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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论心灵之宁静》12~13）中，他借用了卢克莱修作品第3卷末尾处的一个主题，即心灵的不安分；尽管塞涅卡本人是斯多葛派，他却并不介意使用通行的哲学道德训诫材料，哪怕它是源于伊壁鸠鲁学说的。他在这一段里关于观景品位的暗示非常有趣；他在段末对角斗士表演这种流行的残酷表演形式的附带批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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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做法让肉体立刻产生快感或痛感，如在身子一侧被压累之前翻身，或不停变换姿势。因此，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时而俯卧，时而仰卧，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来使自己感到舒适。这是病人的做法，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病痛，便利用改变来治疗自己。因此他们进行毫无裨益的旅行和沿海远足。拥有这种憎恨一切眼前事物的善变之人时而试着去海边，时而跑到乡下。“我们去康帕尼亚吧。”那里的美景使他厌烦了。“咱们去荒野吧，去布鲁提乌姆[Bruttium，即阿布鲁兹人（Abruzzi）聚居地]和卢卡尼亚的山间。”但他们在荒原上需要些许柔和的美，以便满足看够了荒郊野外凄惨景象的眼睛。“让我们去塔伦图姆吧，那是人人向往的港口，温和的冬日经常光顾那里，当地的原野甚至使那里的古代居民也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咱们还是回罗马城里吧！”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掌声和吼声了。他现在需要的是人类鲜血带来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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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封较短的信（60）。主题是世人欲望的虚幻和我们真实需要的有限。作者使用的技巧是非常典型的：感叹、富于修辞技巧的提问、对经典作家的引用（这里的对象是撒路斯特）、动物王国的例子、自然的拟人化以及结尾处令人惊讶的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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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忧心忡忡，我要找你算账，我很恼火。你还在渴望保姆、老师和母亲希望你做到的那些事吗？你还不明白他们孜孜以求的是怎样的祸害？我们的朋友的祝福是我们的敌人，这话是何等正确！如果它们能够得以实现，那就说得更准确了。如果说我们从童年起就受到麻烦的困扰，那我已不会再对此感到惊奇了。我们是在父母的诅咒声中长大的。也许有朝一日，诸神将会听到我们无动于衷的祷告！我们还要继续向他们祈求多久，就好像我们不能自食其力似的？我们还要在幅员辽阔的城邦领地上耕种多长时间的庄稼？我们还要让整个民族为我们收割多久？来自众多海域的船只还要为一个人的餐桌服务多久？公牛只满足于方寸之间的牧场；一片树林可以养活一群大象；难道一个人就需要整个大地和海洋来供养他吗？难道自然在赋予我们如此渺小的形体之后，还要给我们一个如此贪得无厌的肚子，以便让我们的贪欲超过最庞大的、最饥肠辘辘的野兽吗？当然不是这样。赋予本性的需求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呵！满足她的代价十分低廉；真正欲壑难填的不是肚子的饥饿感，而是我们的虚荣心。所以我们应当把那些“肚子的忠实奴仆（这是撒路斯特对他们的叫法）”称作禽兽，而不是人——有些甚至禽兽不如，而是行尸走肉！一个对许多他人都有益处的人在生活。一个会利用自己的人也在生活。但对于那些在麻木不仁中终日混迹的人而言，家无异于一座坟墓。你不妨在他们门口的大理石石板上刻上这样的字句：“他们比自己的死亡消失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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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普林尼：舅父与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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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拿安尼乌斯家族跟一个年代较晚的文学世家——普林尼家族（Plinii）进行比较。这个家族里最早值得注意的是生于约公元23年的C．普林尼乌斯•塞昆杜斯（C. Plinius Secundus），即“老普林尼”。作为骑士阶层的一员，他曾有过显赫一时的军事、从政生涯，在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统治期间在日耳曼服役，但他随后基本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直到后来，他才凭借着跟提图斯和穆基亚努斯的友谊而在韦帕芗统治时期先后多次取得大法官的职位。作为米塞努姆（Misenum）的舰队长官，他在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喷发中遇难。他当时急于观察这一现象，结果过于靠近事发地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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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不仅是一位活跃的官员，而且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学者和作家。他写了一部关于他亲身参与的日耳曼战争的史书，一部记载公元47—70年之间事件的罗马史，以及一部记述他的一位长官，文人庞普尼乌斯•塞昆杜斯（Pomponius Secundus）的传记。上述这些作品都已遗失。保留下来的只有一本37卷的《自然史》，那是一部关于宇宙、地球、人类、动植物知识的百科全书，里面还有大段文字涉及医药学和造型艺术。在使用拉丁文的中世纪及之后一段时期，它是人们关于宇宙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说，它是“记载人类发现、艺术成就与谬误的浩繁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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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在文风方面的雄心壮志是同其才能或品位不相符的。他似乎既未掌握优雅的完句风格（如科路美拉或塞尔苏斯成功地在技术指导性文章中所使用的），也未学会塞涅卡式短平快的流畅文笔（塞涅卡本人用它介绍自然科学的文字颇具感染力）。但他的目标是远大的，尽管对后世译者来说是一种折磨，他却经常尝试使用这些技巧，不仅是为了写作内容的需要，也是为了使其语言显得丰富，特别是在他的很多富于道德说教意味的插话和感叹文字里。