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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米尼努斯曾把希腊城市留给当地的富人管理；珀耳修斯则向穷人寻求支持，当然他力图拉拢的并不只有穷人。因此反罗马情绪往往基于仇富心理，不过依照富人领袖们的说法，这种情绪是出于对掌权的亲罗马集团的嫉妒，或者纯粹只是理想主义或民族主义。罗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当地事务，使之更具寡头政治色彩？对此尚不确定，因为寡头政治原本就是发展趋势。不过现存一段石刻文字，内容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马其顿总督写给一座伯罗奔尼撒城市的信函，信中提到总督已采取措施镇压了当地的动乱。来自显赫政治家族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新近对罗马的盲目依附很可悲，但他也意识到有尊严的独立唯有在有限范围内才有可能。波利比乌斯还相信，尽管罗马近来有滥用权力之处，目前也有些严厉，但希腊城市还是从罗马那里获取了巨大好处，因此，公元前148年的起义是疯狂而愚蠢的。这些起义多少又是由穷人发起，他们对罗马强大实力的了解不如上流社会，不明白反抗罗马实乃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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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希腊诸共同体确实授予罗马各式各样的荣誉。罗马的“信誉”（fides）在早期非常卓著，希腊共同体对此也很信赖。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建立起对罗马女神的崇拜，“罗马”一词在希腊语中很醒目，意为“力量”（Rhōmē）。女诗人梅林诺（Melinno）的罗马颂歌（hymn to Rome）大约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对个人的崇拜也建立起来，第一个受崇拜的罗马人是弗拉米尼努斯，优卑亚（Euboea）岛上以弗拉米尼努斯之名进行的庆典传统延续至普鲁塔克时代，因而普鲁塔克对其有所描述。不过此类荣誉逐渐贬值，比如西塞罗曾否决了限制城市财政支出的企图，有人就因此投票要为他立庙。（这类荣誉）自然使得罗马政治家们开始自我感觉等同于希腊化的国王。头衔与雕像之类较低的荣誉当然更泛滥，连重要的商人都可获得。比如公元前1世纪初克罗阿提家族（Cloatii）就因为保卫并贷款扶持，其实也可以说是成功地经营，斯巴达附近的一座小镇基赛昂（Gytheum）而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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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这样的阴暗时期，很多地方大肆杀戮意大利的“吸血鬼”商人时，少量希腊与亚细亚城市依然忠于罗马，当然如此行动有时是因为与参加造反的邻邦有着传统敌意。罗马曾予以小亚细亚城市阿弗洛狄西亚（Aphrodisias）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圣所极高荣耀，因此阿弗洛狄西亚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出所有合格男人去援助罗马将军，因为“如果没有罗马人保护，我们就别指望活下去”。也有不少希腊城市在公元前1世纪处境艰难，它们先是在对抗米特拉达梯的战争中蒙受损失，后来又因不忠于罗马而被苏拉课以重罚，接下来还得资助内战。这一时期海盗活动也很猖獗，直到庞培将其平定；实际上包税人的活动跟海盗同样猖獗，直到恺撒限制他们的权力，但限制的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共同体与个人都欠下罗马放债人的债务，处境绝望。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的演说中说：“公民们！我很难向你们表述外国人对我们的厌恶。”西塞罗所谴责的主要是贪婪，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不愿明言的动机（但多少道出了实情）。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众多城市的明显贫困，它们在这段时期内极少有新建筑。东部尚未完全从上述灾难中恢复，新的内战又爆发。庞培与恺撒，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Cassius），安东尼与屋大维（Octavian），所有这些人皆依靠剥削罗马附属者为自己的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犹太地区（Judaea）未能按要求提供款项，卡西乌斯就将该省四座小镇的居民及不少官员变卖为奴，如安东尼所言此举完全违背战争法则。卡西乌斯还围攻自由城市罗德斯，此前罗德斯岛一直是罗马友邦并已交出了所有财富，只不过保留了本城守护者太阳神的战车。马西利亚是罗马更古老的盟友，但也因为支持庞培而被恺撒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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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众多上流社会成员还是支持罗马，他们认为这样于公于私都是上策，或者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与罗马重要人物发展关系，其中一些人以使节身份亲赴罗马，有一篇公元前2世纪的铭文就是对一批使节表达谢意，因为他们出力张罗在早晨接待罗马显贵；还有的人在罗马总督前往行省或者巡视的途中对其盛情接待。到了共和国末期，外国“友人”（amici）甚至开始以罗马巨头们顾问的身份操纵权力，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Thoephanes of Mytilene）就是庞培的挚友，加的斯（Gades）的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 Cornelius Balbus）则是深受恺撒信任的代理人。