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98747 行将消逝的古代古典世界是个巨大实体。它是如何终结的？或者换个角度，我们是否该问它何以竟存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古代史”又具有什么主要特征使之区别于我们所称的“中世纪史”与“近现代史”？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可供使用的史料虽然相当之多，但仍远远不足。与之相比，有关近现代史的文档数量之巨大，令研究者们不堪重负。因此撰写古代史是一项与撰写近现代史完全不同的工作。但论及古代古典研究何以成为一门独一无二的特殊学科，资料的差别只是某些意外而非实质。古老的地中海世界乃是塑造西方文明的基石，它始于东端的尼罗河流域、亚述（Assyrian）与波斯世界、还有犹太（Judaea）地区，这些地区皆取得了高度成就。随后地中海世界的重心向西转移，起初是希腊，它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达到卓越的巅峰。然后是罗马，其权势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旺盛活力，这些蛮族来自北方及西北方，他们粗野鄙陋，酗酒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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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49 然而，公元5世纪的蛮族入侵并不标志着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结构与价值观的决定性终局。如果谈及“古代世界的终结”，我们指的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在西方的教育和文化中丧失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那么直到20世纪以前，这种地位的变化很难说是决定性的。只有到了20世纪，各种强大的因素才对传统理念抱有敌意，这种传统理念要求参照昔日“古典”所提供的模范或标准来评判当下事物。然而即便在20世纪已近尾声时，罗马与地中海旧世界的持久中心地位至少还保留着一个富有活力且经久不衰的象征，即教皇制，其统辖的人口超过7亿，而且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欧洲以外。直至最近，西方高级文化的复兴还是与这一古代文化的首要来源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来源包括希腊哲学、罗马法以及罗马的行政管理，还有源自圣经一神教的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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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51 这并不是说上述三项主要来源是或者说当时曾是完全和睦协作的朋友。自西塞罗至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罗马人皆认为希腊人聪明过度，不可信赖。而希腊人一方则如普鲁塔克（Plutarch）所明言，在欣赏罗马人的同时对于自身曾遭罗马人征服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宁愿选择自己的无能政府也不要罗马人的公正和效率。对于遍布帝国的那些远古地方性崇拜与社会习俗而言，基督教一神教理念代表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挑战，因而基督教的传播遭遇到哲学批判与政府打压等形式的激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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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53 罗马帝国能够挺过3世纪危机可谓异乎寻常。至公元2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开始蒙受一连串贸易衰退的冲击，时人对于出生率的下降也忧心忡忡。在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军团在波斯人（Persians）、哥特人（Goths）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同时帝国内部的残酷内战也把帝国政府的管理体系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然而毁灭的趋势得以逆转，这首先是因为戴克里先（Diocletian）[1]所厉行的“新政”，然后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的改革措施。大约自公元250年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试图通过强制固定物价的手段抑止通胀，该措施使得商品与市场完全脱节，结果是徒劳无功。君士坦丁没收异教神殿宝库中的黄金并将其投入市场流通，此举更对通胀火上浇油。蛮族的入侵终于被成功遏制，其代价是几乎所有权力皆集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时传统元老院的政治重要性日渐没落，尽管元老们依旧拥有巨大地产并继续出任国家的高官。一套严格的“种姓”体系被强制推行。官僚制度下的官员等级由服饰——特别是鞋子和腰带——上的徽章加以标识。