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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罗马与希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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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曾通过埃特鲁里亚传入罗马。公元前4世纪，随着对康帕尼亚的兼并，罗马开始同希腊世界有了近距离直接交往。在随后3个世纪中，这种交往的密切程度及重要性日益增长。公元前312年，时任监察官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Ap. Claudius Caecus）修建了由罗马至卡普亚的阿皮亚大道（Via Appia），此举为罗马与康帕尼亚之间联系的象征，也确实增强了罗马与康帕尼亚间的联系。很可能正是在此背景下，罗马依照希腊式样发行了第一种银币。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前3世纪早期，罗马无疑开始了迅速希腊化。这期间罗马模仿希腊世界，热衷于展示胜利信念，这一现象乃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中的极重要部分。在罗马，其结果是新引入的战神崇拜，胜利之神崇拜以及对胜利本身的崇拜。同样在此期间，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希腊原型的海格力斯（Hercules）崇拜在罗马世界广泛流传，相关证据不仅有国家的新崇拜制度，还有来自社会底层对新英雄的热情奉献。与此同时，共和国时期的物质文化所受的希腊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位于阿皮亚大道上的西庇阿（Scipio）墓中发现有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L.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的石棺，其上的装饰使用了希腊建筑主题。另一方面，大约在公元前330年罗马开始生产自己的陶器，被称为格努奇里亚（Genucilia）陶器；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开始模仿希腊金属器皿，生产一种优良的黑色光面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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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后期，在行政管理架构的日益复杂化方面罗马亦有所发展，这已超越了简单采用希腊式钱币的阶段。可以肯定，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出了通过人口财产调查（census）（将居民分为）五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每一阶层承担不同的财政与军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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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保卫意大利及第一次布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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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意大利民族间的最后一场真正的战争是对萨莫奈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结束于公元前295年，这一年萨莫奈人及其盟友翁布里亚人、埃特鲁里亚人与高卢人在北意大利的森提努姆（Sentinum）被击败。是役，那些尚保持独立的翁布里亚与埃特鲁里亚城市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是在为维持自身的自由地位而进行的最后一搏，部分波河流域的高卢部落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则是想再现公元前390年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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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之后，罗马遭遇首度海外入侵。前面已谈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南方的希腊城市就面临“蛮族”邻居们领土与政治野心的威胁（参见上面第16页以次）。库迈（Cumae）与波塞冬尼亚（Posidonia）已经认可了萨莫奈或卢卡尼亚精英阶层的存在，但塔伦图姆（Tarentum）拒绝像它们一样妥协，反而招来一连串希腊雇佣兵统帅帮助自己。最后一位雇佣兵统帅是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他于公元前280年应召而来，不是为了对付塔伦图姆的卢卡尼亚邻居，而是为了对付罗马，因为此时罗马已成为塔伦图姆独立的首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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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塔伦图姆对抗罗马在南部的希腊城邦（poleis）中绝非典型。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之后，都有很多希腊城邦欢迎罗马保护，乐于跟罗马结盟。罗马在对皮洛士战争期间发行了银币，币面上压制的图案式样显示出罗马处心积虑将自己置于抗击野蛮的文明一方。这种有争议的币面图案为阿波罗的头像，而阿波罗在公元前279年成为整个希腊世界中象征文明战胜野蛮的神祇，原因在于这一年阿波罗保卫德尔斐（Delphi）免遭一伙高卢人的劫掠。同样，如前文所述，罗马也于公元前295年击败一群同样的蛮族，以及其他罗马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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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士在初始阶对罗马军队段赢得了一些胜利，但胜利的代价颇为高昂，“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victory）这一习惯用语即由此而来。皮洛士后来在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战败，（只得）越过亚得里亚海域返回。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皮洛士败于罗马之手，希腊史学家、陶罗梅尼乌姆的提迈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在流放雅典期间写道：应该留心西方的新兴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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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罗马）这个新兴强国与另一西部强国迦太基（Carthage）之间爆发战争。迦太基建城更早，而且因为与希腊人在西西里的一系列漫长血腥的战争，希腊世界对其更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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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早时期，迦太基与罗马间的关系是和平的，实际上两国间相互订立了3项条约，同意互不干涉各自的利益范围。条约内容通过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得以保存下来。最早的条约订立于共和国第一年，为已知最早的完整罗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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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罗马对外扩张的因素中，除了前面已谈到的，其他因素则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为证。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投票决定采取行动的并非元老院，而是公民大会，无疑单纯的贪婪在决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导致战争的行为是罗马罔顾墨萨拿（Messana）已经请求迦太基的保护这一事实，派出一支军队保卫墨萨拿，当时墨萨拿由一伙意大利雇佣兵控制，正在对叙拉古王希罗（Hiero of Syracuse）作战。