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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恺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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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图忙于说教，而庞培和克拉苏表示不满之时，一位才干胜过他们所有人的政治家正在盘算如何利用这种局势。蒙森在描写这位遭谋杀的独裁者、“罗马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时写道：“恺撒，从步入政界就开始成为并在继承权利上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平民派领袖，在30年内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从未变更甚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19世纪，尤里乌斯•恺撒的声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认，他仍是晚期共和时代最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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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马略和秦那有着姻亲关系，恺撒却得以躲过放逐，因为他的家庭跟另一面也有联系。但传说认为，苏拉预见到此人将最终消灭贵族派，因为“在他身上潜伏了许多马略”。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和特赦雷必达的党羽（其中之一是他的妻舅）。在青年时代，恺撒曾拒绝苏拉让他同秦那的女儿科内莉亚离婚的要求；当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他还公开发表了一篇悼词。在同年其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他展示了她丈夫马略的像，这种事从苏拉掌权以来还是未曾见过的。随后，作为公元前65年的营造官，恺撒又让公众重新见到了马略从多次胜利中带回的战利品，并在公元前64年支持对苏拉党羽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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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过程中，恺撒展现了自己在公共宣传方面的才华。在公元前63年，他起诉了拉比里乌斯（Rabirius），首先通过王政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程序，随后则通过公民大会上的审判。通过对被谋害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辩护，恺撒不仅表明了自己对格拉古原则的信仰，即公民不应在未经人民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而且展示了他对古代传统和宗教知识的熟谙。因为恺撒想要竞选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国家的宗教首脑。与此类似，政治原则和个人野心的结合使他支持授予庞培重要指挥权的议案。随后，在喀提林事件后期，他几乎成功地动摇了元老院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同谋者的决定，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召回庞培平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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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眼中，恺撒成了一个极其可憎的人。当他于公元前60年年初从西班牙的任期中返回后，加图领导元老们，拒绝他在缺席的情况下担任执政官的请求。恺撒原本希望能等候在罗马城圣区之外，随后穿过圣区，作为自己凯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凯旋式是元老院已经准许给他的特权。但元老院又进一步表示了自己不想让他担任执政官的意愿，当年分配给执政官统领的行省一项任务，即清空意大利境内的树林和牧场，因为那里躲藏着斯巴达克斯和喀提林的残部；后来又有人宣称，是因为那里埋伏着恺撒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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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前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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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其他加图正直品格的牺牲品——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便调和了两位敌手直接的矛盾，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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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很容易去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他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可能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显得次要：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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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通过尽忠报国获得了荣名，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感觉，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她的帝国，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对她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的思想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是同受到捍卫的贵族自由精神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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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帝国的成长，胜利的级别也在提高。马略在西方、苏拉在东方取得大捷后，庞培已不再能满足于卸任执政官后只担任一年行省总督的常规待遇了。恺撒也一样想要取得更长的和更重要的指挥权。最后，庞培无法忍受与恺撒平起平坐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但共和国是同一两个人独占鳌头的局面无法兼容的。它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观念，即丰功伟绩可以使一个人跳出他的同僚们设定的法律约束，正如相传恺撒在击败庞培后巡视敌人尸体时所表达的想法那样：“他们是罪有应得。即便是我，盖约•恺撒，在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之后，竟要在法庭上被定罪，如果我没有向自己军队寻求帮助的话。”苏格拉底懂得法律必须得到遵守，哪怕法律的决定并不公正。但在公元前49年内战前夕，罗马法律已受到强大个人的屡次践踏和无视，不再值得人们尊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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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识之士都领悟到了安抚罗马臣民的方便之处，如格拉古兄弟、苏拉、庞培、西塞罗和加图。即便是残酷对待被征服高卢地区的恺撒也强化了反强征法。更困难的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全体公民分享帝国的收益，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政府去发放专门的福利。贵族施舍的旧有传统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钱财的人们可以赢得信誉和民心，如同那些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施舍的人一样。因此，提议增加骑士、平民的福利或权力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怀有追求个人权力的不轨企图。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经够糟糕了；而如果这位保民官还是上层官员们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饶恕。