬丁山（Aventine Hill）上，位于罗马的初始边界以外，祭仪所崇拜的神灵有克瑞斯（Ceres，财神）、利贝尔（Liber）与利贝拉（Libera，利贝尔与利贝拉皆为丰产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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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在（上述）设立新祭司职位与平民宗教架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宗教领域内对创新的接纳态度，在更广阔的环境下发挥作用。共和国宗教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大概是新神祇的持续输入，来源有埃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其他地方或者海外。如此做法并不表示罗马人对现有神灵不甚满意，恰恰相反，因为公民为罗马军事实力之源，所以罗马在其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一直力图增加公民的数量。同样，因为众神帮助罗马赢得战役，所以人们崇拜的神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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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立了军事上成功的贵族—平民国家之外，“等级斗争”的另一后果也需要提及。社会下层者的要求之一是经过编纂与记录的罗马民法条款，这样对法律的解释便无须依靠贵族官员的随意发挥。其结果即众所周知的“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传统上认为制定于公元前450年左右，其条款在西塞罗时代依然构成罗马民法的基础。正是通过这一时期以及之后作家们的引用，我们才能够对十二铜表法的原本内容有清晰的了解。十二铜表法所揭示的社会尚是一个小农共同体，但共同体中亲属族群的重要性已日见式微，而且共同体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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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早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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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早些年以氏族贵族家族力图垄断世俗职务与圣职为标志。君主制的覆灭也意味着过去罗马对近邻所取得的优势部分丧失。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沃尔西人（Volscians）出现在利里斯河（Liris）流域并征服了特雷拉河（Trera）[6]流域之大部以及罗马南部的沿海平原。共和国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罗马在其他拉丁共同体中重新建立起领导地位；然后是一连串漫长的战争，对手为南部的埃特鲁里亚诸城市，特别是公元前396年被攻陷摧毁的维伊；同时罗马要还对抗南方的沃尔西人。之后的征战中，罗马与拉丁人往往能依靠赫尔尼坎人（Hernicans）的助力，因为赫尔尼坎人同样因沃尔西人的扩张而蒙受损失。毫无疑问，一段经济困难时期对社会下层而言是沉重的负担，这也加剧了下层民众对贵族独占（局面）的怨恨。同时某些不很穷困的下层人士为罗马贡献了人力，这是军事胜利所不可或缺的，这一事实使他们拥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他们也急切使用该权利。贵族特权被侵蚀的同时伴随着对征服土地的（持续）稳定需求，这些土地用于满足社会下层在经济上的渴望。这类土地要么形成了拥有本地自治政府的新共同体领土，或称“殖民地”（colonia）；要么成为孤立的份地提供给没有按群体组织起来的定居者。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对罗马的洗劫在当时固然是惨重损失，但此事无论对罗马的内部发展还是对罗马的征服进程皆影响甚微。攻陷维伊获取的土地分配给了罗马的穷人，其结果是创造出一支数量巨大的农民士兵后备军。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主宰了南埃特鲁里亚，完全无须再惧怕来自阿尼奥河（Anio）上游流域诸部落的进犯，同时罗马还准备染指康帕尼亚北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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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罗马征服意大利的历史关键时刻来临。罗马周边的多数拉丁共同体眼看着罗马优势的增长开始有所警惕，力图重申自己的独立地位。它们全部被击败，除了最大与最远者，其余全被并入罗马公民联合体。这以后，早先的拉丁姆城市以及拉丁人建立的殖民地作为个体或群体与罗马发生联系时再没有可能与罗马分离。而且罗马做出了重大决策，继续建立拥有拉丁城市地位的共同体。确实到了后来，也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拉丁地位”比之罗马与其他拉丁共同体，本质的特征在于相互通婚的权利、强制性的合约义务，还有变更居住地并获得新居住地相应公民权的权利。公元前338年以后出现的第一处拉丁殖民地卡莱斯（Cales）位于康帕尼亚北部，建立时间为公元前334年。该殖民地以及之后殖民地的主要功用为防御性的，为的是控制通过征服获取的土地或者保卫领土抵抗侵略。对罗马与拉丁社会而言，建立殖民地是利用征服来的土地缓解下层贫困的一种手段。而且拥有拉丁地位的殖民地还是促成意大利罗马化的强有力因素。这些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制度上模仿罗马，在一个此前跟罗马没有多少联系的地方，光是殖民地的存在就有助于罗马政府模式的传播。近来在科萨（Cosa，建立于公元前273年）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罗马极有可能向拉丁殖民地输出其独特的“团体投票”方式。不过，建立拉丁殖民地还有更为重要的方面，似乎殖民地的成员不仅限于已拥有罗马或者拉丁共同体公民权者，意大利同盟者也有资格加入。这样，拉丁共同体有助于将大量意大利人的地位提升至接近罗马公民的地步。然而，不论是这一事实，还是另一事实，即拉丁殖民地提供了一种将土地分配给穷人的方式，皆不表明殖民地是建立在平等主或者民主的基础之上。拉丁殖民地居民中一部分地位显赫者所获得的土地比其他人丰厚，由此能形成一个社会精英与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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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前后，罗马还建立了不少殖民地，殖民地成员拥有罗马公民权。这些殖民地的营建规模小于拉丁地位的殖民地，它们承担某一边境的特定防卫职责，比如台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亚（Ostia）或者利里斯河河口的明图尔奈（Minturnae）。不过，那些拥有罗马或拉丁公民权者有资格参与移民活动，另外罗马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手段，尽管不是很重要的手段，使那些来自意大利家庭的男性可借此获得罗马公民权而无须搬迁至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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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创造新罗马公民的手段，殖民地的更重要作用在于将全部意大利共同体（居民）作为不投票的公民整合起来。（除投票权以外）这类共同体（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所有其他权利，主要是法律与社会方面的权利，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公民的所有职责，必须缴税并参战。投票权的保留有时可能是因为距离遥远或语言不通等原因，我们不清楚这种授予不投票公民权的行为是想作为一种回报还是一种征服手段，也可能这根本不是大问题。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以此种方式成为了罗马的一部分，其中最显著者为希腊-埃特鲁里亚-萨莫奈大城卡普亚，还有后来盖乌斯•马略（C. Marius）与西塞罗的诞生地阿皮努姆（Arpinum）。卡普亚，无疑还有大部分康帕尼亚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被并入罗马国家，其具体进程非常模糊且充满争议。