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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经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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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罗马法律，所有战利品任由将军处置。但依照惯例，部分战利品会送交国库，还有部分战利品会被将军本人用于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战争誓言还愿而修建的神庙。这类建筑除了为选举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还会被冠以个人之名，名字一般镌刻在建筑物正面向公众展示。随着奢侈之风日盛，到后来选举贿赂公行，对于相互竞争的罗马上层贵族而言，战利品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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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队而言，战利品同样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将军会分配一些正式战利品给部队；此外尽管违法，无疑还有非正式战利品分配给部队。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入伍资格的，有资格入伍的小农往往日益贫穷，并对富裕的邻人负有债务，他们当然急切希望通过从军致富。后来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鲁图斯（D. Brutus）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称，为了迎合将士们的愿望，已率军进攻某些阿尔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获胜后被占领的土地一般分配给贫穷公民；到后来海外征战时期，分配土地之事大幅减少，而国家却占有某些土地用于租赁给外国人或罗马公民牟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与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此外在山南高卢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兄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扶助罗马贫民却有全新看法，他们建议实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纪末，颇具煽动力的保民官萨图宁（Saturninus）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海外安置计划，计划中的被安置者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众多失去土地者与城市平民。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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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同盟者”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于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所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始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庞贝（Pompeii）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nego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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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利品还包括奴隶，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马克思主义者夸大了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万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史料中也提到意大利的高卢奴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万人。这些奴隶来源有多种，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很多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但很可能这之后，奴隶供应问题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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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它们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为释奴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产品，按照老加图（elder 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参见下文第100页以次）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另外，显然早在“同盟者”战争以前，已经有很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苏拉之后，肯定有很多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概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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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元老的其他经济优势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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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确实声称罗马经常为了本国商人发动战争。此话部分正确，例如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地区的古代贸易状况尚未有很好的考古记录，但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实际上多数是意大利人。罗马会因为使者遭虐待而实施报复，也会回应别人的申诉。公元前187年罗马强行宣布，罗马人与拉丁人，可能还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属于安布拉基亚（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税权，而且史料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岛被设为自由港，此举有利于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罗德斯岛。西塞罗还声称，公元前129年以前罗马曾试图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种植葡萄与橄榄。要在高卢南部实施该禁令，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罗马此举的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贸易。