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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yme的Tacitus (2 vols., Oxford, 1958)是论述这位史学家的主要英文著作。R. Martin的Tacitus (London, 1981)是一本较为精炼的作品，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H. Furneaux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vol. i (Oxford, 1884)导言也非常有用。B. Walker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Cambridge, 1952, 1960)试图区分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还可参见T. A. Dorey编辑的Tacitus (London, 1969)中收集的论文，以及K. C. Schellhase的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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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记，见A. Wallace-Hadrill的Suetonius (London, 1983)、D. A. Russell的Plutarch (London, 1972)和C. P. Jones的Plutarch and Rome (Oxford,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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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过的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为我们了解帝国时期史学和传记的其他发展提供了方便。关于阿米亚努斯，见J. Matthews的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1989)，尤其是其中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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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帝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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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拉塞尔（Donald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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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语言，一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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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孕育了一种范围广大、十分重要的散文文学，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成。虽然最伟大的天才塔西佗是罗马人，其思维方式很难用希腊文表达出来，但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语言成了同一种文学的载体，并且希腊语在其中的贡献显然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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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和拉丁文甚至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除担任公职的需要外，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们很少费力去学习拉丁语，并且他们似乎认为拉丁语的精细语法难以掌握。“朗基努斯”（《论崇高》，12.4）因为打算评判西塞罗，所以很明智地请求读者原谅自己将要讨论拉丁文学。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3）宣称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并且他显然在掌握拉丁文方面十分吃力。很自然地，对提供罗马方面信息的希腊文著作的需求是持续存在的。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普鲁塔克的《罗马人传记》、阿庇安的《罗马史》迎合了这种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说希腊语的人希望在帝国行政管理和政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作品的数目与日俱增。因此，到了2世纪末，拉丁史学已经枯竭，但赫罗狄安和更具才华的卡西乌斯•狄奥证明，希腊语仍然拥有活力。另外，对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担任公职或接受文学教育（二者一直是紧密联系着的）的话，他们从小就学习希腊文，并经常以希腊文替代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在讨论哲学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时候。元首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创作其《沉思录》，普林尼的友人科尔涅利乌斯•卢弗斯用希腊字眼Kekrika（“吾意已决”）来宣布其自杀决定，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范围极广的文学，负责把希腊的知识与哲学介绍给母语为拉丁语的公众，试图实现西塞罗和奥古斯都的理想，即使拉丁文学成为希腊—罗马文化全面的和完备的表达形式。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和普林尼的《自然史》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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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种语言之间的共同点要比这种差异重要得多。二者都具备文学语言的自觉意识，同日常口语存在着显著区别。这种差别在希腊语里体现得更为突出。从奥古斯都时代（事实上还要早些）起，教授希腊语法、修辞学的教师们尽可能近似地模仿一种精确的语言、语法形式，它以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阿提卡经典著作为代表，特别是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演说家们的作品。这一运动在公元2世纪中叶达到高峰，伟大“智者”们创作的复古杰作赢得了人山人海的剧场里的掌声，以及元首们令人羡慕的赞助。在拉丁文学方面，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看法有所变化。