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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Pollitt的Art of Rome (Englewood Cliffs, NJ, 1966,重印：Cambridge, 1983)提供了出色的史料编译，并附有简短注释。维特鲁维乌斯的作品尚无较新的译文和注疏，但M. H. Morgan的译本（1914；重印：New York, 1960）仍旧有用；相关的简短讨论见A. McKay, Vitruvius, Architect and Engineer (London, 1978)．关于罗马城，D. R. Dudley的Urbs Roma (London, 1967)提供了关于罗马城的古代史料编译；参考书方面，S. B. Platner and T. Ashby的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29)和E. Nash的Pictori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2 vols.,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1968)仍然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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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艺术，最佳的英文简介是J. M. C. Toynbee的Art of the Roman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5)和N. H. and A. Ramage, Roman Art (Harmondsworth, 1976, R. Ling编，1988年重印并添加了详细注释)，但后者属于作者生前遗著，有些地方未加完善。两部作品都未讨论建筑。M. Henig编辑的Handbook of Roman Art (Oxford, 1983)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插图丰富的新著，书中的论述成于众手，质量良莠不齐。在单卷本的罗马艺术史书籍中，插图最为丰富的当属B. Andreae的The Art of Rome (New York, 1977; London, 1978)，书中包含了大量彩色、黑白插图；R. Bianchi Bandinelli的Rome, The Centre of Power and Rome, The Late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and 1971)中的插图也很精美。Mortimer Wheeler的Roman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文字内容十分生动（尽管略显古怪），主要讲述建筑，按照建筑物类型分门别类；书中论绘画、雕塑和杂项艺术品的章节则十分简略。同样略显怪异的是R. Brilliant, Roman Art (London, 1974)中的材料编排。内容更为平衡且插图丰富的作品有G. M. A. Hanfmann, Roman Art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和H. Kähler, Rome and Her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3)，但两部作品现在都已略显过时； H. von Heintze的Roman Art (London, 1972，重印：1990)插图也很丰富，但文字部分极为简短。随着E. Simon, Kunst und Leben in Rom um die Zeitenende (Munich, 1986)的出版，德国学界对奥古斯都时代的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该书配有生动的文字说明（尽管有时候不无争议）；P. Zanker的Kaiser Augustus und die Macht der Bilder (Munich, 1987)是一部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政治宣传艺术形象的深入研究成果，现在已被译成英文：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Ann Arbor 1988). O. Brendel的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Roman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9)对于研究18世纪以降对待罗马艺术的不同态度极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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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和时期的背景，见上段中引用著作的前几章。全面的研究成果只存在于建筑领域，见A. Boethius, Etruscan and Early Roman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78)；这是A. Boethius and J. B. Ward-Perkins, Etruscan and Roman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70)第一部分的修改版，后来分成了两本独立著作分别再版。研究罗马艺术的埃特鲁里亚背景最好的著作是O. J. Brendel的Etruscan Art (Harmondsworth, 1978)；而G. M. A. Richter的Ancient Italy (Ann Arbor, 1955)着重研究了希腊化艺术对意大利半岛的影响，而深入探索该主题的则是P. Zanker编辑的Hellenismus in Mittelitalien (Gröningen, 1976)，这是一部由多种语言写成的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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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建筑研究方面，J. B. Ward-Perkins的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81)堪称权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它是上述1970年版著作第二部分的改写。J. B. Ward-Perkins的Roman Architecture (New York, 1977；再版：London, 1988)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它的篇幅较短，但并不因此而更易读些。