我们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这样一位执政官，他表现得如同保民官一样，并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拥大部分老兵的将军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贵族派最恐惧的莫过于由恺撒担任这一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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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恺撒的首个执政官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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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开始阶段，恺撒试图通过技巧和外交手段，温和地推行他的立法措施。最先得到他关注的是庞培老兵的安置问题。随后，在公元前60年12月，恺撒得到了罗马最优秀演说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此人已挫败了前两次类似的企图。西塞罗受到恭维，却决定保持独立姿态，因为他很看重加图等人在他执政官任期结束后称自己为“祖国之父”的言论。到了3月，西塞罗做了恺撒最害怕的事情，即尽情批评了公共事务的状况。恺撒在庞培的协助（两人当时都任祭司职位）下，用一种饱受非议的方式予以回敬，即让一个平民家族收养西塞罗的私敌克罗狄乌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当选保民官。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这次能用恐吓手段，迫使西塞罗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吓未果，克罗狄乌斯将帮他们铲除这个祸害。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没有接受他的农业职务委任，也没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恺撒打发漫长夜晚的好友）。西塞罗为他的拒绝付出了代价，在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处决喀提林党羽的事情被判处放逐。当一年多以后，庞培友好地把他召回时，他已变得足够顺从，不会再为了独立而轻举妄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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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最宝贵信息的这位作家不仅对三头联盟充满敌意，而且也没有得到三头对自己的信任，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恺撒的邀请充分证明，西塞罗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他本人出于虚荣心理的捏造。但他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对那些操纵罗马命运的人们动机、计划的睿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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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样不够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彼此最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亚的土地，只用庞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土地，并且奉行自由买卖的原则。他把议案递交给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结果未能得到元老们的批准，只遭到了毫无道理的同声反对。恺撒的同僚是加图的侄子比布鲁斯（M. Calpurnius Bibulus）。恺撒无疑希望避免此人从中作梗，因而对元老院成员们好言相劝。然而，从此时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已不会因为羞耻感或公共舆论的压力而再有丝毫动摇。他跟萨图尼努斯联名在议案中附上了一项条款，要求元老们逐一对此表示支持。他劝说庞培和克拉苏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这项法案，并承诺为此不惜以暴易暴。为了反对贵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执政官同僚，恺撒利用了暴民和庞培的党羽。法案通过后，恺撒接下来的提案都是保护人民的。他的其余法案批准了庞培东方定居点的合法地位，为收税人颁发了特许状，承认了埃及国王的地位（他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都不受阻碍地通过了。比布鲁斯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史无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里每天都能观察到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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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在通过法案时之所以会面对强大阻力，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惧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骑士和外国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保民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五年的军事统帅权。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保持对罗马的监视，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打通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陆路，从而赢得光荣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由于庞培在东方的扩张成果而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政治介入了罗马的理性扩张，恺撒把帝国的疆界向北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瓦提尼亚法因其通过方式而极易遭到仇人的秋后算账，恺撒急于从元老院手中争取一个额外的高卢行省。他通过庞培实现了这一目标，并通过婚姻纽带保证了后者的长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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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恺撒非常清楚，庞培毕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尽管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庞培还会觉得，依赖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丢脸的事。而比布鲁斯恶意诽谤的法令和三头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面则使得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巩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对权力的渴望，这时也变得更为强烈。但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恶意迫使他继续忠于同盟，而这一联盟也在加图妹夫似乎即将当选执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续下去。恺撒整装待发的部队留在罗马城中，确保了庞培和克拉苏能击败此人顺利当选；而他们也马上投桃报李，延长了恺撒在两高卢的任期，也为自己保住了5年之内对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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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苏出发前往叙利亚，并在一年后攻打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恺撒羁留在高卢，直到公元前53年的冬天才翻越阿尔卑斯山。但选择通过代理人统治西班牙的庞培却留在罗马近郊，从而得以利用政治局势的发展。选举的混乱局面和歹徒暴力最终为他所利用，因为作为拥有指挥和征召部队权力的前执政官，他无疑是重建秩序的不二人选。当克罗狄乌斯在公元前52年初被谋杀后，元老院选举他为唯一的执政官。恺撒女儿尤利娅在公元前54年的去世已割断了恺撒家族同他的联系，庞培现在似乎已成为保守政府的领袖。但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选择机会，他支持通过了一项保民官法案，授予恺撒在缺席的情况下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权力，这样恺撒就可以在度过10年必要期限后的公元前49年再次取得竞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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