尽管长久以来外省人偶尔会在战争中为罗马效力并获得报偿，但恺撒是第一个以大量公民权作为酬谢的人。正是在恺撒时期，罗马公民权不得授予异邦居民的观念被摒弃。特权开始逐步扩展，到最后元老等级也对外省人开放，如此政策将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保持罗马帝国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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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希腊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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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与罗马的精英能够相互合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罗马的上层社会虽固守许多罗马传统，但已经非常希腊化了。事实上有人试图证明罗马人实为希腊人，他们的祖先不仅有埃涅阿斯（Aeneas），还有《埃涅阿斯》（Aeneid）中的著名英雄阿卡狄亚人伊范德（Evander the Arcadian），或者还有海格力斯（Hercules[1]），当然还包括这些英雄的追随者。还有学者坚持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希腊方言。自然，许多罗马人对希腊与希腊文化的态度是含混的。罗马人相信自己在战争与治国方面更胜一筹，比如西塞罗就认为罗马之外民族的民法都很幼稚。不少罗马人还怀疑希腊人的习俗似乎比较柔弱，或者希腊人对严肃事务漠不关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与希腊人间的密切交流往往并不愉快，这促使罗马人认为希腊人女人气、趋炎附势、政治上无能、多嘴多舌，还喜欢不合时宜的空谈，其中的“政治上无能”成为帝国存在的有力依据。在他们看来希腊人可能已经退化了，西塞罗比多数人更亲希腊，但他也只承认在古代的希腊存在杰出人士，还提醒自己的弟弟不要在所管理的行省建立起亲密关系。至于当时东方的希腊语城市的居民，罗马人大概认为他们更低于“真正的希腊人”。不过，对雅典，还有德尔斐（Delphi）这样的城市，罗马依然满怀敬意。西塞罗就曾因自己的随从过于刻板，对待当地人傲慢自大而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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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极少数富裕的罗马人能够抵制希腊文明生活的诱惑，也有一些罗马人意识到，只有通过希腊人才能学到世界统治者所必需的大量知识。罗马或许从未跟希腊世界完全隔绝，不少罗马神可以跟希腊神等同，罗马的艺术也源自希腊艺术。必定一直有些罗马人懂点希腊语，甚至可能读过些希腊书籍。然而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新纪元拉开序幕，出现了以希腊模式创作的第一部拉丁戏剧（参见下文第74页），同时似乎也出现了更为正规的双语授课教学。汉尼拔战争期间，新的希腊崇拜仪式，还有来自亚洲的大母神（Great Mother）崇拜被引入以保护罗马。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公元前212年对叙拉古的洗劫标志着希腊艺术品位在罗马的开端，但波利比乌斯对此感到惋惜，因为他认为国家应该固守自己的传统。之后几个世纪里，肯定有不计其数的雕像与绘画被取走运往罗马。罗马城市在外观上正转变为一座宏伟都市。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在他的时代，罗马的乡土气息还是遭到大都市来访者的嘲笑。真正希腊式建筑风格在罗马的出现稍晚一些，即便在这之后，用于建筑的大理石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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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转变。史学家们倾向于从道德衰微的角度看待罗马历史，特别是贪欲和奢侈的侵蚀，他们还将其分为不同阶段。有人认为这一过程始于公元前190年，这一年有包括名贵家具在内的大批战利品从亚洲送到罗马。波利比乌斯着重讲述了马其顿在皮德纳的战败及其带给罗马的财富，罗马青年着迷于希腊生活中最恶劣的方面，比如同性恋，音乐伴奏的宴饮等。加图开始力图取缔，后来又通过税收抑制各种奢侈活动。他一直谴责花钱购买漂亮男奴与进口食物的行为，还反对人们以众神的雕像装饰自己房间，“就像众神是家具一样”。但加图任监察官时的建筑活动以及他自己的著作表明，他也无法让时间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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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对希腊人而言，教育（paideia）是他们的文化。而依照罗马传统，上流社会的男孩是从父亲的朋友那里获取政治与法律经验；17岁以后，他们就在军队中度过征战季。希腊人已发展出一套正规教学模式，所教授的内容开始是文学，以荷马作品为主；然后是修辞学；部分人还研习哲学。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为自己儿子请了一群希腊教师，连教授音乐与狩猎都有专人，还有一位兼教绘画的哲学家。他还把马其顿的皇家图书馆搬往罗马，这是罗马第一座大型希腊图书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当时罗马已有大量希腊教师。