F. Sear的Roman Architecture (London, 1982，修订版1989)的见解基本与J. B. Ward-Perkins一致，较少新意。较短的著述包括F. E. Brown的Roman Architecture (New York, 1961)和G. Picard的Living Architecture: Ro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66)；更专门化的研究有W. L. MacDonald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Ⅰ (New Haven and London, 2nd edn., 1982)，那是一部研究从尼禄到哈德良时期罗马城内五座建筑的细致研究（其中论拱形结构的部分尤其精彩）；还有A. Boethius涉及诸多主题的论文集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Ann Arbor, 1960)．MacDonald的The Pantheon (Harmondsworth, 1976)不仅以流畅文笔分析了这座建筑，还介绍了直到20世纪为止对它的诸多仿作。这位作者还写了充满新意且发人深省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Ⅱ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6)，这是一部研究城市公共建筑及其在城镇规划中视觉关系的作品；其中还有一篇文章分析了帝国建筑及其表现方式的独具特征。关于帝国时期的繁复装饰风格，见M. Lyttelton, Baroque Architectur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 and Ithaca, NY, 1974); W. L. MacDonald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Ⅱ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6)也研究了这一主题；后者涉及的地理范围相当广泛，旨在探究公共建筑在城市布局中的功能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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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绘画，R. Ling的英文专著Roman Painting (1991)十分精彩；G. -Charles Picard的Roman Painting (London and Greenwich, Conn., 1970)较为浮浅，并且并不像标题显示的那样是只讲述绘画的。对庞贝城材料的简介性著作见本书第14章书目中列举的相关作品。W. Dorigo的Late Roman Pain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研究了庞贝城被毁后的罗马艺术品，其中包括马赛克艺术；尽管该书插图十分丰富，书中的讨论却过分冗长，且有时失之偏颇。关于马赛克，K. M. D. Dunbabin的Mosaics of Roman North Africa (Oxford, 1978)包括了研究这种艺术形式一般性特征的章节，且考察范围并不仅限于阿非利加；关于意大利的黑白马赛克流派，我们现在拥有J. R. Clarke的Roman Black and White Figural Mosaics (New Yor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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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雕塑，D. E. Strong的Roman Imperial Sculpture (London, 1961)仍是最好的入门读物；A. W. Lawrence的Greek and Roman Sculp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中的叙述范围更广，但相对简略。关于个别艺术品的研究成果有J. M. C. Toynbee在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39 (1953)，67—95中对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研究，以及她的The Flavian Reliefs from the Palazzo della Cancelleria in Rome (Oxford, 1957)．研究图拉真纪功柱的英文专著有L. Rossi,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London and Ithaca, NY, 1971，书中的照片质量较差)，以及F. Lepper and S. Frere, Trajan’s Column (Gloucester, 1988)；而I. A. Richmond于1935年进行的经典研究也已收录在他的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 (London, 1982)中。L. Vogel的The Column of Antoninus Pius (Cambridge, Mass. 1973)详细讨论了安东尼努斯纪功柱基座上的浮雕。N. Hannestad的Roman Art and Imperial Policy (Aarhus, 1986)从宏观角度全面研究了罗马雕塑的政治宣传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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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七章 终章：古代世界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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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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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消逝的古代古典世界是个巨大实体。它是如何终结的？或者换个角度，我们是否该问它何以竟存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古代史”又具有什么主要特征使之区别于我们所称的“中世纪史”与“近现代史”？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可供使用的史料虽然相当之多，但仍远远不足。与之相比，有关近现代史的文档数量之巨大，令研究者们不堪重负。因此撰写古代史是一项与撰写近现代史完全不同的工作。