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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格拉古兄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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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模式：由于长期在海外服役，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士兵无论如何都会疏离自己的土地以及公地，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与使用公地的权利，前往波河流域定居，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下一代的士兵来源。然而随着该地区的平定，殖民的全盛时期宣告终结，这以后直到公元前133年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里，无地者的数量似乎稳步上升，他们本身既无土地，亦无有望获取土地的地方可去。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目的是想逆转意大利中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并通过损害大型农场企业的利益以增加农民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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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他提出一项土地法案，要求对公地的占有面积加以限制，并将多余的部分分配给民众。为反击提比略，元老院推出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M. Octavius）。屋大维否决了该法案，提比略最后被迫借助民众之力将这位保民官同僚免职。提比略还通过干预对帕加玛（Pergamum）王国的安排进一步与元老院对抗，这个王国通过遗嘱留给罗马人民，而管理外国事务本来是元老院的传统特权。最终提比略试图确保自己再度当选保民官，此举引发骚乱，提比略与三百名支持者一道在骚乱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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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改革企图所引发的最重要后果大概是意大利人与罗马政治纠结不清，难以化解。不过在我们能够转向其他具体问题之前，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过程需要考虑，那就是意大利的持续罗马化。罗马道路修建的黄金时代是在提比略•格拉古这一代，或者说在他之前一代。其结果是整个意大利不管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皆连接成一体，其程度远远超过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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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岁月里，意大利同样成为了金融与经济的统一体。在战争结束之前，除罗马钱币之外，尚有大量意大利共同体制造的钱币在流通。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只有极少数共同体自认为完全独立于罗马，有必要自己制造钱币，先前发行的钱币也迅速退出了流通。那些从军队退役的战士们把罗马钱币带入亚平宁山脉的穷乡僻壤。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作为对东方财富流入的回应，使得意大利的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更上一层楼。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不论在类型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意大利的罗马钱币流通模式都存在某些不平等之处。但之后此类不平等就消失了，这显然是商品货币交换发展进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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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为语言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罗马军队也很重要。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及之后，男人们离家从军，实际上生活在拉丁语环境中的时间远长于以往。埃特鲁里亚语幸存下来，萨莫奈语和卢卡尼亚语亦如此，但其他语言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前的时期就已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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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格拉古的立法时，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完全不能确定立法的目的是否为复兴自耕农业，而且其范围不仅是罗马，还包括同样深受前文所言发展之害的意大利中部诸意大利共同体；至于计划中的农业复兴程度，我们更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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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提比略•格拉古从富人手中取走公地并将其分配给穷人的企图对罗马精英们以及意大利精英们的利益皆有负面影响。授予部分或全部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想法才刚刚浮现，这部分是为了补偿他们在使用罗马公地权利方面的减损，部分是在这一领域制定政策时给他们的一种说辞。这种想法一旦出现，就不可磨灭，尽管直到公元前91年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要求才以战争形式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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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元前133年至前91年罗马政治的重要特点为一系列类似于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尝试，其目的在于为罗马贫民赢得帝国中得更大的份额作为回报，因为罗马贫民身为战士为帝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此类回报形式各异，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政府补贴的廉价谷物。这些尝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尝试类似，往往以发起人的暴力死亡告终。其中有两项尝试必须特别谈到。其一为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C. Gracchus）于公元前123年至前122年所筹划的方案，该方案的目标不只是要提升贫民占有的物质财富，还要改变罗马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其二为卢基乌斯•阿普列乌斯•萨图宁（L. Apuleius Saturninus）的任职（保民官），萨图宁跟努米底亚（Numidia）的朱古达（Jugurtha）的征服者兼辛布里人（Cimbri）与条顿人（Teutones）的征服者盖乌斯•马略结盟，于公元前103年和前100年开始为马略的老兵提供所需的安置土地。保民官与将军间的同盟在未来将会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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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瓜分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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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关于如何瓜分帝国战利品的政治争执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一代人时间里变得如此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罗马正变得越来越富有。确实在公元前133年，帕加玛国王将自己的王国遗留给罗马人，该地区在罗马第二个大规模获取领土（不要将其与获取霸权相混淆）时期的中间阶段落入罗马之手，沦为亚细亚行省，时间在公元前146年罗马获取阿非利加与阿凯亚（Achaea）和公元前121年罗马获取普罗旺斯（Provence）之间。