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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因素值得一提。与以往已存在的零星定居中心相对照，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真正的城市化。比如萨莫尼乌姆中部的波维亚努姆（Bovianum）与塞皮努姆（Saepinum）以前到处分布着村庄或农场，还有用作避难所的丘堡（hill-forts），现在城市开始在丘堡之下的平原地区成长起来。在瓦莱诺山（Monte Varaino），丘堡本身开始被人们永久占据。罗马的城市社会模式广为传播。所有这些发展无疑都使得意大利诸共同体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式上的低人一等以及自己对罗马政策发言权的缺失。有时罗马人对于地方精英成员行为霸道。而盖乌斯•马略的生涯则表明了一个来自意大利共同体的贵族在获得公民权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在公元前107年至前100年间六度出任执政官，击败了朱古达，还从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威胁之下拯救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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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马盟友们实在的不满无疑在增长，因为罗马为了避免自身农民战士短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转而将越来越多的军事负担转嫁到意大利盟友头上。这些年来，罗马要击败努米底亚的朱古达这样的次要角色都如此困难，面对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自己又如此脆弱，这现象颇不寻常。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进入波河流域而没有逼近罗马可谓罗马的幸运。人们可能会怀疑，要不是盖乌斯•马略的才干，恐怕不管朱古达还是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皆不会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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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意大利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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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91年，有关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再回避。当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 Livius Drusus）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议失败后，半个意大利起来反抗（罗马），这便是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通过同意授予当初拒绝给予的（公民权），罗马缓和了反抗活动，而且罗马得以借助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意大利人）降服了那些坚持反抗者。至于那些坚持反抗者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继续战斗，却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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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整个意大利半岛加上波河流域已有的殖民地被组织成为一个罗马公民共同体。对于该进程的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该进程到了公元前83年已大部分完成。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 Cornelius Sulla），这位曾于公元前88年发动一场短期内战以期确保自己的罗马东征军队指挥官职位的人，返回了意大利。对于某些反对自己的特定共同体或民众，苏拉冷酷无情，但他并未废弃意大利作为整体所获得的公民权，也没有解散其组织。公元前89年，波河流域已开始了融入意大利半岛的进程。“伟人”庞培（Pompeius Magnus）之父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Cn. Pompeius Strabo）授予波河流域以及利古里亚（Liguria）诸共同体拉丁殖民地地位，其中利古里亚地区的居民既非罗马人亦非拉丁人。完全罗马公民权的获得则延后了超过一代人时间，但还是通过恺撒的授予最终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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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请大家注意意大利城市模式的扩展。然而在意大利获得公民权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则有所不同。尽管我们不太清楚，但无疑新的罗马共同体拥有相对同质的政制（架构）且适于城市社会。实际上，在与其他共同体交往时，罗马很难设想除城市中心（这一政制）之外还有其他。随着新罗马共同体的建立，意大利之获得公民权由此对城市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这似乎又反过来成为促进意大利罗马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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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化现象，至少有两个层面必须加以研究。从精英的层面开始研究可能最容易。精英阶层相对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罗马体制的重要特征。自然，一个家族之中从未有人担任官职的人，很少能像盖乌斯•马略和西塞罗那样达到执政官的高位。但一个家族通过几代人时间获得执政官之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一个人如果是家族中首位官至执政官或者其他高官者，他就会被称为“新人”（novus homo），并由此使自己及后代获得贵族身份。在整个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家族如果来自新近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那么可能只需等一代人时间此家族就可以开始向高官的晋升之途。公元前91年至前89年后大量意大利地区居民获得公民权，他们的晋升之路与上述途径并无二致。到了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中充斥着来自最近才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其中很多人的后代将会升至执政官之位。晋升之路所需的是那些一向有效的优势，比如与已经手握大权者的友谊、财富、演说技艺与军事才能等（见第五章，共和晚期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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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意大利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罗马化加以评估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得承认：存在着不识字且穷得没有资格加入罗马军队的田间劳动者，但我们对他们的文化一无所知。我们所有的知识即便不是与精英相关，至少也是与接近精英的人相关。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要了解整个意大利共有本地文化的生存或湮灭，有四种标示性因素值得注意：语言、宗教习俗、家庭结构和葬礼仪式。其中的葬礼仪式如果有效则特别有用，因为存在（不少）相关的考古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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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方面的证据非常引人注目。直到公元前91年，埃特鲁里亚北部地区大体上仍保持原貌，未被罗马的影响所触及。在拉丁语铭文方面，这一地区也特别醒目，同样直到公元前91年这里都没有拉丁语铭文。但苏拉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这里出现了双语铭文，而在西塞罗生活期间，埃特鲁里亚语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萨莫尼乌姆的情况难以评估，因为公元前82年至前81年间苏拉加于此地的毁灭使得这里直至恺撒时期鲜有城市生活。当地铭文所用的语言之中有一种即现代学者所知的奥斯坎语（Oscan），该语言确已消失。不过（对此不宜仓促结论），由于争论对手的沉默而得出结论是危险的。然而再往南在卢卡尼亚地区，同样的模式发生了，并无任何理由支持说此乃苏拉的责任。这里的奥斯坎语铭文无疑被拉丁语铭文取而代之。