不过一般认为这可能仅是孤立事件，罗马跟雅典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罗马并没有在势力范围内强制使用统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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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商业活动罗马政府会直接参与，那就是谷物贸易，因为城市平民绝不能挨饿，军队也必须有给养。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以小麦为主的海外谷物必须定期供应，不仅仅在危急时期如此。不过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输往罗马。西西里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为赋税，而且从公元前73年起，罗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价格再购买西西里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后，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知道公元前2世纪罗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腊的特萨利人（Thessalians）把谷物送往罗马。不过，在帝国时代谷物供应仰赖埃及之前，罗马城并不经常从东部获取粮食。把谷物运往罗马由私营商人负责，但他们的活动必须由元老院监督。多数其他原材料意大利并不缺乏，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属矿藏，西班牙的矿场非常重要，稍后马其顿的矿场也重新投入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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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国库越来越依赖外国的税赋。刚开始罗马似乎并不总是征收税赋，只是要求战争赔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额款项，比如安条克三世就被迫缴纳了1500塔兰特。在早已开化的西西里，罗马（只是）接管了叙拉古业已存在的税收系统，但渐渐地，罗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适当税赋，同时也对矿场承包征税。承包费、“赔款”、税收与战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尽管此时维持全年常备军的开销越来越大，罗马还是在皮德纳战役后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税。有时当改组某地区时，该地的税收可能会降低，但入境税之类的新税种会引入。后来，特别是“同盟者”战争与苏拉独裁之后，因为同时进行多场消耗极大的战争，罗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前大部分军队的财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现在则全部由国家负责；盖乌斯•格拉古的谷物津贴本来已被苏拉取消，但很快又恢复。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宣称亚细亚是唯一除承担战争与管理花费之外尚有盈余的省份，而普鲁塔克则称庞培的新安排使得当地税赋收入加倍。高卢也要向罗马纳贡，埃及的进贡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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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国谋取私利。波利比乌斯相信直到自己的时代，罗马行政官员还以廉洁著称。确实加图也反复强调自己在海外任职期间未捞取分文。但西塞罗的演说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行径，不过我们无须相信所有罗马总督皆如维勒斯（Verres）那般贪婪，或者维勒斯的贪婪被同辈们竞相效法。西塞罗本人倒是很诚实，在任西里西亚总督时的一封信中承认当时东部所有其他总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西塞罗的前任阿庇乌斯•普尔凯尔（Ap. Pulcher），此人“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西塞罗在指控维勒斯的演说（Verrine Orations）中详细列举了所有可能的罪行，从姑息纵容海盗到偷取西西里的雕像致使当地旅游业没落。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这即便在骑士（equites）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主体时也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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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不情愿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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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元老与骑士，个体士兵与公共国库，甚至城市平民皆能从罗马的扩张中受益，那么为什么面对唾手可得的大片领土，罗马的兼并过程却如此缓慢呢？偶尔有人会谈到道义的约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绝了埃托利亚人灭亡马其顿王国的请求，他声称把敌人彻底消灭不是罗马人的行事方式。关于最后是否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罗马人也曾犹豫过。面对公众理念，尤其是希腊式理念的质疑，要为这一毁灭行为辩解是很困难的。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国家需要一个外部威胁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堕落。并不是说罗马人就如此质疑自己统治帝国的道义理由。公元前155年，希腊哲学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在罗马演讲时提出颇有挑衅性的建议，即遵循正义原则，罗马人应该放弃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里去，这番话激起了众怒。其实罗马人充其量只会谴责某些个别战争，把发动战争的动机归咎于政治对手的贪婪。比如加图就于公元前167年反对向罗德斯岛开战的计划；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也遭到众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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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并地区，很多人的处境也跟被兼并地区的人相似。“国王、民族与城市”，甚至“自由”（地区）实际上皆为帝国的不可分割部分。有些国王已经于公元前2世纪自称是罗马的恭顺藩属，同时罗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于自愿，或是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战争中提供帮助。“辅助部队”，特别是战舰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某些个案，比如维勒斯取走城市的财库，不拘它们是“自由”城市还是“支俸”（stipendiary）城市。罗马显贵在行省之内是庇护人，在行省之外同样是君主与共同体的庇护人，他们由此赢得了权力与声望，甚至也赢得财富。正如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友人所知，礼物与贿赂间的界限非常细微。我们能看到两个半世纪间克劳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希腊语土地上扩展庇护制（clien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Domitii 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卢作战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拥有地产，结果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势力。