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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代纪》的开篇，恩尼乌斯宣布自己是荷马再世：荷马的灵魂托梦向他指明了这一点。他的史诗的许多特征是荷马式的：诸神的集会、战斗的叙述，以及比喻。但他的作品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在作品开头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做法。另一处自述出现在第7卷的开头处，恩尼乌斯在此将自己的艺术与前辈们的粗糙作品进行了对比。他对自己高超技艺的夸耀使我们更多地想起了卡利马库斯，而不是荷马。按照后世的评判标准，他本人的写作风格似乎显得过于粗犷；但很明显的是，恩尼乌斯对此也曾加以留意，因为他完全清楚自己作为先驱者的地位。他的作品还有一种道德劝谕的倾向，这显然使他成了文化圈中的一位核心作家，直到维吉尔的时代为止。作品的大半是记述恩尼乌斯有生之年里的事件，即第二次布匿战争和此后罗马势力的迅猛扩张的。恩尼乌斯美化罗马贵族的军事业绩，维护传统的罗马道德观念。个人的品德受到他的赞美，如他论“拖延者”费边•马克西穆斯的著名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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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凭借拖延拯救了我们的民族。他把我们的福祉置于自己的声名之上。因此……现在他的荣耀却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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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us homo nobis cunctando restituit rem…）这种对个人的赞美恐怕并非典型的罗马传统，但《年代纪》中的英雄们确实表现了罗马人所欣赏的美德。另一些篇章以一种难忘的方式将深刻的反思与雄浑的风格熔于一炉，例如下面这些论述战争灾难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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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已然消耗殆尽，暴力居于统治地位。雄辩的演说家对此加以谴责，但粗野的士兵得意一时。人们彼此之间不再用谩骂或技巧性的语言表达仇恨。他们现在用武器，而不是文字进行攻击；他们施展巨大的力量以争夺统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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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Gratwick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Ⅱ, Latin Literature (1982), 60—171中对早期拉丁文学进行了精彩分析（该分析构成了该剑桥史平装本第一卷第一部分“共和早期”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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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布古典丛书收录了普劳图斯（五册）和泰伦斯（二册）的全部文本和译文；恩尼乌斯的残篇收录于Remains of Old Latin, Vol. Ⅰ．在企鹅古典丛书系列里，E. F. Watling翻译了普劳图斯的九部戏剧，Betty Radice翻译了泰伦斯的全部剧作。此外还有一些生动的普劳图斯戏剧选译，如Erich Segal (Miles Gloriosus, Menaechmi, Mostellaria: London, 1969), Christopher Stace (Rudens, Curculio, Casina: Cambridge, 1981)和James Tatum (Bacchides, Casina, Truculentus: Baltimore, 1983)。John Barsby的Bacchides (Warminster, 1986)包含了一篇极其成功的散文翻译和以其为基础的详尽注疏；Frances Muecke则为企鹅丛书中的Menaechmi译文撰写了指南（Bristol, 1987）。翻译泰伦斯戏剧的还有Frank O. Copley,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1967)和P. Bovie等(New Brunswick, NJ,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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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喜剧，最好的英文入门读物为R. L. Hunter的The New Comedy of Greece and Rome (Cambridge, 1985). George E. Duckworth的The Nature of Roman Comedy (Princeton, 1952)的介绍更为详细，但他对希腊新喜剧的许多评论已由于1958年以来米南德剧作核心部分的发现而过时。两部作品都有平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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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关于普劳图斯最重要的作品是Eduard Fraenkel的德文著作Plautinisches im Plautus (Berlin, 1922)，该书后来又出了意大利文译本：Elementi Plautini in Plauto (Florence, 1960)，并补充了注释。Fraenkel致力于寻找和评价普劳图斯所改编希腊喜剧的原创性特征。Erich Segal的Roman Laughter: The Comedy of Plautus（Harvard, 1968；平装版Oxford, 1987）是对普劳图斯剧作中的“节庆”元素——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将罗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和种种活动加入到自己的喜剧中去——的风趣、热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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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Norwood的The Art of Terence (Oxford, 1923；重印：New York, 1965)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过时，但它对泰伦斯进行了十分正面的评价，并且至今仍是关于泰伦斯最好的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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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kutsch的The Annals of Q. Ennius (Oxford, 1985)编辑了恩尼乌斯《年代纪》的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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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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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里亚姆•格里芬（Miriam Gri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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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涵盖的时代始于公元前82年苏拉独裁的建立，结束于公元前44年恺撒独裁的终结。