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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亚：这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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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鲁斯：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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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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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鲁斯：好吧，你看，我没时间听了。我们刚买来鱼，可不能出差错……我要努力教导我自己手下的奴隶，就像你那样下令：“这个太咸了；这个烧煳了；这个没洗干净。那个做得不错：记住下次就要做成那个样！”我会绞尽脑汁教育他们的。嗯，德米亚，我要他们观察碟子，把它们当成镜子，然后我再教训他们得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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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弟》（Adelphae）是泰伦斯的代表作。这是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也是最能引发观众对重大问题思索的作品。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结尾场次中塞入了一些戏谑成分，从而破坏了全剧的平衡性。这个引人深思的题目就是应该如何处理父亲与年轻儿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刚刚看到，德米亚因误信了严格、说教式的教育方法而受到了嘲弄。他的观点同其兄弟米奇奥是相反的，后者相信应用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引导孩子。在大部分剧情中，米奇奥的方法显得更加人道、可靠，并且也更为成功。德米亚盲目的信心使他成了一个合适的笑柄，而米奇奥似乎控制了局势。但在全剧结尾处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颠倒：德米亚开始占了米奇奥的上风，迫使他违心地接受了几项提议（特别是他得娶一个“衰朽的老妪”）；全剧的最后结论似乎是，米奇奥的方法过分纵容，松松垮垮。这很难与全剧的其他部分协调起来。德米亚压在米奇奥头上，这使我们开怀大笑；但我们没法确定，自己应该同情哪一方。许多学者推测，米南德应该不会写出这样一个与全剧主体不协调的结尾，是泰伦斯牺牲了剧情的一致性，以便取悦或满足他的罗马观众。但《两兄弟》探讨的并不仅仅是宽容与严厉；它也关注父子之爱和缺乏自知之明等现象。该剧对这些主体的娴熟驾驭把幽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熔于一炉。正是由于结尾的悬疑，这部戏剧才会取得如此的成功；长期以来，结尾部分的得失一直受到热烈的讨论，这种争议还会长久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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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流传了下来，他们影响了欧洲的戏剧传统。《拉尔夫•罗伊斯特•杜伊斯特》借鉴了普劳图斯的《吹牛军人》和泰伦斯的《阉奴》，《错误的喜剧》以普劳图斯的《麦纳克姆斯孪生兄弟》和《安菲特罗》为基础。莫里哀是为数众多的改写《错误的喜剧》的剧作家之一，并且他也模仿了普劳图斯的《一罐黄金》（在《悭吝人》中）和泰伦斯的《两兄弟》（在《太太学堂》中）、《福米欧》（《在斯卡潘的诡计》中）。自负的军人、重现的弃婴和机智的仆人长久以来一直是喜剧创作的基本元素，并且也不仅限于舞台表演：P. G．伍德豪斯先生曾回信告诉我说，他从未读过普劳图斯或泰伦斯的作品，但他笔下的吉夫斯却无疑是机智仆人这一文学传统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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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恩尼乌斯（En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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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不得不提及一位仅存残篇的作家，因为他在拉丁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年）。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拥有比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更为确切的信息。他生于卡拉布里亚，于公元前204或前203年被M.波奇乌斯•加图带到罗马，做过论诗歌的讲座。他陪伴M.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尔参加了公元前189年的埃托利亚战役，并撰文赞美其庇护人的功业。他的名字也同其他罗马显贵有着联系。他获得的恩幸之一是在公元前184年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由诺比里奥尔的儿子授予，根据传统但未必可靠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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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劳图斯或泰伦斯相比，恩尼乌斯是一位更加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创作过悲剧、喜剧、讽刺诗和其他次要作品，再加上他的史诗《年代纪》。后者是他的绝笔之作，代表了他对拉丁文学的最高贡献。这部作品大约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5年里写成的，用18卷记述了从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直到恩尼乌斯时代的罗马史。我们现在拥有其中的600余行，很多只是孤行，并且不都是完整的；原作可能会包括2万行，甚至更多。这些诗句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是因为有后世作家引用了它们，经常是为了证明一个语法知识点，或解释维吉尔是怎样复述恩尼乌斯的文字的。我们并非总能知道它们的上下文；通常，我们只能指望重构《年代纪》某卷中事件先后次序的最为粗略的轮廓。但残存的部分已足以使我们痛心于其他部分的丢失。恩尼乌斯确立了拉丁文六音步诗的模式，它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发展成为一种崇高的体裁。卢克莱修和维吉尔受到他的巨大影响；假设我们拥有恩尼乌斯作品的更多部分，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位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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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乌斯最重要的成就可能就是发展了六音步体——希腊史诗的传统韵律。他并非第一个用拉丁语写作的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曾完成过一部《奥德赛》的译本，涅维乌斯（Naevius）则创作了一部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写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史诗。但这两位作家都使用突兀的萨图尔努斯体。恩尼乌斯把更为平缓的六音步引入拉丁史诗，并用这种新的音步塑造了一种诗歌用语，使之成为后世风格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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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代纪》的开篇，恩尼乌斯宣布自己是荷马再世：荷马的灵魂托梦向他指明了这一点。他的史诗的许多特征是荷马式的：诸神的集会、战斗的叙述，以及比喻。但他的作品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在作品开头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做法。另一处自述出现在第7卷的开头处，恩尼乌斯在此将自己的艺术与前辈们的粗糙作品进行了对比。他对自己高超技艺的夸耀使我们更多地想起了卡利马库斯，而不是荷马。按照后世的评判标准，他本人的写作风格似乎显得过于粗犷；但很明显的是，恩尼乌斯对此也曾加以留意，因为他完全清楚自己作为先驱者的地位。他的作品还有一种道德劝谕的倾向，这显然使他成了文化圈中的一位核心作家，直到维吉尔的时代为止。作品的大半是记述恩尼乌斯有生之年里的事件，即第二次布匿战争和此后罗马势力的迅猛扩张的。恩尼乌斯美化罗马贵族的军事业绩，维护传统的罗马道德观念。个人的品德受到他的赞美，如他论“拖延者”费边•马克西穆斯的著名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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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凭借拖延拯救了我们的民族。他把我们的福祉置于自己的声名之上。因此……现在他的荣耀却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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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us homo nobis cunctando restituit rem…）这种对个人的赞美恐怕并非典型的罗马传统，但《年代纪》中的英雄们确实表现了罗马人所欣赏的美德。另一些篇章以一种难忘的方式将深刻的反思与雄浑的风格熔于一炉，例如下面这些论述战争灾难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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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已然消耗殆尽，暴力居于统治地位。雄辩的演说家对此加以谴责，但粗野的士兵得意一时。人们彼此之间不再用谩骂或技巧性的语言表达仇恨。他们现在用武器，而不是文字进行攻击；他们施展巨大的力量以争夺统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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