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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提亚：R. Meiggs的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包含了大量关于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更详细的材料见A. Boethius,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Ann Arbor,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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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含的许多内容涉及J. Carcopino在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New Haven, 1940)中展示的发人深省、但略显晦涩的研究成果。在住宅研究方面仅有的概述性著作为A. G. McKay的Houses, Villas and Palaces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5)，该作品有些混乱，而且含有不少错误；J. B. Ward-Perkins, 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81)中相关部分的质量要高得多。关于花园，当前的基本参考书为W. F. Jashemski的The Gardens of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the Villas Destroyed by Vesuvius (New York,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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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和奢侈品：见第十六章书目中提及的概论性著作，特别是M. Henig (ed.),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Oxford, 1983)。专题研究方面，下面这些成果是非常有用的：R. J. Charleston, Roman Pottery (London, 1955); R. A. Higgins,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 (London, 1966); G. M. A. Richter, The Furniture of the Greeks, Etruscans and Romans (London, 1966); D. E. Strong, Greek and Roman Gold and Silver Plate (London, 1966). D. Strong and D. Brown (eds.), Roman Crafts (London, 1976)研究了艺术家和工匠们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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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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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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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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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33年，一名基督徒从家乡波尔多出发前往圣地朝觐。他在旅途前期仍用“里格”来计算行程，那是直到此时仍在西南高卢地区通用的距离单位。他沿陆路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经巴尔干地区到达君士坦丁堡，又从那里穿过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最终在经历了170天、3300罗马里（约合3100英里）的跋涉后，他到达了耶路撒冷。这位朝圣者的旅行不仅证明，此类长途跋涉在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都是可能地和反复进行着的，它同时也对后人的想象力提出了挑战。这位朝觐者面对着旅途上遇到的千姿百态的土地、各式各样的语言、众多城市和乡镇，以及他前去投宿的，从大西洋海浪浸润着的波尔多绵延到犹太原野边缘的各处驿站，他当时会作何感想呢？现代史学家们由于受到古代史料中地中海地理观念和他们自身拥有的中古、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影响，倾向于将罗马帝国史视为东方和西方、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的关系史，但古人同样可以做一次在距离上并不比波尔多朝觐者短多少的、自北向南的旅行，他将从边疆军事重地哈德良长城出发，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不列颠和高卢，再途经罗马化了的北非，抵达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这次旅行很可能取道帝国首都和南意大利、西西里——殖民时代以来希腊语在西部保留下来的飞地。这位游客会发现，他见到的服饰差异跟气候、地貌等方面一样惊人：从严寒的北方行省乡下人穿戴的羊毛外套和兜帽（像我们在墓葬浮雕和壁画中看到的那样）到埃德萨（Edessa）城中的某个家族身穿的艳丽东方绸衣（反映在该城一幅马赛克铺面中，画里还附有他们的亚兰文名字）。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宣称，法律文件究竟用何种语言书写其实并无大碍，并举出布匿语和凯尔特语来作为可供使用语言的例子；另有一次，他认为，用布匿语、亚兰语、“或任何其他语言”回答用拉丁文提出的问题时所做的陈述都是具备合法性的。如果现代学者们尚认为公元3世纪初（这些公告发布的时候）凯尔特语和布匿语的真实地位值得商榷的话，他们至少对叙利亚语（更恰当的名称是亚兰语）的合法地位不应存在任何怀疑，那是一种早在兴起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语言之前就以多种方言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的东方居民之间得到应用的语言。