杰出学者也开始来罗马，他们最早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过来，比如罗马真正的文法（grammatikē）教学可追溯到帕加玛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Pergamum），他本是个使者，在一处开放式下水道中跌断了腿，因不能动弹便开始讲演授课。公元前155年雅典三个哲学学派的领袖被派往罗马，他们的讲演在罗马掀起了哲学热潮。不过加图认为哲学“不过是胡说八道”，他催促元老院尽快了结这些人的活动，以便年轻人能够像过去一样通过“法律与行政官员”学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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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这一时期希腊影响的深度，我们也不可夸大。有证据表明罗马人对希腊医学仍然充满疑虑，而且总体上罗马在智力与艺术方面依旧比较笨拙幼稚。罗马的诗歌比散文发达，但正如贺拉斯（Horace）所抱怨的，罗马的诗歌也很粗糙。西塞罗认为，只有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演说家才真正从修辞学训练中获益，懂得如何组织、如何辩论以及如何修饰自己的演说。我们已知的散文文学史料表明，罗马人跟很多原始民族一样，觉得概括与抽象化过于困难。只有在约公元前100年之后，罗马人才开始在撰写论著时利用传统的希腊逻辑结构，他们赋予主题及所有关键概念以明晰的定义，并将题材精心区分为不同部分与不同方面，不再像加图撰写农业论著那样胡乱堆砌知识。正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被改进为一种适于承载散文与诗歌的优雅语言。拉丁语作者由此开拓了很多新散文体裁，其中包括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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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此时，罗马贵族青年子弟前往希腊城市学习修辞与哲学才蔚然成风。他们的首选为雅典或罗德斯，更为独立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似乎已经出局了。商人子弟往往在东部就地接受教育，而且可能会通过当地城市的“公民训练”（ephēbeia），这是一种国家执掌的训练课程，现在已较为文明，军事色彩少于往昔。米特拉达梯战争使得大批希腊难民与希腊俘虏来到罗马，这两类人中皆不乏学者，一起到来的还有大量馆藏书籍。此外还有很多罗马人长年滞留在东部。史学家撒路斯特（Sallust）就认为罗马的崩溃肇始于苏拉的亚细亚战争所带来的奢侈之风。这以后，罗马跟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成为希腊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所向往之地，那里有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赞助人。于是罗马人感到自己在一个又一个领域赶超希腊人，只有西塞罗及其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等极少数人属于例外，他们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希腊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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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西部，罗马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乏善可陈，唯一例外的只有一本官方下令翻译的迦太基农业著作。不过罗马人不愿费心学习西部语言实际上大大有利于当地上层特权地位的扩展。对于能提高自身优越性的文明因素，本地精英们一开始往往是憎恨的，但后来还是逐渐沾染了文明色彩。贸易与定居者的涌入对罗马化进程大有助益，虽然罗马有时会鼓励在西班牙发展农业，并在一些河谷地带建立城市定居地以取代桀骜不驯的牧人共同体，但罗马很少自觉推动罗马化进程。对蛮族的文化偏见是存在的，但种族偏见很少，如果蛮族放弃野蛮习俗，他们的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奥古斯都时代西班牙南部的鲜明描述保存至今。这类野蛮习俗有的非常丑恶，比如某西班牙部落以尿液洗涤牙齿；也有的蛮族没那么落后，比如恺撒笔下高卢人尽管没有恒心，却也不乏智慧与勇气。实际上，接纳巴尔布斯及其侄子进入元老院的决定使西塞罗深为震惊，诚然他们的祖先来自文明的迦太基城市，但他们的家族已久居加的斯。后来庞培的朋友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之子同样也进入元老院。巴尔比家族的成就随后被一些高卢贵族所效仿，这些贵族的父辈早在恺撒或奥古斯都时就已获得罗马公民权。成熟罗马帝国的轮廓便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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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找到的波利比乌斯作品英译是洛布（Loeb）版；企鹅丛书（Penguin）出了一册选本，F. W. Walbank的Polybius (California, 1972)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精彩分析。李维的作品也收录在企鹅丛书里，他和本章中提及的其他作家的全部作品也有洛布版。关于西塞罗，见英文版11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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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八卷（参见第九卷）由M. Holleaux撰写的章节从传统视角出发，提供了对罗马扩张问题的经典叙述；它将很快被新版所取代。