而且各等级都拥有独特的名号，由高到低依次为“贵人”（illustris，意为“光辉的”）、“显贵”（spectabilis，意为“杰出的”）、“上等公民”（clarissimus，意为“最优秀的”）和“绅士”（perfectissimus，意为“最完美的”）等，从事秘书类工作的较低级官员则是“忠贞者”（deuotus）或“谦恭者”（modestus）等，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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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55 戴克里先将旧有行省一分为二，行政部门的花销由此急剧增加。后期的罗马社会深受官僚系统的沉重压迫，特别是当官僚们精明强干时压迫反而更甚，因为他们自认为所得太少，理应从所有服务对象手中取走可观的服务费。最坏的官员则想收取“保护费”。比如在军政大事方面，政府高官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给他们的“赏赐”（douceur）也很丰厚。史料显示，（当时）有请愿者因为超高的利息而欠下巨额债务，而且他们的请愿活动也未必使他们得偿所愿（脱离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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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57 基督教卫道士们看不惯高利贷，他们力图使债权人难以通过法庭追回欠款。但此举必然进一步推高了利息，因为贷款者会把风险分摊到数量越来越少的借款者头上。实际上，借贷业继续存在着，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每当穷人们以房屋或少许所有物为抵押获取贷款而最终落得被驱逐时，借贷总会成为尖锐批评的靶子。公元4世纪接近终了时，发生了一连串颇具传染性的城镇骚乱。据杰罗姆（Jerome）的说法，这是因为过高的利息使得大批穷人遭驱逐，结果引发众怒。帝国后期的一个持续趋势是土地与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处于压力之下的弱势者遂将土地卖给强有力者，同时强有力者亦在地产规模方面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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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59 似乎在古代世界里，腐败很快就无孔不入迅速蔓延，司法与税收系统概莫能外。公元258年殉教的迦太基（Carthage）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以尖锐的笔触描述了当时的鬻官制度，花钱买官者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权赚回买官的花销，此外还要捞取更多以备将来失势时所需。皇帝们意识到因贪腐造成的效率低下，不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大约在公元370年，地点可能在埃德萨（Edessa），一位基督教牧师生动描绘了一幅末日审判式的可怕场景：一名递交官印的行省总督站在皇宫接待室中等待皇帝召见，（因受到贪污指控）他浑身战栗，脸色因恐惧而苍白。为了制止腐败，戴克里先设立了监察机构，但结果无非是监察人员蜕变成以权谋私的秘密警察，其腐败程度至少跟其他官僚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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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61 帝国政府被分为大体对等的两部分，即拉丁语部分与希腊语部分，由两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3]担任各部分的行政首脑。他们负责司法与税收，但不管军务。在他们之下有副官（uicarii）管理各行政区（dioceses），每个区由多个行省组成。在宫廷则有国家的中央官员，其中最有权势者为“各部之首”（Master of the Offices），他负责情报部门、政府的驿站系统（私人个体不得使用）、兵工厂、海岸防卫、对皇帝的信息汇报以及对皇帝意志执行情况的监督。帝国的行政以部门方式加以组织，部门被称为“内阁”（scrinia）。其他主要官职还有司库（Treasurer）及皇家金库（Privy Purse）管理官。还有特别有权势的宫廷财务官（Quaestor of the Palace），他负责司法。戴克里先模仿波斯宫廷，利用神秘复杂的仪式加强自己的权威。皇宫的接待室与觐见室之间有帘子相隔，并有一连串内侍（silentiaries）引导觐见者进入。一名官员所需通过的帘子数目彰显出他在官僚系统中的尊贵程度。无论在富贵之家还是在宫廷，由于身为管家，宦官的地位都变得很重要。他们担任宫廷大总管（High Chamberlain）之职，往往因其权势而招致政府高官们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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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63 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但到了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先后消灭了其他皇帝成为唯一统治者，帝国又复归统一。