罗萨诺迪瓦格利奥（Rossano di Vaglio）的近期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也值得一提，这里的一处卢卡尼亚乡村圣所在苏拉之后成为邻近城市波腾提亚（Potentia）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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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宗教习俗与家庭结构的证据非常稀少。有资料显示：在西塞罗生活的时代，尚存的宗教多样性痕迹，比如各地不同的历法，已经消失了，决定婚姻与继承的各项规则稳固地趋于统一。关于丧葬习俗的证据很多，遍及整个意大利。这些证据持续不断地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即独具特色，往往亦是伟大而古老的各地丧葬习俗，正被相对统一的配套习俗所取代。自然，在死者财富方面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多样性，不过这已是另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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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拉与奥古斯都之间的时代真的在罗马化程度方面有了进步，问题依然存在，即为何会有如此进步？主要原因要在公元前59年与公元前20年代初的老兵安置过程中寻找。此过程始于公元前59年，“伟人”格涅乌斯•庞培（Cn. Pompeius Magnus）的东部战争老兵接受安置，这些士兵数量巨大，他们曾一起长期服役，现在丧失了家园，以组群方式被安置在远离出生地的地方。此举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是：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这些人所定居的共同体中，现存的社会结构被粉碎。其结果便是帝国早期的意大利社会，这可能是罗马革命最为重要也最为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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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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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eard和M. H. Crawford的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 (London, 1984)除对本章涉及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批判性叙述之外，还包含了对共和时期历史领域古代史料的现有译著的详细阐述，以及研究共和国末期的详细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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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ornell和J. Matthews的Atlas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82)包含了对罗马史的出色简介和地图、图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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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史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R. M. Ogilvie的Early Rome and the Etruscans (London, 1976); M. H. Crawford的The Roman Repubic (London, 1978), H. H. Scullard的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146 BC, 4th edn. (London, 1981)和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4th edn. London, 1976);以及P. A. Brunt的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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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S. Broughton的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New York, Ⅰ-Ⅱ，1960; Ⅲ, 1987)提供了逐年编排的行政官员名单及相关史料、现代学术观点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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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领域近期著作的分析，见M. H. Crawford的”Roman and Italy”,载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 (1981), 153－160．重要专著如E. T. Salmon的Roman Colonisation (London, 1969); The Making of Roman Italy (London, 1983，尽管该书仅关注政治方面); A. 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n. (Oxford, 1973); E. Badian的Foreign Clientelae (Oxford, 1958); P. A. Brunt的Italian Manpower (Oxford, 1976); E. Gabba的Republican Rome, the Army and the Allies (Oxford, 1976); T. P. Wiseman的New Men in the Roman Senate (Oxford, 1971); E. T. Salmon, Samnium and the Samnites (Cambridge,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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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政治体制方面，可参考H. F. Jolowicz和B. Nicholas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 (Cambridge, 1972); E. S. Staveley的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 (Lond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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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宗教，参见J. A. North的会议论文”Conservatism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载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44 (1976), 1－12；及J. H. W. G. Liebeschuetz的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 (Oxford,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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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政治活动的运作，见M. Gelzer的The Roman Nobility (Oxford, 1969); P. A. Brunt的”Nobilitas and Novitas”，载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2 (1982), 1-17; K.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 (Cambridge, 1983), 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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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见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 ch. 1; W. V. Harris的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 C. (Oxford, 1979); J. A. North的”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载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 (1981), 1-9; A. D. Momigliano的Alien Wisdom (London, 1975); W. V. Harris编辑的The Imperialism of the Roman Republic (Rom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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