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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神的兵勇霸占了我心爱的农田，一个野蛮人夺去了我的地产：我们的内战使他有利可图。我们是在为他们耕种土地！唉，种下你的梨子——却要交到他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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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罗马的一位“伟大青年”的帮助，提图鲁斯奇迹般地躲过了普遍的灾难，此人保全了他的土地。提图鲁斯为此必须前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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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em quam dicunt Romam, Meliboee, putauistultus ego huic nostrae somilem, quo saepe solemuspastores ouium teneros depellere fe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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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认为世人称为罗马的那座城市，就像我们的集市一样；我们在赶集的日子来到那里，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卖掉。何等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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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行诗处于维吉尔发表的著作的第1页，具有一种预言意味。像他笔下讲话的农夫一样，这位诗人也将发现罗马；并且他还会发现，罗马是跟乡村生活那种单纯的喜怒哀乐完全不同的。这座帝国的都城拥有惊人的财富与权势，可以随意奖赏和毁灭。这一点将成为《埃涅阿斯》中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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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牧歌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统一的艺术作品。诗集中的诗歌数目本身就不是随意安排的：提布卢斯作品的第1卷有10首诗，贺拉斯的《讽刺诗》也是如此。读者会希望诗人把自己的作品整理成有趣的形式。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第1首牧歌是用对话形式写成的：所有奇数号的牧歌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偶数号的牧歌都是独白性质的。第5首诗以一个短小的再现部收尾：说话的人为自己的朋友吹笛子，并声称自己演奏的是第2、3首诗。这标志着一个中点，一个短暂的间歇，与贺拉斯在6首罗马颂歌中第3首结尾的处理方法（《颂歌》3，1~6）相似；而在这一诗组中的第二部分，作者一上来就重新呼唤神明，这次召唤的不是缪斯，而是阿波罗。另一个有意为之的结构特征集中反映在第5首牧歌中（这首诗暗示了恺撒的死亡和化身为神），从局部看，它位于两首最雄心勃勃、田园色彩最淡的诗歌（4、6）之间；从整体看，它位于两首描述放逐令的诗歌之间（1、9）。在这个结构中，最后一首诗是与其他作品分离的；作者明确地把它介绍为“我的最后一首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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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第9首牧歌回归了放逐令的主题。麦纳卡斯（Menalcas），提奥克里图斯的歌手和译者，被夺走了曼图亚附近的地产。他的诗歌虽远不足以保住田地，他却幸运地活着逃离险境。古典时代以降，一直有人试图把两首关于放逐令的牧歌解读成自传，认为是诗人在叙述自己在曼图亚的地产失而复得的经历。但很明显的是，维吉尔无意于进行这样的叙述。被超人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只可能是19至20岁的屋大维）搭救的提图鲁斯是个年老的奴隶，在两方面都不像维吉尔；并且麦利波埃乌斯抵消了他给读者的印象——没有哪个神样的救星拯救前者免受灾难。而在第9首牧歌中，连麦纳卡斯似乎也束手无策。这两首诗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向屋大维致谢的方式。维吉尔所做的是向我们展示了放逐令颁布后的场景，以及在意大利乡间发生的事件，这一切都经过提奥克里图斯诗歌媒介的过滤。如果要我们猜测维吉尔自身的遭遇的话，他似乎失去了曼图亚附近的家族地产；他的赞助人赐给他一处那不勒斯附近的地产。我们发现，他日后住在那里，并成了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斯罗（Siro）朋友圈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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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对于理解维吉尔是至关重要的。他在《牧歌》里开始探索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到了创作《埃涅阿斯》的时候，他已将之发展成熟：这种方式使得读者可以透过诗歌的表面，看到另外一种事件与人格特征，但作者从不在诗中将后者点破。因而在第5首牧歌中，两位牧人歌唱达夫尼斯（Daphnis，又一个提奥克里图斯作品中的名字）的死亡与化身为神。在不幸夭亡，受到母亲的哀悼后，达夫尼斯成了神明，和平的赐予者，作为天神接受全世界、特别是村夫们的欢呼。达夫尼斯年轻俊俏，是个牧人——离中年独裁者恺撒稍显遥远。但在那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维纳斯的苗裔）刚刚遭到刺杀，并根据投票结果被宣布为神之后，维吉尔的读者们是不会完全忘记那些波澜壮阔的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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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首牧歌预言了黄金时代的重现。这首诗被题献给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诗人早先的赞助人，以祝贺他在公元前40年成为执政官。这首高雅的诗借用了多种材料：神谕、希腊文的犹太先知书、埃特鲁里亚的占卜技术、柏拉图的神话，以及荷马与卡图卢斯的作品。在波里奥任执政官期间，“伟大的岁月”将要来临：一位婴儿即将诞生，神迹将显示他的降临；他的成长将伴随着阿波罗时代的日益繁盛。大地上将到处生长有用的作物，而无须农业耕种；狮子将不再伤人；毒蛇将不复存在。战争也会消失，这位神婴将统治世界。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首诗是纪念公元前40年10月的布伦狄西乌姆（Brundisium）条约（参见上文第148页）的，其中包含了安东尼和屋大维妹妹屋大维娅结婚的条款，它避免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两人间开战的危险：诗中说的那个孩子应该就是屋大维娅可能通过这场婚姻生下的孩子。