然而分裂局面后来又恢复，自公元395年以后，东部帝国与西部帝国在实际管理方面的独立性日益增长。人们谈及“两个政府”时所指的帝国二元性已不仅限于语言。公元476年蛮族军队统帅奥多亚克（Odovacer）迫使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退位并回到农庄隐居，奥多亚克本人则以皇家官员的头衔实施统治。曾在拜占庭接受教育的东哥特王狄奥德里克（Ostrogothic king Theoderic）[4]受命前往西部，于公元493年除掉了奥多亚克。但狄奥德里克同样面临棘手问题，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如何与东部罗马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5]和睦相处。尽管西部居民已长久屈从于蛮族将领的掌控，但罗马帝国在西部临近终结之际人们总会有遗憾之情。（东部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查士丁（Justin）[6]以及查士丁尼（Justinian）[7]皆矢志恢复罗马（对西部）的控制。在狄奥德里克[8]统治时期，哥特人对意大利的管理本来卓有成效，后来查士丁尼的军队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与纳尔塞斯（Narses）率领下驱逐了哥特人，意大利却因持续20年的战火蹂躏而荒芜，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久后伦巴德人（Lombards）尾随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在查士丁尼死后数代人时间里，斯拉夫人（Slavs）与阿瓦尔人（Avars）涌入巴尔干半岛，阿瓦尔人至少留下了一处历史痕迹，即地名纳瓦里诺（Navarino，希腊港口）。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穷竭帝国之军力击退了波斯人，却导致约旦沙漠边境防卫空虚，无力抵御阿拉伯人（Arabs）的入侵。阿拉伯人长久以来就不断剽掠巴勒斯坦与埃及，但此时他们受到伊斯兰教的激励，正梦想着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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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65 然而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前，地中海世界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居住于罗马世界之中。迦太基汪达尔人（Vandals）海盗的袭扰活动持续了百年，但查士丁尼发动战争消灭了他们。在西部的诸蛮族王国中，日耳曼部落的生活以自身部落法为准绳，而罗马人则继续遵守罗马法。那些显赫的（旧）贵族家族为蛮族军事权威效力，负责行政与司法。而蛮族军事权威的永久性后果之一便是公爵的地位升至伯爵之上。[9]在旧贵族们眼里，新主子们酗酒无度且臭气熏人，于是他们自觉尝试教化这些蛮子。南高卢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与勃艮第人（Burgundians）早在公元6世纪就制定了法典。这两部法典中，一部是日耳曼法规与罗马法规并列，一部是日耳曼法规与罗马法规相互混合。皇帝提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于公元438年2月15日在东部颁行的法典同样为西部地区所接受。幸亏罗马帝国的法令在诸日耳曼王国中受到重视，提奥多西法典得以在西部幸存下来。在添加了额外的法令即公元438年至458年的所谓“新律”（novels）之后，提奥多西法典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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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67 而所谓公元476年“西部帝国之终结”这一事件，在当时无人予以过多关注。在罗马抵御外部蛮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突然的崩溃。长久以来蛮族就为军队提供兵源，公元476年的事件不过是握有实权者同时也占据了名义上的头衔而已。不过意大利土地贵族与拜占庭皇帝很快就意识到，狄奥德里克的哥特王国远不像自己那样具有罗马特征。有关哥特人骇人听闻的音乐品位、他们的裤子以及发脂等的抱怨性记载流传至今。在西部，教堂日益成为承载罗马文化与市民价值观的工具。某些事例非常典型，比如在教众们已接受了蛮族服饰之后，教士们依然拒绝如此，他们继续穿着罗马旧贵族的“节日服装”，这便是我们今日所知的“教会法衣”。罗马的“西部皇帝驻跸之地”地位早就让位于米兰，后来又让位于拉文那（Ravenna）。拉文那拥有绝佳的地利，其面向陆地的一面被沼泽地所环绕，并且早在古典时代拉文那就是一处良港。皇帝们待在拉文那的城墙后面才有安全感。狄奥德里克也是驻于拉文那统治着意大利，他的王宫教堂就是现在的圣阿波里奈尔教堂（Sant’ Apollinare Nuovo）。后来在查士丁尼时代又（在拉文那）修建了优美的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里面装饰着无与伦比的马赛克图案，其中有查士丁尼及其皇后西奥多拉（Theodora）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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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69 蛮族的统治更凸显人们的“罗马性”（Romanitas）。