埃及俗语也是一样，它在成文之前以纯粹口语形式流传了许久，后来跟科普特语（Coptic）一样成了书写用语。凯尔特语在古代（不同于中世纪）没有留下任何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有时被现代学者们称为“柏柏尔语”（Berber，其实是一种误解）的语言则在任何时代都没有留下文学著作——那是一种非洲土语，在横贯罗马北非行省的地区留下了数百份铭文；还有一份独特的手册证明，它直到公元4世纪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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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单个城市，在市中心和周边乡村之间，甚至在市中心的范围内也会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在吕卡奥尼亚（Lycaonia，小亚地区）的吕斯特拉（Lystra）治病救人的保罗和巴拿巴被用“吕卡奥尼亚语”呼喊着的当地人奉为宙斯与赫尔墨斯（参见《使徒行传》14：8以次）。宙斯的祭司本已做好了献祭准备，把牛和花环从他在城墙外的神庙那里带到了城门口，却被打发了回去；而使徒们的拜访却被来自皮斯狄亚（Pisdian）的安提柯和伊科尼乌姆（Iconium）的、不怀好意的犹太人破坏了，他们煽动那些显然反复无常的群众向使徒们投掷石块。尽管遇到了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但总的来说，圣保罗在旅途中充分利用了其作为罗马公民的体面社会地位，该身份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根据塔西佗对同一时期高卢罗马公民的记载，极少的人（并且必须是有功之臣）才能获得这一荣誉。作为来自塔尔苏斯（Tarsus）地方的犹太人，他无疑属于耶路撒冷城中那些来自希腊诸城市、对司提反（Stephen）怀有敌意的犹太人群体之列（《使徒行传》6：9以次）。当他皈依基督，并决定前往外邦人（即地方的非犹太希腊人群体）中间传道的时候，保罗走访了各座城市，尤其重视那些希腊文化繁荣、哲学教育发达、罗马官员聚居的中心地区；最后，他利用自己的公民地位向元首上告，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居留了一段时间，成为数以万计的、在他之前定居于罗马的希腊东方人的一分子。与这种地理、文化上的广大活动范围不同，拿撒勒的耶稣只在当地人聚居的村庄和镇区里布道，最终在其成人以后对耶路撒冷唯一一次为人所知的拜访时死去——无动于衷的彼拉多用他取代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匪首，并以一种仅适用于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奴隶、土匪和异邦人的刑罚处决了耶稣。《使徒行传》和《四福音书》在社会背景方面的反差处处都是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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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将纷繁复杂的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同化为单一的政治、行政体系。那位波尔多的朝觐者前往圣地去亲眼见证一种宗教的历史地位，它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312年）后数年间便为整个罗马帝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生活年代同他十分近似的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则将奥古斯都治下的和平（pax Augusta）视为上帝为使基督教扩张至罗马帝国全境而赐予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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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写道）罗马人的势力臻于极盛之际，正是耶稣不为人知地逗留于人间之时。在那个时候，奥古斯都第一次征服了万民，击败了克利奥帕特拉，终结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从那时起，犹太民族、叙利亚人、卡帕多西亚人和马其顿人、比提尼亚人和希腊人都成了罗马人的臣民；简言之，天下万民现在都已臣服罗马帝国。（《福音书之佐证》（Demonstratio Evangelica）3.7.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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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西比乌斯写道，如果“列国彼此混战，政府间的龃龉使它们相互交恶”的话，使徒们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将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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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西比乌斯的思想尽管伟大，但他却根本没有提及罗马帝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不仅如此，在他生活的年代，帝国已被分割成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行政、政治单元。希腊人对西方、拉丁语和拉丁文学的保留态度虽在4世纪操拉丁语的帝国宫廷入主君士坦丁堡后有所修正，却仍构成古代文化史的一种基调。但他们并不阻止自己加入共和时代和帝国早期的，自东向西的文化、人口迁移洪流（它比反向的潮流要猛烈得多）。在优西比乌斯生活时代之前的3个世纪里，无数希腊人前往西方去碰运气，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精通玉外纳所提及的其他种种技能（“语法学家、演说家、几何学家、画家、摔跤能手、预言家、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医生、巫师——一贫如洗的希腊人啊，他可是无所不能的”《讽刺诗》3.76~78）的高手。毫无疑问，卑贱的希腊人试图通过前往罗马所改善的正是他“一贫如洗”的处境，并且也有许多杰出榜样给予他鼓舞，如提比略麾下的占星术士、著名数学家色拉西洛斯，克劳狄乌斯的医生、科斯岛的色诺芬及其图书管理员提图斯•克劳狄乌斯•巴尔比路斯，当然还有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生活在罗马的文人、科学家群体。