其结果是作为收税人、放债人和奴隶贩子居住于海外的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数量迅速上升。他们的活动恰好主要在东部被记录下来，而且最大的财富无疑获取自东部，但同样的进程显然也在西部进行着。如此背景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之交往的海外民众之中，意大利人享受着跟罗马人同等的待遇，因此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感觉无疑远较以往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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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因素值得一提。与以往已存在的零星定居中心相对照，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真正的城市化。比如萨莫尼乌姆中部的波维亚努姆（Bovianum）与塞皮努姆（Saepinum）以前到处分布着村庄或农场，还有用作避难所的丘堡（hill-forts），现在城市开始在丘堡之下的平原地区成长起来。在瓦莱诺山（Monte Varaino），丘堡本身开始被人们永久占据。罗马的城市社会模式广为传播。所有这些发展无疑都使得意大利诸共同体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式上的低人一等以及自己对罗马政策发言权的缺失。有时罗马人对于地方精英成员行为霸道。而盖乌斯•马略的生涯则表明了一个来自意大利共同体的贵族在获得公民权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在公元前107年至前100年间六度出任执政官，击败了朱古达，还从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威胁之下拯救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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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马盟友们实在的不满无疑在增长，因为罗马为了避免自身农民战士短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转而将越来越多的军事负担转嫁到意大利盟友头上。这些年来，罗马要击败努米底亚的朱古达这样的次要角色都如此困难，面对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自己又如此脆弱，这现象颇不寻常。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进入波河流域而没有逼近罗马可谓罗马的幸运。人们可能会怀疑，要不是盖乌斯•马略的才干，恐怕不管朱古达还是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皆不会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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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意大利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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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91年，有关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再回避。当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 Livius Drusus）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议失败后，半个意大利起来反抗（罗马），这便是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通过同意授予当初拒绝给予的（公民权），罗马缓和了反抗活动，而且罗马得以借助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意大利人）降服了那些坚持反抗者。至于那些坚持反抗者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继续战斗，却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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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整个意大利半岛加上波河流域已有的殖民地被组织成为一个罗马公民共同体。对于该进程的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该进程到了公元前83年已大部分完成。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 Cornelius Sulla），这位曾于公元前88年发动一场短期内战以期确保自己的罗马东征军队指挥官职位的人，返回了意大利。对于某些反对自己的特定共同体或民众，苏拉冷酷无情，但他并未废弃意大利作为整体所获得的公民权，也没有解散其组织。公元前89年，波河流域已开始了融入意大利半岛的进程。“伟人”庞培（Pompeius Magnus）之父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Cn. Pompeius Strabo）授予波河流域以及利古里亚（Liguria）诸共同体拉丁殖民地地位，其中利古里亚地区的居民既非罗马人亦非拉丁人。完全罗马公民权的获得则延后了超过一代人时间，但还是通过恺撒的授予最终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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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请大家注意意大利城市模式的扩展。然而在意大利获得公民权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则有所不同。尽管我们不太清楚，但无疑新的罗马共同体拥有相对同质的政制（架构）且适于城市社会。实际上，在与其他共同体交往时，罗马很难设想除城市中心（这一政制）之外还有其他。随着新罗马共同体的建立，意大利之获得公民权由此对城市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这似乎又反过来成为促进意大利罗马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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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化现象，至少有两个层面必须加以研究。从精英的层面开始研究可能最容易。精英阶层相对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罗马体制的重要特征。自然，一个家族之中从未有人担任官职的人，很少能像盖乌斯•马略和西塞罗那样达到执政官的高位。但一个家族通过几代人时间获得执政官之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一个人如果是家族中首位官至执政官或者其他高官者，他就会被称为“新人”（novus homo），并由此使自己及后代获得贵族身份。在整个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家族如果来自新近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那么可能只需等一代人时间此家族就可以开始向高官的晋升之途。公元前91年至前89年后大量意大利地区居民获得公民权，他们的晋升之路与上述途径并无二致。到了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中充斥着来自最近才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其中很多人的后代将会升至执政官之位。晋升之路所需的是那些一向有效的优势，比如与已经手握大权者的友谊、财富、演说技艺与军事才能等（见第五章，共和晚期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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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意大利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罗马化加以评估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得承认：存在着不识字且穷得没有资格加入罗马军队的田间劳动者，但我们对他们的文化一无所知。我们所有的知识即便不是与精英相关，至少也是与接近精英的人相关。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要了解整个意大利共有本地文化的生存或湮灭，有四种标示性因素值得注意：语言、宗教习俗、家庭结构和葬礼仪式。其中的葬礼仪式如果有效则特别有用，因为存在（不少）相关的考古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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