但论及古代古典研究何以成为一门独一无二的特殊学科，资料的差别只是某些意外而非实质。古老的地中海世界乃是塑造西方文明的基石，它始于东端的尼罗河流域、亚述（Assyrian）与波斯世界、还有犹太（Judaea）地区，这些地区皆取得了高度成就。随后地中海世界的重心向西转移，起初是希腊，它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达到卓越的巅峰。然后是罗马，其权势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旺盛活力，这些蛮族来自北方及西北方，他们粗野鄙陋，酗酒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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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元5世纪的蛮族入侵并不标志着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结构与价值观的决定性终局。如果谈及“古代世界的终结”，我们指的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在西方的教育和文化中丧失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那么直到20世纪以前，这种地位的变化很难说是决定性的。只有到了20世纪，各种强大的因素才对传统理念抱有敌意，这种传统理念要求参照昔日“古典”所提供的模范或标准来评判当下事物。然而即便在20世纪已近尾声时，罗马与地中海旧世界的持久中心地位至少还保留着一个富有活力且经久不衰的象征，即教皇制，其统辖的人口超过7亿，而且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欧洲以外。直至最近，西方高级文化的复兴还是与这一古代文化的首要来源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来源包括希腊哲学、罗马法以及罗马的行政管理，还有源自圣经一神教的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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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上述三项主要来源是或者说当时曾是完全和睦协作的朋友。自西塞罗至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罗马人皆认为希腊人聪明过度，不可信赖。而希腊人一方则如普鲁塔克（Plutarch）所明言，在欣赏罗马人的同时对于自身曾遭罗马人征服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宁愿选择自己的无能政府也不要罗马人的公正和效率。对于遍布帝国的那些远古地方性崇拜与社会习俗而言，基督教一神教理念代表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挑战，因而基督教的传播遭遇到哲学批判与政府打压等形式的激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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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能够挺过3世纪危机可谓异乎寻常。至公元2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开始蒙受一连串贸易衰退的冲击，时人对于出生率的下降也忧心忡忡。在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军团在波斯人（Persians）、哥特人（Goths）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同时帝国内部的残酷内战也把帝国政府的管理体系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然而毁灭的趋势得以逆转，这首先是因为戴克里先（Diocletian）[1]所厉行的“新政”，然后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的改革措施。大约自公元250年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试图通过强制固定物价的手段抑止通胀，该措施使得商品与市场完全脱节，结果是徒劳无功。君士坦丁没收异教神殿宝库中的黄金并将其投入市场流通，此举更对通胀火上浇油。蛮族的入侵终于被成功遏制，其代价是几乎所有权力皆集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时传统元老院的政治重要性日渐没落，尽管元老们依旧拥有巨大地产并继续出任国家的高官。一套严格的“种姓”体系被强制推行。官僚制度下的官员等级由服饰——特别是鞋子和腰带——上的徽章加以标识。而且各等级都拥有独特的名号，由高到低依次为“贵人”（illustris，意为“光辉的”）、“显贵”（spectabilis，意为“杰出的”）、“上等公民”（clarissimus，意为“最优秀的”）和“绅士”（perfectissimus，意为“最完美的”）等，从事秘书类工作的较低级官员则是“忠贞者”（deuotus）或“谦恭者”（modestus）等，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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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将旧有行省一分为二，行政部门的花销由此急剧增加。后期的罗马社会深受官僚系统的沉重压迫，特别是当官僚们精明强干时压迫反而更甚，因为他们自认为所得太少，理应从所有服务对象手中取走可观的服务费。最坏的官员则想收取“保护费”。比如在军政大事方面，政府高官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给他们的“赏赐”（douceur）也很丰厚。史料显示，（当时）有请愿者因为超高的利息而欠下巨额债务，而且他们的请愿活动也未必使他们得偿所愿（脱离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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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卫道士们看不惯高利贷，他们力图使债权人难以通过法庭追回欠款。但此举必然进一步推高了利息，因为贷款者会把风险分摊到数量越来越少的借款者头上。实际上，借贷业继续存在着，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每当穷人们以房屋或少许所有物为抵押获取贷款而最终落得被驱逐时，借贷总会成为尖锐批评的靶子。公元4世纪接近终了时，发生了一连串颇具传染性的城镇骚乱。据杰罗姆（Jerome）的说法，这是因为过高的利息使得大批穷人遭驱逐，结果引发众怒。