在狄奥德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波伊修斯（Boethius）与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着手保存古代文化与古代哲学。波伊修斯自谓“担心很多现在还为人所知的东西很快会湮没无闻”。在君士坦丁堡，普里西安（Priscian）著有一本拉丁语语法，此书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成为中世纪西方的教材。在查士丁尼所宣扬的罗马价值观之中，最引人注目者为其用于取代提奥多西法典的新法典。所有未被收录的帝国法令皆被宣布无效。提奥多西法典中的部分法令为“援引法律”，规定了可以在法庭辩论中援引的法律权威：帕皮尼安（Papinian）、保卢斯（Paulus）、莫德斯蒂努斯（Modestinus）、盖乌斯（Gaius）等，囊括了大多数重要法学家。在杰出财务官（quaestor）特里波尼安（Tribonian）的协助下，查士丁尼颁布了古典权威的《法律汇编》（Digest），以指导专业法学家组成的法律委员会。这一篇幅浩繁的著作一向是我们了解古典罗马法的主要资料。特里波尼安的专员们着手完成《法律汇编》的汇集整理任务，他们的编纂方法，特别在发现与解读方面，发挥了极致的创造力，这也给现代法律史家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难题。查士丁尼同样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了法律教科书，即《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或称《基础指导》，以确保即便是法律学校的学生也能使用帝国官方认可的指导教材。尽管产生于说希腊语的东部，《法律汇编》与《法典》（Code）皆为拉丁语文本。民法文集包含有第三部分，主要内容为希腊语，由查士丁尼在《法典》之后又颁行的法令或“新律”组成。这部分内容出现于公元534年，带有一篇浮夸喧嚣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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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71 研究法律史与建筑史的学者们在谈及查士丁尼时代的“终结”（envoi）时必定对查士丁尼的非凡成就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法典》与《法律汇编》，还有今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圣索菲亚大教堂（Sancta Spphia）与拉文那的圣维塔莱教堂，这些成就足以使查士丁尼跻身于西方文明的巨匠之列。但人们对查士丁尼的看法不免类似于1658年安利甘宗（Anglican）神学家约翰•布兰豪（John Bramhall）对亨利八世（Henry Ⅷ）的评价：伟大的善可能来自恶人所为。对教会的很多人而言，特别是对西部教会的很多人而言，查士丁尼皇帝是个令人难以忍受之人。他乐于遵循正统教条发布缜密的法令，然后又召集主教大会批准自己已发布的东西。教皇维吉利乌斯（Vigilius）经历了可怕的折磨，他将觐见查士丁尼的经历视为一场灾难。尽管异教知识分子们一般不会同意教皇的看法，但他们同样不乏极端厌恶皇帝的理由。公元529年时，雅典柏拉图学园（Platonic Academy）的领袖是激进的反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学者（Neoplationist）达马斯其乌斯（Damascius）。查士丁尼遂关闭了该学园并没收了给学园的捐助，但允许达马斯其乌斯、辛普利基乌斯（Simplicius）以及其他哲学家移民至波斯帝国。这些哲学家们指望在新的家园能有学术自由，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很快就全部返国。而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则相对保持低调，专注于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撰写注释，查士丁尼也完全没有介入当地的学术活动。而且亚历山大里亚的亚里士多德注释家中还有一位基督徒约翰•菲罗波努斯（John Philoponus），他智识卓越，已预见到后来伽利略（Galileo）的诸多发现。关于查士丁尼的行事方式，最显著的证据是记述其军事与营建功业的最重要编年史作者的态度，这位作者即巴勒斯坦恺撒里亚（Caesarea）的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普罗科皮乌斯曾在贝利萨留麾下效力，他的文笔雄辩而充满嘲讽意味。普罗科皮乌斯对查士丁尼与西奥多拉的强烈憎恶之情体现在其著作《秘史》（Anecdota）的每一行文字之中，该书可谓一幅斯大林式暴君的肖像画，这个暴君还娶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从良娼妓为妻。在普罗科皮乌斯看来，神化独断专制统治的邪恶难以言状且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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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73 对于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们的帝王专制，罗马的法律系统长久以来早有预料。