它涉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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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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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这段岁月所知的比对罗马史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的话，那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玛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我们拥有大量的演说词和书信，那是他参与日常政治活动，或亲自执掌最高国家职位，或同那些决定地中海世界未来的人物保持联系的时候所写的。但他的作品所精彩阐述的并非只是政治史。当身处舞台中心之外的时候，西塞罗转向另一种更具思辨性的文学创作，写出了大批哲学、修辞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其中富含当时人的例证与看法。正是由于自身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西塞罗帮助我们精确地认识了他那一时代的思想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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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西塞罗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他在历尽沧桑的成年时代的各个阶段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通信。有些信件是私人性的，并未准备公开出版；其他的在写作时已做好了广为流传的准备。这些信件总数超过900封，它们涉及个人与文化事务，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最重要政治事件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公开与私下的看法。关于西塞罗最坦诚的书信，即那些写给他的亲密朋友阿提库斯，一位较他年幼的同时代人的信件，后人这样写道：“读过这11卷书信的人将不会觉得再有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系统历史著作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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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幅图景也有模糊的一面。西塞罗是位睿智的观察者，但他不是超然独立的。他见解敏锐，但情绪和观念善变；他关注他人，但更重视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修正他对事物的描述。他们的演说词，他们的哲学、修辞学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并且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也得自于西塞罗。有70多封朋友、熟人的书信跟西塞罗的保存在一起，但由于它们基本都是致西塞罗的，它们对于西塞罗关注领域之外的事情揭示得很少。如果不是拥有恺撒对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载，瓦罗在古物研究和农业方面的著作，以及保存在石板或铜板上的若干罗马法律文件的话，我们几乎要相信晚期共和罗马的生活完全是西塞罗丰富想象力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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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西塞罗不可避免的突出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后和最伟大阶段的观念。就拉丁散文而言，我们可以心安理得。无论从其本身成就还是作为证据的价值来看，无论其他作家著作的散失是如何可惜，西塞罗的确统治着这个舞台。大量证据表明，他的大量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同它们在当时罗马人眼中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在西塞罗身后，在拉丁文演说词、带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或哲学、修辞学著作的创作中，作者和读者都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这位伟大榜样的存在。他的作品成了语法学校里的教科书和修辞学校里的范例。他遭到猛烈抨击，也有人为他热情地辩护。只有他的诗歌一直遭到轻视，如其残篇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待遇也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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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挑剔的昆体良的看法（参见以下第293页），西塞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雄辩的代名词”。西塞罗的文学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演说术上，那是古代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本领。西塞罗在三种体裁——议案类、展示类（公开展示性的演说词）和诉讼类方面都高人一等。他在元老院和民众面前的演说词向我们表明，他是如何针对不同听众，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议题，并几乎总能取得成功。作为执政官，他能在确实存在着货币、谷物短缺的情况下说服罗马民众转而反对减免债务和分配土地的法案。在晚年，他能够劝说元老院以共和国的名义，投票赋予屋大维公共权力，尽管后者是一个拥有私人军队的革命性人物。在罗马，展示类的演说术不那么重要，但无论是谩骂还是颂扬，它都融合了不同种类演说词的要素：如果西塞罗对庞培成就和恺撒征服的赞美不能像打动同时代人那样打动我们的话，我们仍会发现他在演说词《反披索》中展示的前执政官披索的荒唐肖像、那位乏味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形象和他抖动的眉毛，或《为穆瑞纳辩护》中对刻板的斯多葛主义者加图及迂腐法官苏尔皮修斯•卢福斯的讽刺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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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难度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演说术是诉讼式的。直到公元前43年逝世时为止，西塞罗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罗马法庭，在那个世界里，论点来自法律条文，对热情与偏见的调动比事实陈述更为重要。尽管自夸能够“把沙子扬进陪审员的眼里”，并曾在一起诉讼中宣称某次著名讼案中存在着行贿现象，却在4年后的另一起诉讼中对此矢口否认（两次他都打赢了官司），他最著名的还是调动和安抚陪审团和听众情绪的能力。因此，人们通常请他为被告做总结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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