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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屋大维取得阿克兴战役胜利（公元前31年）后不久来到罗马。他在那里定居，其工作包括教授修辞学、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一部详尽的早期罗马史。在其关于阿提卡演说家系列著作的前言中，狄奥尼修斯列举了在他眼中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出现的变化是巨大的。“传统的哲理性修辞学”——德摩斯梯尼之前的阿提卡演说家都属于这一流派——在“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死后”被一种“劣等”的风格所取代，那是来自亚细亚某个藏污纳垢之地的舶来品；但值得称许的是，由于古典评判标准的复兴（那是有教养的罗马统治阶级的高雅品味造成的结果），这种粗俗、毫无价值而又风靡一时的文风已回到了它应有的归宿。这是一段论辩式的文字，但其中包含着重要信息。新兴的标准散文所承载的是这样一种修辞学，它不是仅仅包含种种花招，颠倒黑白的法庭辩论技巧，巧言令色的骗术，而是“哲理性的修辞学”（philosophos rhētorikē）；对于一个秩序良好的时代而言，它是一种有益的道德、社会整合手段。在本质上，这是350年前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在一个范围更加广大的世界里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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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尼修斯这个说法中所预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完美的顶峰、衰落与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史理论作品中的常见模式。起初，罗马人很难把这套思想应用在他们自身发展历程的情境中。当贺拉斯、狄奥尼修斯的同时代人歌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成就时，他引以为豪的是新技巧取代了以往不成熟、不完美的东西，而不是代替了败坏、衰落了的某种风格。但这种模式的出现已指日可待。在演说术的领域，西塞罗的时代被视为顶峰，与德摩斯梯尼的时代相对应。后来的一切都是衰落的表现。在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统治时期进行写作的老塞涅卡是这种关于腐化和衰落的讨论的早期见证人，这种论调在公元1世纪非常流行。他强调了这种衰落的三个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即共和时代自由的丧失；二是道德方面的原因，即追求声色犬马的青年一代的游手好闲与放荡不羁；三是上天的不遂人愿，不允许任何事物长久地停留在巅峰状态。他的儿子，哲学家塞涅卡主张道德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文学风格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你在哪里看到堕落的演说术大行其道，就可以确信那里的道德已偏离了正路。”（《书信集》114.11）他是在公元62年写下这句话的。一个世代之后，他自己又在罗马人模仿狄奥尼修斯的古典主义标准所做出的评论中受到嘲弄。率先发难的是伟大的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35—100年），在他眼中，正是因为塞涅卡的谬误颇具魅力，他才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榜样。站在昆体良的立场上看，这种职责并非有欠公允。塞涅卡使用的简短句式、不加选择的用词习惯和轻松活泼的流畅文风使他的拉丁文风格在根本上成为西塞罗式的庄严、平正文风的对立面。但我们不应忘记，塞涅卡写的也是“艺术散文”，并且其完句节奏的连贯性令所有其他作家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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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重要作品，12卷的《修辞学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对如何教育、训练演说家的描述较其他任何古代著作都更为详细。它强调道德是演说术的基础，其对教育的论述尤其有趣。他还写了一部现已遗失的，论文风“败坏”原因的书，那无疑是对其理论体系的叙述。塔西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背景年代为公元73年（虽然它可能是差不多30年后才写成的），介绍了“保守”和“现代”的两种观点。另一段论及这个问题的文字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保存在“朗基努斯”《论崇高》（Peri hypsous）的最后一章里。这本小书详细讨论了在文学作品中制造崇高、庄严和煽情效果的手法。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作品中，这部书最为引人入胜，也最具影响力。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创作年代存在着若干不确定之处。它被视为公元3世纪的一位著名学者、政治家的作品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地受到了普遍质疑，因为它同公元1世纪文学观念、兴趣的联系是一望即知的。代表“哲学家”的“朗基努斯”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当前修辞学的式微是由于自由和“民主”的丧失。他本人的职业虽然是修辞学家，不是哲学家，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道德论的立场上：正是欲望的困扰和人心的败坏妨碍了伟大思想的诞生。我们很难将这些言论同特定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论崇高》总的来说是对希腊化时期夸张、浮华文风的否定。事实上，与狄奥尼修斯复兴古典文化的简单主张相比，这部作品中的否定思想似乎更为丰富和深刻，因为“朗基努斯”主要强调的是演说术和所有文学创作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论证的核心是要说明，这种情感是如何同深刻思想和道德理念紧密相连的。