出兵墨萨拿的举动非常符合罗马的特性，当机会出现时，无论是罗马贵族还是作为整体的罗马国家从不抗拒插手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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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由公元前264年持续至公元前241年，由于在战争初始阶段叙拉古王希罗就把赌注押在罗马一方，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争夺西西里控制权的战争。罗马人的坚忍最终赢得胜利，罗马还强行把撒丁岛（Sardinia）也作为战利品夺走。关于罗马以何种方式着手组织自己的新收获尚有许多模糊之处，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那种意大利模式，即通过条约把提供人力供罗马驱使的义务强加给战败的共同体，很显然已不再采用；西西里与撒丁岛皆被视为需要统治与征税的领土。其次，近年来在西西里西部恩特拉（Entella）发现的一组铭文表明：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至少有一名意大利人在罗马保护之下占据着颇有势力的半官方位置，而且他大概从该职位中牟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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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共和国中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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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及前3世纪罗马进行的战争中，领导权属于氏族贵族与平民贵族混合而成的贵族集团，这一群体的出现是解决“等级斗争”的结果。在新的权力分配框架之下，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职的任职者及其后代被视为贵族集团的成员。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传统“元老院统治时代”的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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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我们对这一社会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元老阶层精英的内部问题以及元老阶层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间的问题。尽管我们的史料对这一时期，即共和国中期的记述无疑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我们能够合理假设，那种精英与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团结的说法，在西塞罗的时代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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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之间显然存在着争夺官职、权力及影响力的竞争。我们拥有公元前3世纪的一件早期墓碑，墓主为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墓碑上的铭文镌刻时间晚于石棺的制作。另外，公元前251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麦特路斯（L. Caecilius Metellus）去世后人们所朗诵的《赞诗》（elogium）也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如果不考虑贵族们相互竞争这一背景，上述巴尔巴图斯的铭文与献给麦特路斯的《赞诗》便都不可理解了。显然会有紧张的时刻，比如苏拉（Sulla）的一位祖先（参见第45、97页以次）因为过度炫耀财富而被逐出元老院。但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特征像西塞罗时代的政治斗争那样以惨烈和不择手段著称，那则是极不可能的。公元前251年的执政官被描述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而且财富的获取手段颇为光彩。而这段描述中，仅有前一句，即“拥有巨大财富的人”适用于后来的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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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精英内部存在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分歧是如何解决的。然而有一种现代理论值得注意，根据该理论，像科尔涅利（Cornelii）或凯基利（Caecilii）之类的整个氏族（gentes）如单个实体般运作，与其他氏族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该理论几乎肯定只是幻想，它并不适用于我们拥有第一手相关证据的所有时期，因此将它运用于没有第一手相关证据的时期就显得自相矛盾。而且巴尔巴图斯与麦特路斯之类的人作为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体出现，有时他们的野心在将罗马推入战争的过程中无疑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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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理解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之间关系的性质，我们的知识则更加晦暗不明。当然围绕一些事情也存在争论，这些事情构成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间出现的争执的原因。因此在公元前290年就相对平衡而展开争论，即如何利用被征服的萨宾努姆土地，在向穷人分配和卖给富人两种选择之间达成相对平衡。波利比乌斯还记载了一场公元前232年由分配皮克努姆以及波河流域东南部土地的建议所引发的争辩。但基于以下假设的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罗马史，即较低下的等级对贵族领导以及在贵族指挥下赢得的报偿感到满意这一点，却是颇令人费解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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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说法，使一个人依属于另一个人的庇护制（clientela）是一种往往带有继承性的传统关系，它被视为共和国中期罗马社会主要的整合因素。然而其他因素无疑也发挥着作用。尽管如我们马上将要看到的，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时与多数古代国家相比都显得巨大，但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同社会等级间的联系相对顺畅的社会。战争与殖民之类精英与民众共同参与的事业的数量表明，精英与民众间确实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协作。而且如同后来一样，此时精英集团可以认为自己对全体居民的所为正当合理，他们确实也如此认为，因为就共同价值观而言他们把全体居民视为一个整体。这类价值观所包含的除了其他之外，还有一种信念，即诸神的赞同必不可少而且罗马可借此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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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观察到的，公元前3世纪不仅是罗马国家整体发展的顶点，也标志罗马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发展至顶峰，这种同盟随后就会开始呈现出紧张的关系。意大利所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场高卢大入侵发生在公元前225年，正是在准备反击此次入侵这一背景下，波利比乌斯描述了罗马所能支配的人力资源。为此波利比乌斯利用首位罗马史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Q. Fabius Pictor）的记录，而皮克托本人是公元前225年事件的见证着。虽然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明细列表在细节上包含有某些模糊之处，但该列表与这一时期有关罗马公民数量的其他知识相吻合。据此推测：罗马能够从中征召的罗马及意大利男性人口约在100万人至200万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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