但赞美新任执政官的诗篇理应在1月1日准备就绪，等待公之于众，而不是拖到10个月以后；并且，同《旧约•以赛亚书》（Isaiah）和其他类似作品的惊人相似性表明，这确实是篇弥赛亚式的诗歌。这类作品并非创作于成功的政治安排似乎已确保人间和平之际，而是出现在大地上的景象一片黑暗，毫无希望，以至于人们的头脑开始在绝望中转向另一种思想体系的时候。第4首牧歌曾在千余年里被视为对基督降临的预言。现代人的思想不喜欢这种看法；但与把它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联系起来的做法相比，该观点或许更为贴近这首诗的本质。维吉尔再一次有意让他的真实用意显得难以捉摸，并且对于这首诗而言，暗示会比明言效果更佳。并且无论如何，我们最终看到，布伦狄西乌姆条约并不意味着持久的和平；屋大维娅为安东尼生了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如果维吉尔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他真是轻信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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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牧歌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有些相当接近于提奥克里图斯（2，3和7），另一些隔得较远，但还是提奥克里图斯式的（8和9）；最极端的一些作品跟提奥克里图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4和6）。它们全都展示出高度纯熟的技巧，维吉尔通过这些作品表明，他已掌握了提奥克里图斯、卡利马库斯和卡图卢斯需要教给他的一切。用词的选择恰到好处，诗句的韵律和谐悦耳，作品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细腻的、略显悲凉的美感。在另一种艺术中，或许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e）的绘画最有资格与之相提并论；而他无疑也受到了维吉尔的深刻影响。这方面很微小、但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诗集中第一首和最后一首诗，以及中间的若干篇章都以夜幕降临，群山投下黑影的场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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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术界做出了许多努力，人们还是无法就各首牧歌的创作顺序达成一致意见。它们的风格不足以使我们从诗篇中提炼出多少创作时间方面的信息，在最后出版的本子中，作者无疑已对各首诗进行了加工，以便使它们符合自己在诗集中所占据的位置。这10首牧歌可能出版于公元前38年左右；最近有人试图把作品完成的时间推迟到公元前35年，但无法令人信服。这些诗篇似乎立刻获得了成功。我们听说，它们得以在舞台上演，并且这位内向的、离群索居的诗人偶尔出现在罗马，便会在大街上被人指指点点。公元前39年春，作为一个业已成名的作家，维吉尔向梅塞纳斯引荐了贺拉斯；梅塞纳斯的名字虽未出现在《牧歌》里，但维吉尔却把他的下一部作品，《农事诗》献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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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在《牧歌》中曾向数位要人致意：主要是阿西尼乌斯•波里奥，但还有阿尔菲努斯•瓦鲁斯。他们两个似乎都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赞助人。维吉尔在这方面很像贺拉斯，而不像卡图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写作其第1卷时），后面两位诗人没有赞助人，只有朋友。科尔涅利乌斯•加鲁斯在第6首牧歌中受到颂扬，并作为第10首牧歌的描写对象而得到极高的赞美。在第10首诗中，维吉尔把这位哀歌体爱情诗人描写成在阿卡狄亚放牧的情人，他多情的抱怨融入了维吉尔自己的韵律，而这位情人自己则令人想起提奥克里图斯笔下的达夫尼斯。这一转变过程在诗歌中看起来十分古怪，但从音乐的角度看则不那么怪异：维吉尔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创作了加鲁斯所处理题材的一个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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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农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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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农事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有所变化。次要的赞助人被梅塞纳斯所取代，诗人的朋友们不再被提起，而屋大维——《牧歌》从未直呼其名，而只是稍加暗示——现在进入了诗人视野的中心。古代学者们宣称自己得知了维吉尔遗嘱的内容，并告诉我们说，他把高达100万塞斯特斯的巨大财产，连同主要遗产都留给了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他们无疑是诗人财富的来源。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之间主要是金钱资助关系，那就错了。在公元前30年代后半段，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相对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个无情而年少的恺撒继承人，“杀戮并不露声色”的人[德累顿（Dryden）在《爱情至上》中借安东尼之口说出的名言]，明智地把自己转变成了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以对抗丧失了荣誉感、正转化为东方人的安东尼。早在阿克兴战役之前，安东尼已在一场宣传战中失利了。梅塞纳斯，这个生性喜好奢华，甚至颓废的人物自己也按照青年诗人们的方式创作诗歌（此类人经常从事这种活动）；作为屋大维和诗人们中间的媒介，他的作用十分重要。当掌权者对其作品表示很感兴趣的时候，艺术家肯定会欢欣鼓舞；而世界的主人（如公元前31年后的屋大维）更是急于争取支持，以推行其改革与重建计划，即用和平与幸福生活取代内战和灾难。面对这个极具诱惑力的邀请，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都或多或少地用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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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称《农事诗》的创作是“受您之命，梅塞纳斯”（“tua, Maecenas, haud mollia iussa”, 3.41）。这句话很难解释。