他进而对比了古典希腊文学和他那个没落年代里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们：在前者中可以找到所有值得效法的榜样，后者可以指望的只有发挥到极致的道德说教与想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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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后一章里，作者的观点似乎更近于罗马人。“哲学家”关于一流演说术因自由沦丧而消亡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过程。作者对此的“回应”把话题从政治革命转移到了个人伦理的领域，但他强调（显然是针对他假想论敌的），“我们这个境界的人”还是受人节制为好，不然我们的贪欲将会毁掉整个世界。希腊人与罗马人不同视角的结合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这种现象在这个双语文化环境下十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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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书面散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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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心经营和密切关注之下，这一时期的散文艺术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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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史学领域，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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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演说术方面。毫无疑问，这是它的原始功能；但“朗基努斯”等批评家却正确地看到，当前的时代已不再向演说家提供政治报酬了。那些为西塞罗那一代人提供重演德摩斯梯尼时代剧本机会的重大诉讼与辩论已成往事；帝国时期的“轰动案件”已不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诚然，我们并不知道1世纪罗马演说术发展状况的细节；我们不清楚它有多么重要，或具有何等的创造性；1世纪末古典文风的复兴改变了世人的审美趣味，使得此前的演说术发展史被人遗忘了。然而，到了2世纪，我们却拥有了两部重要的，创作年代明确的作品：普林尼的《颂词》（公元102年）和阿普列乌斯的《申辩》（公元157/158年，见下文，334页以次）。普林尼就任执政官时在元老院里向图拉真朗读的“颂词”展示了“辞赋型”或礼仪型演说词的面貌，那是昆体良倡导的西塞罗式风格与鲜明的“白银时代”创造力与典型文风相结合所能够取得的成就。阿普列乌斯在《申辩》中针对一份关于他使用魔法去维持一位富有寡妇对自己的爱恋的指控进行自辩。这部作品表明，诉讼式演说正在转变为纯文学，成了展示用词技巧、广博学识和动人口才的载体。普林尼当然受到过罗马公共生活价值观的影响，阿普列乌斯则在古拉丁文化知识方面非常渊博；但他们两人都在此展示了一个属于希腊文化的现象，即将修辞学用于消遣娱乐目的，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典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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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贯穿这一时期的演说术发展史主要是希腊语文化的题目，同拉丁语文化的关系相对较少。狄奥•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口的”），比提尼亚普鲁萨（Prusa）城的显要公民，演说家和道德论者，在公元1世纪末前后向罗德岛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们发表演说，以劝说他们恢复冷静，斥责他们的疯狂行为。劳狄西亚的波莱蒙、阿尔勒斯的法沃里努斯、赫罗得斯•阿提库斯和许多其他人都担任使节、接手讼案、教导学生，并用他们天才的历史想象力或冷笑话来娱乐大众，所有这些人都使用德摩斯梯尼或其他古典早期作家的希腊文。这个拥有诸多名满天下、云游四方的演说高手的时代经常被称作“第二哲学时期”：伟大的演讲者被当成明星而受到追捧。在后人的眼里，它往往被视为一种虚荣；但在当时，它却成了一场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文学与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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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散文的第三个用场开创了新的领域。在这个时代里，“散文”发展起来，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出来的文学样式（虽然还没有自己的专有名称）。塞涅卡、狄奥、琉善和普鲁塔克的大量作品都可归入此类。它们是一些短篇论文，往往是探讨伦理问题的，但有时也以文学、教育或古物学为话题。一般说来，它们的口吻是非常个性化的，也就是说，作者的个人见解体现得十分明显，尽管这些作品中不乏引经据典的渊博学识和文字方面的苦心经营。在语言风格方面，它们较少使用完句。若干种传统汇集起来，构成了这一写作体裁。其中之一是哲学对话，它不是用柏拉图偏爱的形式，而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对话体写成的。其中包含着长篇讲话，而非简短的问答。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人们继续写着这些对话——值得注意的实践者有西塞罗、塔西佗和普鲁塔克——但其写作技巧，甚至其名称（dialogus）也被用于那些不包含谈话内容的著作中。另一个源头是不那么文雅的民间布道或道德训诫（现代学者们称之为“宣讲”），它似乎兴盛于希腊化时期，特别同犬儒学派联系密切。波雷斯廷尼斯的比翁（贺拉斯宣称此人的作品是自己讽刺诗的榜样）显然对构建意象和插入轶事的技巧贡献良多，塞涅卡与普鲁塔克都惯于大量采用这种手法。尽管这些高雅的散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大多是哲学式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时而涉及修辞学领域。一些哲学论题——《论神意》《论婚姻》，等等——本身就是修辞学基本课程的组成部分。