帝国后期的一个持续趋势是土地与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处于压力之下的弱势者遂将土地卖给强有力者，同时强有力者亦在地产规模方面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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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古代世界里，腐败很快就无孔不入迅速蔓延，司法与税收系统概莫能外。公元258年殉教的迦太基（Carthage）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以尖锐的笔触描述了当时的鬻官制度，花钱买官者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权赚回买官的花销，此外还要捞取更多以备将来失势时所需。皇帝们意识到因贪腐造成的效率低下，不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大约在公元370年，地点可能在埃德萨（Edessa），一位基督教牧师生动描绘了一幅末日审判式的可怕场景：一名递交官印的行省总督站在皇宫接待室中等待皇帝召见，（因受到贪污指控）他浑身战栗，脸色因恐惧而苍白。为了制止腐败，戴克里先设立了监察机构，但结果无非是监察人员蜕变成以权谋私的秘密警察，其腐败程度至少跟其他官僚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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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府被分为大体对等的两部分，即拉丁语部分与希腊语部分，由两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3]担任各部分的行政首脑。他们负责司法与税收，但不管军务。在他们之下有副官（uicarii）管理各行政区（dioceses），每个区由多个行省组成。在宫廷则有国家的中央官员，其中最有权势者为“各部之首”（Master of the Offices），他负责情报部门、政府的驿站系统（私人个体不得使用）、兵工厂、海岸防卫、对皇帝的信息汇报以及对皇帝意志执行情况的监督。帝国的行政以部门方式加以组织，部门被称为“内阁”（scrinia）。其他主要官职还有司库（Treasurer）及皇家金库（Privy Purse）管理官。还有特别有权势的宫廷财务官（Quaestor of the Palace），他负责司法。戴克里先模仿波斯宫廷，利用神秘复杂的仪式加强自己的权威。皇宫的接待室与觐见室之间有帘子相隔，并有一连串内侍（silentiaries）引导觐见者进入。一名官员所需通过的帘子数目彰显出他在官僚系统中的尊贵程度。无论在富贵之家还是在宫廷，由于身为管家，宦官的地位都变得很重要。他们担任宫廷大总管（High Chamberlain）之职，往往因其权势而招致政府高官们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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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但到了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先后消灭了其他皇帝成为唯一统治者，帝国又复归统一。然而分裂局面后来又恢复，自公元395年以后，东部帝国与西部帝国在实际管理方面的独立性日益增长。人们谈及“两个政府”时所指的帝国二元性已不仅限于语言。公元476年蛮族军队统帅奥多亚克（Odovacer）迫使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退位并回到农庄隐居，奥多亚克本人则以皇家官员的头衔实施统治。曾在拜占庭接受教育的东哥特王狄奥德里克（Ostrogothic king Theoderic）[4]受命前往西部，于公元493年除掉了奥多亚克。但狄奥德里克同样面临棘手问题，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如何与东部罗马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5]和睦相处。尽管西部居民已长久屈从于蛮族将领的掌控，但罗马帝国在西部临近终结之际人们总会有遗憾之情。（东部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查士丁（Justin）[6]以及查士丁尼（Justinian）[7]皆矢志恢复罗马（对西部）的控制。在狄奥德里克[8]统治时期，哥特人对意大利的管理本来卓有成效，后来查士丁尼的军队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与纳尔塞斯（Narses）率领下驱逐了哥特人，意大利却因持续20年的战火蹂躏而荒芜，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久后伦巴德人（Lombards）尾随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在查士丁尼死后数代人时间里，斯拉夫人（Slavs）与阿瓦尔人（Avars）涌入巴尔干半岛，阿瓦尔人至少留下了一处历史痕迹，即地名纳瓦里诺（Navarino，希腊港口）。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穷竭帝国之军力击退了波斯人，却导致约旦沙漠边境防卫空虚，无力抵御阿拉伯人（Arabs）的入侵。阿拉伯人长久以来就不断剽掠巴勒斯坦与埃及，但此时他们受到伊斯兰教的激励，正梦想着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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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前，地中海世界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居住于罗马世界之中。迦太基汪达尔人（Vandals）海盗的袭扰活动持续了百年，但查士丁尼发动战争消灭了他们。在西部的诸蛮族王国中，日耳曼部落的生活以自身部落法为准绳，而罗马人则继续遵守罗马法。那些显赫的（旧）贵族家族为蛮族军事权威效力，负责行政与司法。而蛮族军事权威的永久性后果之一便是公爵的地位升至伯爵之上。[9]在旧贵族们眼里，新主子们酗酒无度且臭气熏人，于是他们自觉尝试教化这些蛮子。南高卢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与勃艮第人（Burgundians）早在公元6世纪就制定了法典。这两部法典中，一部是日耳曼法规与罗马法规并列，一部是日耳曼法规与罗马法规相互混合。皇帝提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于公元438年2月15日在东部颁行的法典同样为西部地区所接受。幸亏罗马帝国的法令在诸日耳曼王国中受到重视，提奥多西法典得以在西部幸存下来。