公元2世纪时，法学家盖乌斯就有明确论述，称皇帝的敕令已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无须再经过元老院批准。皇帝的最高权力因众法令的混乱与矛盾而有所加强，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于法令的乱象就颇有抱怨。公元4世纪时皇帝身边有众多法律专家，有民法系统的也有教会系统的，他们确保皇帝的意志成为法律有效性的唯一源泉，同时亦确保皇帝超乎法律之上，而且从情理上讲无须受前任皇帝法规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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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75 一方面，当已有的法规充满矛盾时，专制无疑会成为必需的信条。很自然，人们指望皇帝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保卫边疆。暴君政府让人们回想起斯多葛哲学所倡导的诛杀暴君之权。另一方面，基督教作家如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则能够求助于皇帝超乎法律之上的身份，以此为据为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10]终止胜利祭坛（Altar of Victory）异教崇拜这一行为辩护。皇帝尤里安（Julian）[11]选择坐在元老中间，发言称自己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认为自己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这实际上是对前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的批评，因为君士坦提乌斯的言行不时会很专断，这种专断又由于他的自我意识而膨胀至危险的地步。君士坦提乌斯自诩为蒙神意召唤而代表上帝统治尘世的神圣君主，如此理念与传统上更古老且更具共治色彩的政治理论大相径庭。在实际操作上，尤里安复兴多神教的举措使得他必须强调自身的独特地位，即自己是公法的化身，亦是一种为异教崇拜所维护的神学哲理的主要拥护者。尤里安与查士丁尼两人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方面的相似性使得众多研究者深为震惊，两位皇帝皆把宗教上的异议视为对社会与帝国的背叛。尽管看起来颇为矛盾，大体上我们现代世界所接受的平民参政式“民主”理想更多是来自基督教信念，即在上帝子民的社会中所有信徒应共享恩典，而非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或希腊人的民主实践。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现代学者）承认，较之古典罗马法，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传统习惯法（实际上）从教会法规中汲取了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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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77 古代政治理想确实在渐渐走向衰亡。公元5世纪初，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明确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其笔下所呈现的是早已过时的古典城邦，城邦所拥有的自治权实际上帝国境内的城市数世纪前早已丧失。在奥古斯丁有关罗马宗教的论述中，这种怀古之情亦有所表现，奥古斯丁的描述以（古代古物学家）瓦罗（Varro）的著作为基础，对当下的现状却有意保持缄默。奥古斯丁对皇权的看法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撒路斯特（Sallust）的阴郁篇章，他还带着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论及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一方面这是贪婪和欲望的典型表现，为的是获取霸权；另一方面这又是有利于统一秩序与和平的正面力量，如果缺了它，人类社会将会退化为丛林世界，陷入无穷纷争。奥古斯丁对罗马法有充分的了解，他满怀赞赏之情援引罗马法的箴言与原则。当民事案中的仲裁问题提交给奥古斯丁裁判时，他会向朋友寻求建议，这些朋友中就有一些人是法学家。奥古斯丁注意到，即便是好皇帝制定的法律也可能会产生不幸与不公，而坏皇帝制定的法规倒可能有完全正面的影响。此外奥古斯丁还注意到，社会正义问题绝非（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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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79 奥古斯丁跟较年长的同时代人杰罗姆（Jerome）一样是古典文学大师。两人在写作时皆大量模仿并引用西塞罗与塞涅卡（Seneca），还有诗人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玉外纳（Juvenal）与提布卢斯（Tibullus）。两人对也泰伦斯（Terence）特别熟悉。奥古斯丁来自一座行省小镇，那里只有一位教师负责教授所有孩子全部的科目。即便如此，奥古斯丁还是从古代教育系统中获益匪浅。奥古斯丁谈到一位名叫辛普利基乌斯（Simplicius）的终身挚友，称辛普利基乌斯“对维吉尔倒背如流”，如果你引用一行诗句，他就能告诉你前一行，对于西塞罗的几篇演说词他同样烂熟于胸。