此外，闲谈在当时是如此流行，以至于修辞学教师们在这种谈话插入了和正式讲演中一样多的道德训诫成分，他们称之为“杂谈（lalia）”，利用开头处的单刀直入、趣闻轶事或譬喻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随后详细分析其中隐含的修辞、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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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散文”关系密切的还有书信（第四种用途），因为“散文”往往采取书信的形式。然而，书信是一种已经得到承认的体裁。在这一方面，我们拥有德米特里乌斯《论风格》（可能创作于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的开端）这篇论文中睿智而详细的阐释。出版亚里士多德书信的阿特蒙曾说，书信是“对话的一个分支”。德米特里乌斯（223以下）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对话的作者是在模仿即席演讲，而书信则是“用于馈赠的礼品”，要以精心措辞和艺术手法来对收信人进行恭维。其核心看法在于：书信是“作者思想的影子”。与其他任何一种体裁相比，它更能反映作者的人格。因此它不能太深奥——“像一部在卷首署过名字的论文”——也不能像法庭演说那样采用完句式风格。简言之，它是“友情的简洁表达，用通俗字句对通俗主题进行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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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是这一时代极为重要的写作形式。塞涅卡用这种体裁创作了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那是他退休后写给友人卢基里乌斯的作品。伊壁鸠鲁的书信对他产生过影响，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的信也是一样。罗马上流人士们认为，书信是一种极其适合业余写作爱好者的形式，一种表达友谊和共同阶级爱好的得力工具。斯塔提乌斯（《丛林诗集》1.3.104）设想他的朋友沃皮斯库斯（Vopiscus）退隐到提布尔（Tibur）的乡间，创作史诗、抒情诗或讽刺诗——或创作书信，后者跟前三种体裁一样优美。他没有明说，这种书信用的是散文还是韵文；我们应当牢记，它可能用的是韵文，就像贺拉斯或奥维德的书信一样。小普林尼富于文学色彩的书信集是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文笔最为优雅、信息最为丰富的史料之一。有趣（可能也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拥有的，与之相似的希腊文材料十分稀少。诚然，我们拥有大批写于这一时期的希腊文书信，但这些作品是虚构的，伪托于想象中的角色或历史人物。它们不过是修辞学练习而已，尽管我们偶尔（如在《克拉特斯书信集》和《赫拉克里亚的西翁》中）会发现，作家们创作了若干属于同一系列的信件，构成了某种近似于书信体传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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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倒是提醒了我们，艺术散文得到应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纯文学性质的小说。这是一种很晚才发展起来的体裁，尽管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该类型作品在古典时期的模板。它们的起源和影响受到了热烈争论；小说中的典型情节是否源自东方，这些故事是否被用来进行宗教（尤其是秘仪）宣传，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被人们反复提起，并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并非高雅的古典传统的组成部分，其最初的读者是有别于史学和哲学的。它逐渐进入了更加文雅的读者圈子，有时表现为拙劣的模仿，要人耐着性子读下去；有时则成了史诗、戏剧名正言顺的后继者。现存希腊文小说的情节惊人的一致，并且这种情节具有神话的启发效果。两个情人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危难和分离，他们的忠贞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卡里同、隆古斯、阿喀琉斯•塔提乌斯、以弗所的色诺芬与希里奥多洛斯小说作品的基本框架都是如此。它们的风格和场景当然是大不相同的：爱情、魔法、暴力、诙谐、异域风情与远古时代、庭审与辩论的修辞术等都是典型的小说要素，在各部作品中占据不同的比例。对于现代读者的口味而言，最美妙的小说是隆古斯的田园牧歌式传奇，《达夫尼斯与赫洛伊》；最离奇的是两部拉丁文作品——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Satyrica）和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Metamorphoses，原意为“变形记”）。在很多方面，小说是那个时代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学成就，它开启了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并成为现代散文小说的源头之一。但它却是一种遁世型的文学样式，其场景被设置在过去或世界的尽头，其中的虚构场景概括性地描绘了人性，却极少提及读者身处其中的社会、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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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塞涅卡：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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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许多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琉善、阿里斯泰德——的作品都是在道德上和风格上适用于拜占庭教育的理想作品，因此得以顺利地保留下来。拉丁作家们就不那么幸运了。尽管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塞涅卡的作品在中世纪的西欧被人广泛阅读，塔西佗的著作由于一个偶然事件而幸存下来，但很多重要的历史作品却遗失了。