一个庇护者可以保护自己的被庇护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护者，则外人不大可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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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些因压榨当地人而遭控诉的罗马总督，这些地方的贸易与借贷业也只会运转得更良好，在这些地方，反对罗马商人可能会被看作反罗马。早在恺撒征服高卢以前，葡萄酒贸易就已顺利延伸至高卢中部。（而与之相对）西塞罗在东部时，倒霉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幼王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rzanes）却身陷罗马放款人的债务，债主包括“可敬的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 Brutus）与庞培，这位以“虔诚”与“亲罗马”著称的国王总是被一大群罗马债主的代理人催逼。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希望罗马兼并领土，骑士阶层的朋友马略并没有扩大阿非利加行省，只是把罗马军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护在当地的商人，或者说至少能为商人们复仇。朱古达大肆屠杀可恨的“意大利人”（Italici）是战争导火索之一。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人虽自称“意大利人”，但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一律是“罗马人”（Rhōma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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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保守主义也与此相关。罗马已将城市国家的理念扩展到极限，但并未放弃该理念。罗马公民必须亲自参加投票，社会上层中真正参与海外商业者也不占多数。在苏拉之前，元老院由300名元老组成，他们实际上都担任过行政官职。行省的增多意味着官职的增多，因此罗马的寡头统治集团不断从富裕的外人中补充新成员，比如马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指望这种进程会很迅速。罗马统治者们还警惕某些个人会谋求类似于君主权力的“统治权”（regnum），尽管战争未必以兼并告终，但（让一个军事强人）长时间离开罗马盘踞于遥远省份，可能会形成（个人）权力基地。苏拉力图抑制行省总督的野心，立法限制行省统治者权力，此外还禁止总督未经元老院允许就擅自率军离开行省，后来恺撒在高卢的行动就违背了该禁令。公元前1世纪初元老院坚决反对兼并埃及，这多少是因为贪婪且不可信赖的克拉苏想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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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罗马军队并非常备力量，其主体由农民构成，理论上每年都要征召组建。军队不欢迎长期艰苦的战争，尤其是在西班牙这类战利品远不如东部的地区作战。加图在公元前167年称不能兼并马其顿，因为这里无法防守，这多少是顾虑边境上的蛮族。这一时期，罗马人确实因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而忧心忡忡，这部分是因为某些地区农民阶层的没落，随之而来的便是前述的军事灾难时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财政紧缩时期。很自然，此间不少地方的管理与保卫工作留给了当地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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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部分民众依附于本族统治者，让这些统治者继续统治乃明智之举。在跟希腊城市打交道时，罗马发现“解放”是最佳政策。此前罗马可能已在西西里与亚得里亚海岸实行过该政策，确实在公元前196年打败马其顿的腓力之后，弗拉米尼努斯在地峡运动会上满怀激情宣布希腊的自由，并撤走了全部军队。部分希腊城市与罗马之间有条约关系，这类城市的数量有多少尚存争议，根据条约，这些城市对内享有自治权，但在战争期间必须向罗马提供援助。条约中唯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城市必须在各方面尊重罗马人民的“尊严”（maiestas）。其他城市只是被罗马单方面宣布获得自由，而后来的历史表明，对这种“自由”地位，罗马也随时准备单方面撤销。公元前167年罗德斯岛希望跟罗马结成正式同盟，这表明正式盟约关系能带来某种安全感，但到了最后，即便是条约也不能束缚罗马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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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对蛮族部落毫无尊重之情，这方面罗马的记录无疑乏善可陈，相比之下，罗马对希腊的公众意见还算比较尊重。但罗马给予希腊人自由的政策并非出于什么亲希腊情感，其动机更多在于削弱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势力。当形势有变时，罗马的“自由”政策就不会施行，例如罗马曾把一些城市交给友邦帕加玛与罗德斯统治。在罗马人的道德观念中，要得到“利益”（beneficium），就必须承担“责任”（officium），因此罗马希望那些“自由”城市的行为能符合罗马的意愿。但这些城市未必能领会罗马的意图，结果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跟这些相互争吵不休的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在对珀耳修斯的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某些罗马将军已开始以轻蔑粗暴的态度对待希腊人。这种李维所言的“新认识”（noua sapientia）遭到不少杰出罗马人的反对，但反对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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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保护有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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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即便是行省的“支俸”城市或纳贡城市居民也未被忽略，罗马给当地共同体，特别是希腊城市规定了众多义务。罗马总督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敌并管理罗马公民的司法。比如意大利之外第一条罗马大道的修建就是出于防御目的；总督也会受理当地人之间的案件，但肯定不会负责全部此类案件。西塞罗称自己曾发布公告拒绝受理此类案件，结果颇受好评，如此行为在罗马总督中也绝非独一无二。罗马人没有尝试采用统一的管理机制，在某些行省是由一位行政官员，即财务官负责直接收税，但他的工作可能只是监督当地官员们（征税）；在其他行省，则不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皆由包税人征收，包税人有时根本不是罗马人，而且手下可能有大量（税务）人员，但即便如此，有时依旧由城市自身负责基本税务。这些城市的政治生活大体顺畅无阻，因此当庞培计划兼并一部分本都国土时，他认为如果涉及较大领土，最好在其上建立一批希腊式城市。这套统治系统的结果是：尽管罗马与这些城市间不时会有严重摩擦，罗马还是跟城市的上流社会建立起伙伴关系，并委托这些当地精英代理行使大部分管理职能。有时罗马会风闻当地穷人呼吁要求分地和免债，但当地精英的利益总能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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