显然，梅塞纳斯没有“命令”诗人去创作描写农业生产的四卷诗；维吉尔本人也在作品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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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me Parnasi deserta per ardua dulcisraptat amor; iuuat ire iugis, qua nulla priorumCastaliam molli deutertitur orbita cliuo. (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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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高耸的帕纳索斯山的可爱峰顶，我充满了创作诗歌的狂喜：描述那不曾有车轮弄污嫩草的地方是何等甜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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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想要创作这部诗，并确信梅塞纳斯会对此表示欢迎。对诗人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工程浩大的挑战，要创作篇幅大体相当的4卷，2000余行诗；这部诗在长度上不仅远远超过《牧歌》，也盖过了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或提布卢斯所尝试写过的任何作品。在一个深受卡利马库斯反对创作长诗思想（第1卷，415页）影响的时期，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离经叛道。作品的主题同样富于挑战性。对于卡图卢斯和他的朋友们而言，“乡村”这个字眼代表着各种粗俗无礼、令人生厌的事物——在举止和诗歌创作中都是如此。赫希俄德富于乡土气息的韵文能否被改写成拉丁诗歌，并满足维吉尔及其听众的审美需求呢？维吉尔没打算翻译赫希俄德的书，也不想仅仅改写他的作品，用优雅的诗歌形式加以修饰。赫希俄德将其对播种、收割的实用性教导和努力劳动、传统的虔诚信仰并列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合乎道德理念的生活图景。维吉尔同样打算树立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它以劳动为基础，并包含了造就罗马伟大地位的古老美德：虔诚、坚忍、爱国、诚挚。它必须结合包含明确的观念、细节性描述（不复是《牧歌》中经常出现的，用优美的概括性描写营造的金色朦胧意境）、高雅而不空虚的宏伟风格，以构建这种具有道德教谕意义的诗歌样式。对于梅塞纳斯和屋大维而言，他们更想看到一首记载屋大维赫赫战功的史诗：维吉尔在第3首农事诗的前言里承诺，他“很快”就会写那一首诗。但《农事诗》不仅用辉煌的颂词赞美屋大维，并且也肯定了对意大利和罗马社会状况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总的来说是屋大维非常乐于接受的。内战的岁月必须结束，屋大维必须救治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1.500）。随后，野心和贪欲带来的种种邪恶必须被铲除，让位于谦虚和努力工作的品格。在所有这些方面，维吉尔的诗篇和屋大维的政策是一致的。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不会设想有文化的《农事诗》读者们当真会去抢购小农场和亲手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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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诗》完成于公元前29年，其中有些篇章显然是在阿克兴战役后写的。维吉尔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去写这部诗集，耗时之长表明他对作品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并且进展缓慢。为了核对事实，他把介绍农业的散文作品备在案头。其中尤其宝贵的是瓦罗的《农业志》，这是一部包含丰富信息的系统论文，较《农事诗》本身更为详尽，更具实用性。瓦罗的著作也为诗人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提示，如第1卷以对话人物看意大利地图的场景开篇（参见《农事诗》2.135以下），并以其中一人在大街上被明目张胆地谋杀而结束，这个生动例子所反映的暴力横行、无法无天的状况正是维吉尔在诗中哀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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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诗》的第1卷在一些地方直接呼应了赫希俄德的著作，并在整体上借用了其风格特征。“Nudus ara, sere nudus”（“光着膀子耕地，光着膀子播种”，1.299）这句诗在古代被认为十分滑稽，其实它是赫希俄德一句古怪诗行的直译。赫希俄德曾讲道，宙斯为了报复而让世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并在凡人艰苦劳动的时候开怀大笑（第1卷，120页注）；维吉尔更愿意告诉我们，朱庇特使人生变得严酷，是为了人类的终极利益，“ut uarias usus meditando extunderet artes”（“以便实用的技艺可以创造需求和思想”，1.13，3）。维吉尔的朱庇特比赫希俄德的宙斯更加仁慈。但即使在这一卷中，赫希俄德的影响也要比提奥克里图斯对《牧歌》的影响小得多。上个世代的伟大拉丁诗人卢克莱修对《农事诗》的影响则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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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十分注意精心选择描写对象。他在开篇列出的必备农具（参见1.160以次）其实只有6件，并且他选择的大多数都同希腊诗歌有着联系，这使它们显得更加高贵：其中一件不是“车子”，而是“埃琉西斯（Eleusis）大母神那缓缓滚动的大车”[因为车子被用于埃琉西斯的隆重庆典游行（第1卷，322页）]。另一件也不是“扬场扇”，而是“雅库斯（Iacchus，一位次要的埃琉西斯神祇）的魔扇”。维吉尔努力不使他日常性的主题拖累诗歌的高雅风格。他还用格式上的技巧去美化其描述内容。例如，当他在解释有些作物会耗尽地力，因此轮作制十分重要的时候，维吉尔用精心设计的对句来表达耕种效果未必上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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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t enim campum lini seges, urit auenae,urunt Lethaeoperfuse papauera somno. (1,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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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消耗，燕麦也会消耗肥沃的农田；催人入眠的大个罂粟消耗地力的程度同样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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