然而，两种语言都留下了很多可供阅读的东西，我们在此只能对主要作家的特点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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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和权力之间、文学成就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家族在文学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就不足为奇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Corduba）的安尼乌斯（Annaei）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三代都在文学与政治生涯里扮演重要角色。L．阿尼乌斯•塞涅卡，“老塞涅卡”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于后三头时代和奥古斯都统治前期在罗马学习。他在后半生里奔走于罗马和自己的家乡之间。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李维、卡勒科特[Caleacte]的凯基利乌斯、狄奥尼修斯）一样，他既是史学家，也是修辞学家，尽管他还不是修辞学的专业教师。到了晚年，他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汇编了一部精华演说词选集，内容取自他记得的，自己青年时代的“朗读者们”。他精心编订的选集非常优美。序言和人物简介部分尤其能展现作者引人注目的才气。我在这里引述“审议式演说习作”中的片段（Suasoriae 2.17），他在这里利用温泉关三百勇士的旧有话题进行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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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名叫塞涅卡的人——你们没准听说过他——此人思路混乱不堪，却打算用宏伟的风格讲话。最后，他无法摆脱这个弱点，变得滑稽可笑。他只能用大个头的奴隶和大型号的银器。请相信我，我不是在开玩笑。疯狂使他最后穿上了比自己的脚大得多的鞋子，只吃名叫“马里斯凯”的无花果[它们个头很大，但可不怎么甜]，还找了个身材魁梧的情妇。他的绰号叫伟大的塞涅卡。噢，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做过一次这种练习。他针对这个观点——“所有被希腊派来迎敌的士兵都跑掉了”进行演讲。在回应这个命题的时候，他举起双手，踮起脚尖（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显得自己更加高大）叫道：“我好高兴，我好高兴！”我们都奇怪他撞到了什么好运。他叫道：“薛西斯（Xerxes）就全归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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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以温泉关斯巴达勇士的身份讲话，很欢喜自己得不到援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单枪匹马去对付薛西斯及其百万大军了。他把这部选集送给了自己的3个儿子，其中一个（梅拉）是诗人卢坎的父亲；一个（诺瓦图斯）被小加里奥（Junius Gallio）过继，根据史料记载，他在圣保罗居于科林斯期间担任阿凯亚行省总督（《宗徒大事录》（Acts）18：12；居中的那个儿子，L．阿尼乌斯•塞涅卡（与他同名），成了他那代人中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也是富可敌国、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在尼禄统治前期（成了元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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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塞涅卡成长于提比略统治前期（《道德书简》108.22），他深受哲学、特别是禁欲主义哲学的吸引。受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他一度成为素食主义者，后来只是为遵从父亲的意愿才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父亲害怕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会引起当权者的不悦——在这个时代，“异族迷信”正受到官方迫害。无论如何，塞涅卡并非叛逆者。他有着高远的志向。小塞涅卡的显赫名声连累了自己，使他因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的一场宫廷阴谋而遭到放逐；但他日后又被召回，并在约公元49—62年间一直担任要职。他随后失宠，在一生中的最后三年里从事研究和写作。这种隐居生活跟西塞罗的很像，或许正是效法后者的。我们将在第12章里讨论他的悲剧。他现存的散文作品（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一些有趣的篇章），包括“劝慰类作品[特别是写给母亲赫尔维娅（Helvia）的，关于他流放生涯的那部作品]”，以及若干论道德主题的“随笔”，有些十分简短，有些则是洋洋洒洒长达数卷的论文（《论愤怒》《论赐福》和《论仁慈》）。在隐居期间，他着手创作更为宏大的作品：《自然问题》，以修辞学手法详细叙述了当时关于风、地震、闪电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的理论；以及一部详细的伦理学著作，它以斯多葛主义学派的观点为基础，这种观点从未得到实践，但反映在这部《道德书简》的许多篇章中。《道德书简》被塞涅卡题献给他的好友卢基里乌斯，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最具可读性的著作。当麦考莱（Macaulay）说，阅读塞涅卡就像在宴席上千喝调味鱼汤一样的时候，他表达了大部分读者能从塞涅卡机智的细节中得到快乐，但对作品整体并不满意的普遍感受。相对集中的论述范围和平易近人的笔调挽救了塞涅卡时有时无的才华，使之尚不至于产生最糟糕的表达效果。这样一位喜欢反复论说同一件事情的作家似乎为节录者提供了方便；我在此引述两段文字，读者或许可以借此评判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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