关于更新的研究方法，见W. V. Harris的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370 B. C. (Oxford, 1979),以及P. D. A. Garnsey和C. R. Whittaker编辑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1978)中P. A. Brunt撰写的章节，还有J. A. North的“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载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981. C. Nicolet的Rome et las conquê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ii: Genèse d’un empire (Paris, 1978)提供了精彩概述；另参见R. M. Errington的The Dawn of Empire: Rome’s Rise to World Power (Ithaca, NY,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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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出版其重要作品Foreign Clientelae (Oxford, 1958)之后，E. Badian又写出了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Oxford, 1968)和Publicans and Sinners (Oxford, 1972). 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前两部分讨论了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意大利农业、经济生活的转型；关于海外商人（negotiatores），见A. J. N. Wilson的Emigration from Italy in the Republican Age of Rome (Manchester, 1966)，以及J. Hatzfeld相对更易读的Les Trafiquantsitaliens dans l’orient hellénique (Paris, 1919)．另参见J. H. D’ Arms的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Mass. 1981);以及M. H. Crawford的”Rome and the Greek World: Economic Relations”,载Econ. Hist. Review, 1977；关于谷物贸易，见G. Rickman的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前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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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研究，见F. W. Walbank的Philip V of Macedon (1940，重印：Hamden, Conn., 1967); R. M. Errington的Philopoemen （Oxford, 1969——菲洛波门是阿凯亚同盟中的一位领袖，他对罗马的态度受到了波利比乌斯的赞扬）；A. E. Astin的Scipio Aemilianus (Oxford, 1967)和Cato the Censor (Oxford,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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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中海东部地区情况，见A. H. M. Jones的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1966)和D. Magie的巨著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Princeton, 1950),还有D. C. Braund的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 (London, 1984)与R. Mellor的Thea Rhômé: The Worship of the Goddess Roma in the Greek World (1975)；近期作品还有A. N. Sherwin-White的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Greek East (London, 1984)和E. S. Gruen的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 (California, 1984)，当作者撰写本章时，这两部作品还未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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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人对异邦人的态度，见J. P. V. D. Balsdon的Romans and Aliens (Londo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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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希腊的赫拉克里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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