在添加了额外的法令即公元438年至458年的所谓“新律”（novels）之后，提奥多西法典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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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公元476年“西部帝国之终结”这一事件，在当时无人予以过多关注。在罗马抵御外部蛮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突然的崩溃。长久以来蛮族就为军队提供兵源，公元476年的事件不过是握有实权者同时也占据了名义上的头衔而已。不过意大利土地贵族与拜占庭皇帝很快就意识到，狄奥德里克的哥特王国远不像自己那样具有罗马特征。有关哥特人骇人听闻的音乐品位、他们的裤子以及发脂等的抱怨性记载流传至今。在西部，教堂日益成为承载罗马文化与市民价值观的工具。某些事例非常典型，比如在教众们已接受了蛮族服饰之后，教士们依然拒绝如此，他们继续穿着罗马旧贵族的“节日服装”，这便是我们今日所知的“教会法衣”。罗马的“西部皇帝驻跸之地”地位早就让位于米兰，后来又让位于拉文那（Ravenna）。拉文那拥有绝佳的地利，其面向陆地的一面被沼泽地所环绕，并且早在古典时代拉文那就是一处良港。皇帝们待在拉文那的城墙后面才有安全感。狄奥德里克也是驻于拉文那统治着意大利，他的王宫教堂就是现在的圣阿波里奈尔教堂（Sant’ Apollinare Nuovo）。后来在查士丁尼时代又（在拉文那）修建了优美的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里面装饰着无与伦比的马赛克图案，其中有查士丁尼及其皇后西奥多拉（Theodora）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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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统治更凸显人们的“罗马性”（Romanitas）。在狄奥德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波伊修斯（Boethius）与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着手保存古代文化与古代哲学。波伊修斯自谓“担心很多现在还为人所知的东西很快会湮没无闻”。在君士坦丁堡，普里西安（Priscian）著有一本拉丁语语法，此书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成为中世纪西方的教材。在查士丁尼所宣扬的罗马价值观之中，最引人注目者为其用于取代提奥多西法典的新法典。所有未被收录的帝国法令皆被宣布无效。提奥多西法典中的部分法令为“援引法律”，规定了可以在法庭辩论中援引的法律权威：帕皮尼安（Papinian）、保卢斯（Paulus）、莫德斯蒂努斯（Modestinus）、盖乌斯（Gaius）等，囊括了大多数重要法学家。在杰出财务官（quaestor）特里波尼安（Tribonian）的协助下，查士丁尼颁布了古典权威的《法律汇编》（Digest），以指导专业法学家组成的法律委员会。这一篇幅浩繁的著作一向是我们了解古典罗马法的主要资料。特里波尼安的专员们着手完成《法律汇编》的汇集整理任务，他们的编纂方法，特别在发现与解读方面，发挥了极致的创造力，这也给现代法律史家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难题。查士丁尼同样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了法律教科书，即《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或称《基础指导》，以确保即便是法律学校的学生也能使用帝国官方认可的指导教材。尽管产生于说希腊语的东部，《法律汇编》与《法典》（Code）皆为拉丁语文本。民法文集包含有第三部分，主要内容为希腊语，由查士丁尼在《法典》之后又颁行的法令或“新律”组成。这部分内容出现于公元534年，带有一篇浮夸喧嚣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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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律史与建筑史的学者们在谈及查士丁尼时代的“终结”（envoi）时必定对查士丁尼的非凡成就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法典》与《法律汇编》，还有今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圣索菲亚大教堂（Sancta Spphia）与拉文那的圣维塔莱教堂，这些成就足以使查士丁尼跻身于西方文明的巨匠之列。但人们对查士丁尼的看法不免类似于1658年安利甘宗（Anglican）神学家约翰•布兰豪（John Bramhall）对亨利八世（Henry Ⅷ）的评价：伟大的善可能来自恶人所为。对教会的很多人而言，特别是对西部教会的很多人而言，查士丁尼皇帝是个令人难以忍受之人。他乐于遵循正统教条发布缜密的法令，然后又召集主教大会批准自己已发布的东西。教皇维吉利乌斯（Vigilius）经历了可怕的折磨，他将觐见查士丁尼的经历视为一场灾难。尽管异教知识分子们一般不会同意教皇的看法，但他们同样不乏极端厌恶皇帝的理由。公元529年时，雅典柏拉图学园（Platonic Academy）的领袖是激进的反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学者（Neoplationist）达马斯其乌斯（Damascius）。查士丁尼遂关闭了该学园并没收了给学园的捐助，但允许达马斯其乌斯、辛普利基乌斯（Simplicius）以及其他哲学家移民至波斯帝国。这些哲学家们指望在新的家园能有学术自由，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很快就全部返国。而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则相对保持低调，专注于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撰写注释，查士丁尼也完全没有介入当地的学术活动。而且亚历山大里亚的亚里士多德注释家中还有一位基督徒约翰•菲罗波努斯（John Philoponus），他智识卓越，已预见到后来伽利略（Galileo）的诸多发现。关于查士丁尼的行事方式，最显著的证据是记述其军事与营建功业的最重要编年史作者的态度，这位作者即巴勒斯坦恺撒里亚（Caesarea）的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普罗科皮乌斯曾在贝利萨留麾下效力，他的文笔雄辩而充满嘲讽意味。普罗科皮乌斯对查士丁尼与西奥多拉的强烈憎恶之情体现在其著作《秘史》（Anecdota）的每一行文字之中，该书可谓一幅斯大林式暴君的肖像画，这个暴君还娶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从良娼妓为妻。在普罗科皮乌斯看来，神化独断专制统治的邪恶难以言状且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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