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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按年代记录了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史家们仍是独立于新政权的。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的著作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烧，后来又于卡利古拉在位期间重新完成了一个经检查后删改了的版本。然而，总的来说，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学由于对当今元首的阿谀和对前任君王的诽谤而受到了损害。前一种倾向由于对元首发表正式颂词的习惯而变本加厉，这种颂词包含在执政官的谢恩演说中，在奥古斯都时代成为定制（普林尼在公元100年发表的《颂词》是现存的最早例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化身为神的《游戏》（Ludus）[或称《变瓜记》（Apocolocyntosis）]则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诽谤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本。同样不利于史学家的情况是传统题材的缺失。奥古斯都的时代终结后，大多数元首都不再尝试进行新的大规模远征；在国内，共和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冲突也已不复存在了。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叛国罪的审判上，并且他们试图通过获取元首的宠幸或同僚们的尊敬而得到好处。元首制早期的重大变化——内外政的转变，公民权和希腊—罗马文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城市的发展——并非从前的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抒发感伤情怀或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然而，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正是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十分狭窄、毫无光彩可言的领域进行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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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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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在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高级官职。他主要在元首图拉真统治时期进行写作，那是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个元首，“暴君”图密善被谋杀后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宁、繁荣的时代。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对其岳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礼颂词。在这篇作品和他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记载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历史》（公元69—96年）和记载公元14—68年间的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编年史》——中，他提出了自己对善与恶的传统看法。“这个时代并非极其缺乏美德，还是产生了若干优秀的行为榜样。”这些人与共和国编年史中的那些人物并不相同。“母亲们陪伴着孩子走上流放的旅程，妻子们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忠诚的奴隶甚至敢于同给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对。”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满了缩微版的《阿格利可拉传》——即为在当时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和因叛国罪审判而身败名裂的人所写的悼词。“让我们对著名人物的声望予以更多的关照，正如他们的葬仪有别于普通人那样，这些人在对死者的记录中也应得到特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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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展示善恶来进行道德教诲，还要进行实用性的指导。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何以要关注阴谋和叛国罪的审判。他解释道，在共和制度下，当权力时而属于平民，时而归于元老院的时候，人们需要同时明白，如何去驾驭群众，以及如何去影响控制着元老院的贵族。同样，在独裁制度下，洞悉元首思维的运作方式也是有益的。塔西佗因在这方面的成功而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的赞赏。尽管对被元首消灭的那些人物的记述不偏不倚，他却把最高的敬意给予那些像他本人和他的岳父阿格利可拉一样幸存下来的人。“那些惯于欣赏叛逆行为的人应当意识到，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在坏君主统治下存在的。顺从和谦卑姿态如能建立在充沛精力和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同样能够取得光荣，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荣耀只能通过貌似悲壮和不合时宜的牺牲来实现。”他并不盲目崇拜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牺牲者，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自我炫耀和挥霍钱财来维持其地位，并将这些人同进入元老院的新人们的谦逊、节俭作风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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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载罗马帝国的史家，塔西佗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他善于假托反对派之口，不仅谴责了罗马统治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演说家的惯用手法，因为他需要在勒索案中为罗马的外省臣民辩护），并且赞美了勇敢的独立精神和对罗马文明的抗拒。“如果你希望统治所有人，难道那就意味着大家都应当接受奴役吗？”一位被俘的不列颠将领卡拉塔库斯这样问道。那种奴隶制的一个特征是“使罪恶合法化的花天酒地——柱廊、浴室和奢侈的宴席”。另外，他也会将罗马统治所带来的和平、公正同部落纷争造成的不安定局面进行对比。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据说一位罗马将领在拒绝一个日耳曼部落请求允许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定居时说的话。“人必须服从强者：这些人求告的诸神已赐予罗马人力量，让他们决定给予什么和取走什么，罗马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法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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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哀叹说，他所能得到的军事史料过于匮乏。