拉丁文学直到晚近才达到其典型的成熟期（这种形式迅速得到了认可）。散文风格自然在西塞罗之后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是对西塞罗试图建立的句式结构和用语规范定式的反动。这种反动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昆体良试图扭转这一潮流的时候为止。直到安东尼王朝时期（公元97—180年），散文复古派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一股洪流，某种类于希腊文学中“阿提卡主义”的风格发展起来了。在这一现象出现之前，曾有过大量改进与实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源泉主要在于诗歌作品和古老的希腊语修辞学技巧，而与拉丁语的日常口语资源关系不大。后者大体上是无人问津的，尽管塞涅卡的部分作品显然反映了优雅谈吐的风格，而佩特罗尼乌斯（参见下文第331页以次）的革新更为大胆，以至于让他喜剧式小说中的部分人物讲粗人的不规范用语——据我们所知，无论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中，这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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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这两种语言中，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是用一种特定格式写成的——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解水平贡献最巨的学者称之为Kunstprosa，即“艺术散文”或“书面化的散文”，那是孜孜不倦的训练与模仿的产物。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艺术散文的主要特征都在于，它的风格依赖于作者会为了将要处理的特定题材而预先做好的选择。作者必须决定适合这项写作任务的文体层次（拉丁文中的genus dicendi或希腊文中的charakēr）；常用的分类标准会区分“崇高”“平正”和“雅致”三种风格，但这绝不是唯一可能被使用的范畴体系。无论如何，作家们会对词汇做出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辈的同类文学作品或相关著作决定；他们还要选择句式结构，决定是使用绵长繁复的“完句”还是较为简洁的形式；并且，最令现代读者惊奇的是，他们还要选择作品的行文节奏。某些句尾（拉丁文里说的clausulae）分布的规律见于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散文；但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学家和他们在罗马人中的学生们似乎将这种已成为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作家们第二天性的写作习惯加以系统化和强化。诚然，大部分罗马史学家和部分希腊哲学家们确实打破了所有已知的戒律；但这本身也是一种由体裁决定的选择行为。塔西佗在其《修辞学对话》中采用了规范的西塞罗式“完句”，但在其史学作品中就没有使用。昆体良（9.15.8）则将这种传统偏好理性化——可能是基于他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声称史学叙述的速度会使得富于节奏感的完句显得不够协调，因为这种句式会使整个情节的发展缓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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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散文在当时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从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演说家们那里发展而来，一方面使散文多少具备了诗歌的庄严和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表意明确、风格优雅的书写用语（graphikē lexis：亚里士多德是讨论这一话题最重要的理论家）。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它以多种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工具。它不仅被应用于高雅的文学体裁——史学、演说术和文学性书信（belles-lettres），也是大量技术性和教育性作品的载体。狄奥尼修斯的《遣词法》、“朗基努斯”的《论崇高》、奥纳桑德的《论将才》都是希腊语中的典型例子，也都创作于公元1世纪；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其中只有医学分卷留存至今）、科路美拉论农业的作品、昆体良的修辞学手册则是同一时代里用拉丁文写成的此类著作。然而，当时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品，其中的书面化标志已经消失，看上去较少“文采”：维特鲁维乌斯用拉丁文写的《建筑》和阿里安用希腊文写成的《爱比克泰德论文集》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这种书面色彩的缺失经常是有意为之的。阿里安用色诺芬的阿提卡方言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而他关于印度的著作是用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方言（Ionic）写成的。因此，正是基于同样的媒介择取标准，他选用公元前1世纪的技术性语言来记载奴隶出身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讨论，因为其中的思想本来就是用这种语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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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文学批判和修辞学：衰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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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这样严格的书面写作规范，并同教育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文学注定是自觉的和自省的。这一时期成为文学批评的伟大时代，这一点不足为奇；尽管严格说来，它并非创造文学理论的伟大时代。特别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进步和衰落都得到了世人的密切关注。有些人看到了进步，更多的人看到的则是衰落。这是一种传统的悲观主义，是一种跟荷马、赫希俄德一样古老的思想，即“世风日下”在文学领域的应用。这种看法通常很适合论辩的需要，但其提出者的态度也未必是不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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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屋大维取得阿克兴战役胜利（公元前31年）后不久来到罗马。他在那里定居，其工作包括教授修辞学、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一部详尽的早期罗马史。