在这些职业中，正如维吉尔在一著名段落（《埃涅阿斯》6.847以下）中所承认的，希腊人确实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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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会在分析玉外纳对希腊人的态度时引用他的著名比喻，即奥伦特斯河（Orontes）注入了台伯河，带来了希腊—叙利亚地区的修辞学家、音乐家、宗教极端分子和娼妓。但他在后面的诗行里还提及了古希腊和小亚地区的城镇和岛屿，他对例子的选取[西库翁（Sicyon）、阿米冬（Amydon）、安德罗斯（Andros）、萨摩斯、特拉勒斯（Tralles）、阿拉班达（Alabanda）]无疑是基于这些地方六音步诗歌和希腊演说术的发达状况的。这真切地说明，出现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希腊人们不仅来自希腊化的东方世界，也来自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区。1—2世纪来自小亚地区各大城市，特别是以弗所、萨迪斯、密提林等国际化大都市的是些野心勃勃的王公权贵（大部分并不是“一贫如洗”的希腊人），他们担任元老、执政官和行省总督（从而否定了维吉尔预言的后半部分，因为希腊人并未把统治和行政管理的艺术完全留给罗马人）。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来自比提尼亚地区的尼凯亚（Nicaea）。作为元老之子[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执政官和吕西亚-帕菲利亚（Lycia-Pamphylia）行省的总督]，狄奥两度担任执政官。在3世纪20年代末，垂垂老矣的他又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帕诺尼亚（Pannonia）行省总督，那是多瑙河流域的一个驻防省份，他对那里的居民和文化几乎毫无了解或同情。他视那些人为蛮族，认为他们没有掌握任何配得上自由人和高尚生活的谋生艺术。他们只能生产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葡萄酒，喝着麦酒，在严寒中度日。狄奥的记载（据他声称）是根据他以总督身份生活在他们中间时的亲身观察写成的，但他的态度其实却同玉外纳对希腊人的看法一样充满成见，并且是毫无道理的。这表明，作为一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和希腊文化人，狄奥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非地中海地区驻防行省的重要性，而它们（正如历史很快证明了的那样）对于帝国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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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权在其管辖的不同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间建立起来（或试图建立）的文化统一体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或许比帝国边疆同外部的蛮族世界之间更为泾渭分明。罗马帝国的边界主要以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河道，而非阻碍这种交流的山脉为基础，因此并非完全不受外部文化的影响。然而，帝国范围内语言、文化统一性的程度之高，维系这种统一性的物资资源之巨，都是极其壮观的。塔西佗写道，罗马帝国是被河流、海洋包裹着的，各个部分——陆军、行省、海军——组合起来构成了整体，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灭亡之际的一个修辞学主题是：罗马城（urbs）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世界（orbis）。反过来，全世界也是凭借着罗马城才拥有了自我身份的象征符号。可能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并且也产生了实际影响（尽管表述该观点的人有时并未意识到）。例如，被从家乡城市放逐出去的人也不得在罗马定居，因为罗马城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传统上，人们喜欢引证在不同行省之间旅行的漫长距离，罗马城与边疆之间的遥远，海路旅途无处不在的风险和陆路运输不可避免的迟缓（那是由当时可利用的技术条件局限所决定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贯穿行省、打通隘口、跨越江河的道路已使得类似波尔多朝觐者那样的旅行成为可能。哈德良曾拆除图拉真在德罗贝塔的多瑙河上修建的桥梁（见图13），以防入侵之敌轻而易举地闯入帝国。狄奥看见了它留在原处的桥墩，视之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明证。其设计者，同样也建造了图拉真广场及其附属柱廊、图书馆的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是位天才建筑师，完全可同列奥纳多（Leonardo）或布伦内勒斯齐（Brunelleschi）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当然也完全清楚自己的才华。后人相信，他正是由于对哈德良，一位出色的业余建筑学爱好者的成果不屑一顾，才在心怀嫉妒的后者当上元首后遭受了放逐和被处决的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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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修建的道路（它们最初是军用的，但自然地很快地被转作经济用途）直接将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连接在一起，其发达程度在近代以前无可匹敌，因为并非每个社会里的人们都习惯进行长途旅行。在对不列颠境内罗马时代道路进行航空俯瞰的时候，观察者经常会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罗马人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大道，专供长途运输使用；另一边是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建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间小路和田地边界（它们反映了总体上更具地方性特色的经济体之间的界限）。这些道路一旦修建起来，保养工作立刻便成为它们途经地段的当地居民们的义务，他们自然也要承担建设沿途支路、驿站和桥梁的劳动。关于后者，最“令人震惊（stupendous）”（吉本语）、从历史价值角度看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西班牙西部塔古斯（Tagus）河上的阿尔坎塔拉桥。