然而，尽管他有能力对一场战役进行激动人心的、不失准确的叙述（像李维一样，他在描写当事人的情感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塔西佗的写作风格却使他对细节的介绍极其模糊，令人恼火。不过，这种风格倒是相当适合记述帝国政治。其主要特点一是讽刺，用来对比公共生活的表象和权力的隐含实质；二是有意为之的模棱两可。塔西佗在删节版的附记中以此作为乐事。他还掌握了一种复杂的技巧，可以借此给出供读者选择的解释——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据说是他人的——这样做法非但没有澄清其描写行为的动机，反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他的点睛之笔是对提比略的描写。他看到的材料指出，尽管这位元首才华横溢，并关心帝国的福祉，他在生命结束时的统治权却已摇摇欲坠，并受到人民的憎恶。塔西佗利用提比略广为人知的伪善性格作为这个谜题的答案，把他的一生看成巧言令色的外衣逐渐被剥去，可怕邪恶的自我日益暴露的过程。提比略被描写成一个绝顶聪明，但因早年经历和统治欲而发生性格扭曲的人物。奎恰迪尼写道：“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很好地教育了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们，告诉他们应如何生活，如何谨慎地处理事务，正如他同样出色地告诉暴君们如何建立暴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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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虽然在一个被普遍认为生活幸福的时代从事写作，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悲观的。共和国的灭亡不可避免，提比略治下的悲惨状况被归咎为神明的震怒。塔西佗似乎的确怀疑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这种看法可能使他放弃了向世人提出建议的企图。元首的友谊或敌视究竟是取决于前定和命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策略？对于塔西佗而言，世界要么是一个完全靠机缘左右、不受神意干预的王国，要么就是由命运决定的——无论这种命运是斯多葛派所相信的那种理性因果链，还是行星的运转轨迹。塔西佗虽然并不总是赞赏个别的占星术士，但他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包括弗拉维王朝的诸位元首），对于这门学问本身充满敬意。至于罗马的旧神祇，塔西佗很少提及跟它们相关的宗教仪式，而他对预兆的解释则是模棱两可的。降临到罗马民族头上的灾祸可以证明，诸神并不保佑他们的安宁，只关心对他们进行惩罚。在公元69年发生了“生出怪物的事件和大量别的征兆，诸如此类的怪事在几百年前的和平岁月里也有人记录，但现在只在人们害怕的时候才被提起”。我们很难从塔西佗的著作中演绎出前后一致的宗教观或哲学观。然而这无碍于他的道德目的。命运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并非它们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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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苏维托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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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功绩在于，他应用传统原则去书写早期元首制时代的历史，并创造了一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著述风格。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一个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人尝试过同他一较高下。在他的有生之年，流行的文学体裁已由史学变为传记。在后者中，心理和人际关系可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题材也正是塔西佗所关注的。此外，从罗马上层阶级的视角看，诸元首的生活已成为历史的主线。史家们应当创作介绍他们的功业，特别是其参与战事的专著。更加全面的传记则应该在描述他们的政治生涯之外，补充他们私生活的有趣细节和对他们性格的判断，以便使作品显得丰富多彩。据我们所知，塔西佗的同代人，更为年轻的C．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鲁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在这种文学体裁领域最为成功的作家。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其著作构成了成书于帝国晚期的《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Historia Augusta）的基础。后者是一套诸元首传记的汇编，其作者和可靠程度都存在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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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苏维托尼乌斯作品核心的是罗马墓志铭、葬礼演说词等原始材料——包括对元首的公开记载，他在国内外的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事迹所反映的道德品质。与政治生涯相对应的是私人生活。在小普林尼的时代，元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已成为颂词的描写主题。但在这个领域里，可供史家进行贬损的空间更为广大。诚然，元首会因军事失败、挥霍公款、残酷地对待其他上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说，苏维托尼乌斯并未对他记录的行政改革进行评价）而遭到批评。然而，这些公共生活中的错误很容易被视为元首个人品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他的罪恶会在家中，特别是餐厅和卧室里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中看到，政治业绩的罗列与对元首私生活的揭露性描述同时出现，并且二者都用大量趣闻轶事加以点缀。尽管上述两种元素事实上很少能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写法却往往能够有效地（尽管未必是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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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与苏维托尼乌斯媲美的是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希腊作家，喀罗尼亚（Chaeronea）人普鲁塔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传记作家（参见下文第305页以次）。普鲁塔克的大部分传记都采取平行列传的方式，将一个著名希腊人和一个共和时期的著名罗马人进行比较。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进行性格刻画（普鲁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绘画），他在作品中弱化了传主一些小的不检点之处，但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线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普鲁塔克并没有简单地按照从生到死的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添加了对他们行为的总体说明（正是主要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引入对趣闻轶事的叙述）。