他对奥古斯都一生的总结（7.147以下）展示了他的讽刺天才与金格先生（Mr Jingle）[1]所乐于使用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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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审视神圣的奥古斯都的一生，我们将会发现大量凡人所经受的不幸命运。他在舅父当权期间跟人比试御马术而遭到失败；他为迁就雷必达而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他因公敌宣告运动而不得人心；他参与后三头同盟，跟最邪恶的家伙们混在一起——并且还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受制于安东尼；他在腓力比染疾，临阵逃跑，在沼泽地里躲藏了三天，并且（根据阿格里巴和梅塞纳斯的说法）因皮下充水而全身浮肿；他在西西里遭遇沉船，又一次躲起来，这次是藏在山洞里；他在海上溃逃时曾乞求普罗库勒乌斯（Proculeius）替他了结性命，因为敌舰正对他紧追不舍；他在佩鲁贾（Perugian）战争中心神不定；他遭遇多次兵变；他患有危险的疾病；他怀疑梅塞纳斯图谋不轨；他一怒之下放逐了阿格里巴；各种密谋威胁他的生命；他的孩子们的夭亡引人非议；哀哭声中的悲伤并非仅仅出自丧亲之痛；他的女儿与人通奸，其弑亲密谋败露；他的继子尼禄在法庭上举止粗鲁，擅自退场；他的孙女再次犯下通奸之罪；随后是各种灾难的大杂烩——国家收入匮乏，伊利里亚行省（Illyricum）叛乱，奴隶的召集令，兵源匮乏，罗马爆发疾疫，意大利忍受饥馑，他只求一死，在弥留之际断粮四天；比这些更为糟糕的是：瓦鲁斯的惨败令他颜面扫地；波斯图姆斯•阿格里巴先被收养，继而被废黜，最后受到他的怀念；他对法比乌斯的猜忌及其泄密，他对妻子和提比略的戒心。这是他最后的忧虑。简言之，这是一位不仅升入天庭，而且当之无愧的神明；却在死后留下了仇敌的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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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的外甥，“小普林尼”，是永远不可能去写这种东西的。他是一位发奋读书的青年，在14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希腊悲剧。根据他的自述，在那场使他舅父遇难的火山大爆发中，18岁的他正在平静地阅读李维的著作。这个男孩是昆体良和著名希腊修辞学家尼基塔斯•萨克尔多斯的学生。后来，他过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元老生涯，其最春风得意的时段是在公元100年，他于图拉真在位时期成为执政官，当上了极享殊荣、地位举足轻重的台伯河工程和罗马城灌溉系统的总管（cura），最后就任比提尼亚的行省总督。他最著名的作品，《书信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公共生活，尤其是他跟其他宫廷律师们的交往。但这部作品更多地反映了文化人应有的兴趣点和价值观，而并非作者自身成就或真实性格的写照。这些书信优雅非凡，无懈可击。它们与希腊修辞学有着一定联系。在信中的严肃描写（ecphrases）、对大自然奇闻的报道和插入轶事的写作手法中，我们辨识出了琉善等希腊哲学家的技巧。然而，作品的总体效果是罗马式的。普林尼描述了（无疑是以理想化的形式）他那个世代所认同的公共职责与文学品位的内涵。对他而言，博得文笔上的盛名十分重要。他给塔西佗写信（7.20）说，他阅读并评注了后者的书——那或许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修辞学对话》——并希望对方能投桃报李，这正是罗马文人友谊（amicitia）的传统功能。他很喜欢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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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后人留意的话，你我之间的和谐、真挚、忠诚关系将被永久传颂，这个念头是何等地让我感到欣喜呵！这将成为一件罕见的，值得赞美的事情——两个在年龄、地位方面不相上下，又在文学方面小有名气（当我同时提起我们两人的时候，就不得不委屈你的声名了）的人能够互相促进彼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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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普鲁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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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希腊语作家是普林尼的同时代人，并跟他有着些许交情。L．梅斯特里乌斯•普鲁塔克（L. Mestrius Plutarch）——这是他作为罗马公民的名字（他事实上属于骑士等级）——来自希腊本土。他出身于历史悠久、但业已衰落的彼奥提亚喀罗尼亚（Chaeronea）镇中的望族。对于他而言，故乡的过去是不可磨灭的：针对希罗多德的挖苦与指控，他为古代的底比斯人进行辩护，[2]并将伊帕密侬达（Epaminondas）树立成具有哲学头脑的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但记录过往是不够的，还要扶持眼下的复兴。普鲁塔克选择在喀罗尼亚教授学生们哲学。他随时为城邦效劳，为毗邻地区德尔斐（那里在图密善及其后继者在位期间享受着帝国的赞助）的谕所、神庙的修复工作操劳。但为了得到书籍，聆听睿智的谈话——除他能在家中收集到的之外——普鲁塔克需要拜访雅典，他在那里学到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并同学者、贵人相处甚欢。到了晚年，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治下（对许多文士而言，那都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他接受了许多象征性的荣誉，其中最重要的有执政官徽章（ornamenta consularia，它对骑士而言是一个重要荣耀）和希腊代理人的职位，在名义上管理行省内的所有帝国财产。在后世，哲学家或学者都乐于宣称自己是他的后人，甚至到了4世纪，还有些人这样做。这种声名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个人魅力、智慧，以及卷帙浩繁的作品。普鲁塔克不像那个时代善于作秀的著名哲学家那样善于吸引听众，他也并不真正具有政治影响。普鲁塔克广博但肤浅的学识，以及他厚重而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营造了他卓然独立的（有人会说是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者形象。我们拥有他大约一半的作品。他在拜占庭时代曾流行一时，但13世纪的学者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的著作只有这么多。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多达12册。这些作品分为两个部分：十分整齐划一的《平行列传》（Parallel Lives），以及70篇左右、形式各异的文章——主要是“散文”和对话——它们通常被合称为《道德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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