重要的是，当时意大利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进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参见第32页以次——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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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意大利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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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谈到，属于不同意大利共同体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最终获得罗马公民权或拉丁人地位，不管他们是被征服还是未被征服。不过这一进程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罗马的成功不仅在于征服了意大利，还在于将意大利塑造为一个单一世界。在建立拉丁殖民地过程中，罗马输出了其自身的等级模式以组建（当地）社会。同样的总体思路亦扩展至罗马与意大利盟友间的往来。罗马有系统地挑选意大利盟友中的社会上层并授予他们特权，如果他们面临来自外部的灾难或来自内部的革命，罗马会在危机中支持他们。正常情况下罗马与任何意大利共同体间的关系决定于两个城市上层阶层间的个人联系方式，这基于共同的利益并涉及经常性的交往，包括相互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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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套个人关系网，罗马加之于意大利共同体的主要要求自然未遇大碍便得以满足。该要求是提供部队，这一事实使得罗马与大多数其他古代帝国有别，也有助于解释罗马帝国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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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古代帝国要求附属者提供贡赋，这一要求标志着帝国的优势地位，而且对于统治权的所有者，贡赋要求的满足为其统治地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报酬。很明显从很早阶段开始，罗马仅仅简单地把对人力的要求扩展至其他意大利民族，并将这些人纳入自身的公民体系。其结果是：标志着罗马在权力上高于沃尔西人或埃特鲁里亚人的唯一手段是要求这些民族提供部队，而且罗马据此牟利的唯一手段是利用这些部队去获取战利品、土地以及更多的权力。然而我们不应该假定罗马对部队的索取就一定违背这些民族的意愿。尽管在分配战利品或土地时对其盟友不如对自己公民慷慨，罗马确实跟盟友们分享某些胜利的报酬，而且这类报酬一直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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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还伴随着引人注目的物质表现，以标示罗马的存在这一事实。公元前4世纪以降，不管是孤立的地段还是殖民地的领土，在分配之前，被征服的土地无论如何都会被丈量与标志，这一细致过程最后被称为“百法丈量分配”（centuriatio）。最初，可能是在公元前334年以后，土地被划分为宽10罗马方步（actus，一方步约等于35.5米）的长条，划分的界线被称为“十步线”（decumani）。于是完整的长方形网格便被标志出来，横向线条被称为“轴线”（kardines）。在相对简单的系统中“十步线”分隔有时会多于或少于10罗马方步，同样，在后来发展出的网格划分系统规范为纵横各20罗马方步，但也并非全体通用。采用此种网格方法划出的土地为每一方块200尤格（jugera），或者说一“百方”（cent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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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细致过程并非仅用于丈量土地，网格的界线还被道路与沟渠所标志，它们在乡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志。它们勾勒出（土地的）格局，发挥作用的时间即便不足千年，亦长达数百年，在很多地方历经工业化发展与机械化农业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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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当时罗马对土地的控制基本都带有暴力色彩；但另一方面，罗马组织之下在意大利的殖民地格局方便了意大利人获取拉丁公民权，以及最后获取罗马公民权；这同样允许已有民族因素的存在与同化。如此这般，公元前268年拉丁殖民地阿里米努姆（Ariminum）建立于昔日翁布里亚人领土之上，这对于当地位于殖民地围墙外的主要前罗马时期圣所并未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其供奉所表明，该圣所继续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中心，一如殖民地建立以前在当地所扮演的角色。在意大利另一端，公元前314年在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与阿普里亚人边界处建立起殖民地卢克利亚（Luceria），那里的早期铭文显示了一种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混合方言，据推测这是由于当地居民的混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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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63年建立于萨莫尼乌姆地区的埃塞尔尼亚（Aesernia）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铭文表明：有一群“萨莫奈人定居者（incolae）”，他们显然不是公民，但他们与当地人和睦相处，顺利从事商贸活动并拥有自己的社团组织。而且通过文学史料我们还得知，公元前2世纪初期有大批萨莫奈人与派利格尼人（Paelignians）移居弗雷格拉（Fregellae）。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成为公民，但他们的存在显然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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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共存与同化的事例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那些居民被称为“意大利人”的部分，一般而言，这些人的民族与语言近似于拉丁语。不过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域，即埃特鲁里亚与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事态的发展截然不同。在这两处，各有一种独特显著的文化最终湮没无踪，但原因有所不同。在山南高卢，对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洗劫罗马的记忆，以及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时其高卢盟友所扮演的角色，这两个因素可谓罗马对该地实施残酷征服的主要原因。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采取了初步行动，几乎完全消灭了塞农人（Senones）[7]，这一政策在公元前2世纪继续实施（参见下文第38页以次）。在埃特鲁里亚，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早期战争必定在南部产生了一条稳固的罗马或拉丁领土带，只留下塔克文尼（Tarquinii）或伏尔奇（Vulci）之类的埃特鲁里亚飞地苟延残喘。在北方，埃特鲁里亚人的领土与文化完整保留下来，但日益变得隔绝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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