在其关于阿提卡演说家系列著作的前言中，狄奥尼修斯列举了在他眼中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出现的变化是巨大的。“传统的哲理性修辞学”——德摩斯梯尼之前的阿提卡演说家都属于这一流派——在“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死后”被一种“劣等”的风格所取代，那是来自亚细亚某个藏污纳垢之地的舶来品；但值得称许的是，由于古典评判标准的复兴（那是有教养的罗马统治阶级的高雅品味造成的结果），这种粗俗、毫无价值而又风靡一时的文风已回到了它应有的归宿。这是一段论辩式的文字，但其中包含着重要信息。新兴的标准散文所承载的是这样一种修辞学，它不是仅仅包含种种花招，颠倒黑白的法庭辩论技巧，巧言令色的骗术，而是“哲理性的修辞学”（philosophos rhētorikē）；对于一个秩序良好的时代而言，它是一种有益的道德、社会整合手段。在本质上，这是350年前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在一个范围更加广大的世界里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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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尼修斯这个说法中所预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完美的顶峰、衰落与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史理论作品中的常见模式。起初，罗马人很难把这套思想应用在他们自身发展历程的情境中。当贺拉斯、狄奥尼修斯的同时代人歌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成就时，他引以为豪的是新技巧取代了以往不成熟、不完美的东西，而不是代替了败坏、衰落了的某种风格。但这种模式的出现已指日可待。在演说术的领域，西塞罗的时代被视为顶峰，与德摩斯梯尼的时代相对应。后来的一切都是衰落的表现。在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统治时期进行写作的老塞涅卡是这种关于腐化和衰落的讨论的早期见证人，这种论调在公元1世纪非常流行。他强调了这种衰落的三个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即共和时代自由的丧失；二是道德方面的原因，即追求声色犬马的青年一代的游手好闲与放荡不羁；三是上天的不遂人愿，不允许任何事物长久地停留在巅峰状态。他的儿子，哲学家塞涅卡主张道德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文学风格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你在哪里看到堕落的演说术大行其道，就可以确信那里的道德已偏离了正路。”（《书信集》114.11）他是在公元62年写下这句话的。一个世代之后，他自己又在罗马人模仿狄奥尼修斯的古典主义标准所做出的评论中受到嘲弄。率先发难的是伟大的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35—100年），在他眼中，正是因为塞涅卡的谬误颇具魅力，他才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榜样。站在昆体良的立场上看，这种职责并非有欠公允。塞涅卡使用的简短句式、不加选择的用词习惯和轻松活泼的流畅文风使他的拉丁文风格在根本上成为西塞罗式的庄严、平正文风的对立面。但我们不应忘记，塞涅卡写的也是“艺术散文”，并且其完句节奏的连贯性令所有其他作家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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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重要作品，12卷的《修辞学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对如何教育、训练演说家的描述较其他任何古代著作都更为详细。它强调道德是演说术的基础，其对教育的论述尤其有趣。他还写了一部现已遗失的，论文风“败坏”原因的书，那无疑是对其理论体系的叙述。塔西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背景年代为公元73年（虽然它可能是差不多30年后才写成的），介绍了“保守”和“现代”的两种观点。另一段论及这个问题的文字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保存在“朗基努斯”《论崇高》（Peri hypsous）的最后一章里。这本小书详细讨论了在文学作品中制造崇高、庄严和煽情效果的手法。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作品中，这部书最为引人入胜，也最具影响力。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创作年代存在着若干不确定之处。它被视为公元3世纪的一位著名学者、政治家的作品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地受到了普遍质疑，因为它同公元1世纪文学观念、兴趣的联系是一望即知的。代表“哲学家”的“朗基努斯”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当前修辞学的式微是由于自由和“民主”的丧失。他本人的职业虽然是修辞学家，不是哲学家，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道德论的立场上：正是欲望的困扰和人心的败坏妨碍了伟大思想的诞生。我们很难将这些言论同特定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论崇高》总的来说是对希腊化时期夸张、浮华文风的否定。事实上，与狄奥尼修斯复兴古典文化的简单主张相比，这部作品中的否定思想似乎更为丰富和深刻，因为“朗基努斯”主要强调的是演说术和所有文学创作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论证的核心是要说明，这种情感是如何同深刻思想和道德理念紧密相连的。他进而对比了古典希腊文学和他那个没落年代里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们：在前者中可以找到所有值得效法的榜样，后者可以指望的只有发挥到极致的道德说教与想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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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后一章里，作者的观点似乎更近于罗马人。“哲学家”关于一流演说术因自由沦丧而消亡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过程。作者对此的“回应”把话题从政治革命转移到了个人伦理的领域，但他强调（显然是针对他假想论敌的），“我们这个境界的人”还是受人节制为好，不然我们的贪欲将会毁掉整个世界。希腊人与罗马人不同视角的结合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这种现象在这个双语文化环境下十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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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书面散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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