作者按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伦理学概念，描写和比较了这些人物。人应当勇敢，但不能轻率；应该谦逊，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节制地、谨慎地使用财富；他们应当控制下属的冲动情绪，自己也不能被冲动压倒。这些传记试图表明，伟大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这些训诫。与此相比，罗马人的传记在伦理方面相对粗糙。罗马史学家们的价值观主要不是基于对优秀人物的看法，而在于对罗马胜利的观点，他们以对罗马的贡献作为一个狭窄的基础，在此之上形成对个人品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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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学的发展何以到了塔西佗之后就枯竭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下一部记述罗马的巨著是由希腊裔的罗马元老，比提尼亚的卡西乌斯•狄奥用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一部一直叙述到作者写作年代（公元3世纪初）的罗马通史，它试图在解释和政治概括方面效法修昔底德的作品。与此相反，尽管拥有波利比乌斯这个杰出榜样，罗马人对自身政治史的解释很少能够超越对政治术语进行简单化理解的层面。因此，在李维或塔西佗用富于文采的笔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之后，人们就找不到重新叙述这段历史的理由了。由于帝国和元首制政体业已得到巩固，并且看似不大可能再发生什么变化，元首们的传记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已被讲完了的好故事的狗尾续貂。后来，到了4世纪，来自安条克的叙利亚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想要从头再来，用拉丁语记载从塔西佗作品结束的地方直到他自己生活年代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这段历史里可以找到常用的材料——战争、地理学和民族志介绍、审判、罗马和其他城市的骚乱，更重要的是道德方面的插曲。然而，他的叙述虽然鲜活感人，却几乎没有解释4世纪的危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或许是罗马上层阶级放弃按照传统方式书写历史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旧有的框架下已经找不到可写的新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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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及的大部分史学作品都有英文翻译，然而，罗马史学家们的残篇是没有翻译的。除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对照译文外，收录最为完备的当属企鹅古典丛书。企鹅丛书中最好的译本包括塔西佗的《编年史》（M. Grant）和《历史》（K. Wellesley）、撒路斯特与恺撒（S. A. Handford）、以及波利比乌斯（I. Scott-Kilvert），尽管后者很少收录波利比乌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续事件的记载。最好的波利比乌斯译本由E. S. Shuckburgh完成（2 vols., 1889/1962）。塔西佗的主要译本有A. J. Church and J. Brodribb (London, 1882)和W. Fyfe (Oxford,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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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W. Laistner的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California, 1963)提供了对这一主题的概述。还有些论文集相当有用，如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 (T. A. Dorey编，London, 1966 and 1967)，其中包含了分别论述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和拉丁作家群体的章节。A. Momigliano的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Oxford, 1977)，特别是其中的4、5、7三章，对研究罗马历史学家本身和他们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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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历史学家，见上述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中E. Badian撰写的章节和上述Momigliano的作品； B. W. Frier的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对早期罗马文字记录的研究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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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利比乌斯研究贡献最巨大的当属F. W. Walbank。见他的Polybius (California, 1972)和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 i (Oxford, 1957)导言。关于波利比乌斯对史学家功用的看法，见K. Sacks的Polybiu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alifornia,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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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路斯特的最佳入门读物为D. C. Earl的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llust (Cambridge, 1961; Amsterdam, 1966)。R. Syme的Sallust (Oxford, 1964)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广泛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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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恺撒的著作有F. E. Adcock的Caesar as a Man of Letters (Cambridge, 1956)。P. G. Walsh的Livy (Cambridge, 1961)对李维进行了较为简短、但却颇具价值的总体研究。同样有用的还有R. M. Ogilvie的A Commentary on Livy Ⅰ—Ⅱ (Oxford,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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