它的高度远远超出河面，以便应对冬季到来的汛流；相关铭文说明，这座桥是11个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社区合力修建的。桥梁建筑师的名字尤利乌斯•拉克尔，出现在桥旁图拉真崇拜区里的另一份铭文中。他在那条铭文中以底气十足的骄傲口吻宣称，他自己的成就将“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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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首派出使团，让他们沿着帝国境内的驿路，穿越风平浪静的海面前往四面八方。他可以放心，无论使臣们途经何等多样的文化区和语言区，负责接待的人们必然能够接到并领会他们传达的旨意。反之（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行省的行政机构也可以向罗马政府派遣使节，并且确信（在凡人意志、能力的正常范围内和允许出现极个别意外的情况下），这些使者将安然抵达目的地；同时也明白，通过由希腊—罗马文化建立，由知识精英们维系着的交流模式，统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吁请。这种由显要公民代表其居住地区进行的出使行为是罗马社会最显而易见的市政功能之一。他们生动地展示了元首和臣民在帝国行政管理中所必备的机动性；而从那些外省地区的角度看，这也是它们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实现；因为那些使臣将自身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并在履行公务时应用他们所接受的古典教育（这种教育使他们得以鹤立鸡群，成为所在城市的精英），随后以其家乡的造福者、保护人的身份荣归故里（在出使成功的前提下），为其子孙留下了可以继承的荣名，让他们再将之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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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将罗马帝国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做法是对其真实本质的一种有意为之的简化——元首们自己和地方行政区划的领袖们对此同样认可，因为这种简化可以巩固他们对局外人和下层阶级的控制权力。高卢和不列颠的居民们还会讲凯尔特语，地中海东岸的居民继续说着亚兰语，埃及、利比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仍操当地俗语，小亚更为偏远地区的居民们则使用着天晓得是什么的某种语言；但以两种主要语言之一下达的命令可以被传送到所有人那里。无论帝国各地区的物理状况是何等多样，它们都可被界定为这种或那种市政地位（colonia, municipium, uicus, castellum），它们那里的居民们的社会地位则需以罗马法的术语进行描述，即便他们在琐碎事务上实际奉行的法律是以当地惯例、习俗为基础，并由当地官员遵照执行的。在重大事务和罗马长官面前，这种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小普林尼在处理本都某城镇里的基督徒时，曾就司法程序、社会地位，以及在公共场合匿名张贴诽谤告示的个别事宜请示过图拉真。对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身份业已核实的基督徒，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他们立刻处决，并显然将“顽固不化”视为应受惩罚的冒犯。普林尼向图拉真报告说，在他进行干涉之前，基督教的“瘟疫”不仅袭击了各座城市，也波及了村庄和行省乡间（在他所有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寄出的书信中，这是仅有的提及乡间的一次）；然而，到了现在，神庙里充满了虔诚的崇拜者，市场又重新出售起了祭祀用的肉类。读者会很好奇，普林尼离开那里之后，这种复兴究竟又维持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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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城镇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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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本能直觉会把罗马帝国视为一个巨大的城邦联盟，这种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们所拥有的史料（它们出自城市人的手笔）的支持。如果说那是一种过分简化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来探讨一下诸城市及其经济功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以及它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差异性。塔西佗在一段文字里表明，他本人已意识到一种城市化进程的存在，该过程在他的生活时代已在努米比亚这样的地方完成，但它实际上只是从提比略的时代才开始的。记录努米比亚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是玛多鲁斯（Madaurus）、奎库尔[Cuicul，狄米拉（Djemila）]、米勒维斯（Milevis）和希提菲斯（Sitifis）等城市的考古报告和铭文文献，这些土著人的定居点在公元1、2世纪之交从自治区发展为殖民点。在不列颠，阿格利可拉鼓励穿着罗马长袍，建造房屋和公共设施和使用拉丁语，并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维鲁拉里乌姆[圣阿尔班（St. Albans）]的广场建筑上，那个居民点虽已成为自治区，其主要建筑却仍为木制棚屋，并且总的来说缺乏规划合理的街道。还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住在低地的弗里西部落曾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因在纳税（以麋鹿皮支付）的问题上受到不公待遇而发动暴乱，后来在克劳狄时期被军事长官平定，后者让他们拥有了“元老院、行政长官和法律”。这里所说的法律可能是某种以特许状形式颁布的市政基本条例，但这种新式市政居民点的真实面貌却只能任凭后人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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