一个世纪之后，波伊修斯以散文和诗歌写就《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当时波伊修斯被关押在帕维亚（Pavia）的狱中，无法接触到图书馆中的书籍，但他的头脑深深沉浸于古典文本之中，凭借记忆引用了大量古典文献。奥古斯丁青年时曾一度教过文法，甚至还写了一本语法教材，他还编写了其他人文教育指南，包括修辞、逻辑、地理和音乐。其中有关音乐的指南仅涉及韵律和音步，未涉及音调，关于奥古斯丁谈到的音调部分，波伊修斯将会继续相关的创作。奥古斯丁的著作表明他对语法与遣词的兴趣经久不衰。对于西塞罗式拉丁用法与滨海之地希波的口语式拉丁用法间的隔阂，奥古斯丁必定有着敏锐的体察，否则便无法解释他对文法的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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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84 牛津古罗马史 [:1707395357]

1707398785 牛津古罗马史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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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87 在戴克里先模仿波斯引入繁缛的宫廷仪式之前，皇帝们已经有了一些抽象的称谓，例如“陛下”（Your Majesty）。有权势的官僚则被尊为“阁下”（Your Excellency或者Your Eminence）。公元3世纪货币质量大幅缩水的同时，口头的称谓却呈日益“膨胀”趋势，形式也变得越来越繁复与正式。如果一个人被以第三人称而非第二人称称呼，这就表示此人的身份很重要，这一特征依然存在于现代意大利语、德语及英语的正式邀请礼仪之中。迦太基的西普里安出身上层家庭，从他的信函可以看出，教会中已经使用类似的礼节形式称谓，如“陛下”（Your Holiness）或“阁下”（Your Beatitude）。到了公元5世纪，对教皇和皇帝皆可使用称号“可敬的”（venerabilis）。皇帝往往是“最光辉的”（serenisimus）或“最虔诚的”（christianissimus），而教皇则是“最虔诚的”（religiosissimus）或“最可敬的”（reverentissimus）。皇帝和教皇都接受复数形式的自号和称呼，他们说到自己时用“我们”，对通信的对象则称“你们”。按照政府大臣们的说话程式，不能用“他”，而要用“上述者”或“前述者”（suprascriptus或memoratus），等。他们不用“这”，而用“当前的”（praesens）。这些自号与称呼，以及类似的正式文体迂腐用词，目前依然存在于欧美政府的程式化文书当中，它们正是创制于本文所论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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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89 公元5世纪的蛮族入侵过程中有过几次紧张的军事危机时期，其中最重要者为公元406年汪达尔人越过莱茵河以及后来阿提拉（Attila）的进犯，不过日耳曼部落的渗透总体上是相当渐进的过程。汪达尔人斯底里哥（Stilicho）通过在军队中效力，最终能够达到实际权力的巅峰。这些归化的蛮族们学习拉丁语，在口语和书写方面都很流利。而且在西部，拉丁语一直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主要交流媒介，直至中世纪结束时，拉丁语才逐渐让位于本地语言。多亏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和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le）的热心宣传与劝说，英国人才确信自己的语言适用于论述严肃话题，不过在其他方面，这两位高学历人士却鲜有一致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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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91 然而至公元700年时，日常生活用拉丁语正在经历向罗曼语（Romance）的转化过程。公元384年，埃格里娅（Egeria）女士由西班牙出发前往圣地（指耶路撒冷）并登上西奈山（Sinai），她留下一本记录朝圣经历的旅行日记。此外还有公元6世纪的《圣本笃规条》（Rule of St. Benedict）等等。这些文本展现了一种与西塞罗的形式与语法大相径庭的口语化方言。阿尔昆（Alcuin）把人们（指法兰克贵族子弟）送回学校接受正规拉丁语教育，于是便有了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的“文艺复兴”。这期间人们感到，对于有良好教养的修士们而言，本笃的粗鄙俗语似乎过于粗陋烦人，因此提供一份以正确拉丁语书写的《规条》似大有必要。比如说到“听”时，应该用“ausculta”而非“obsculta”。到了本笃时代，第一变格的复数名词作为句子主语时采用宾格形式。口语形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演变为迂说法（periphrastic）方式，在实际使用中，助动词“to be”多数情况下被省略。因此我们如果阅读当时的作品，会遇到有一连串分词却明显缺失主动词的长句。意大利的口语正演化为意大利语，比如一块制作于公元7世纪的罗马铭文以“essere abetis”替代“eritis”（“你将是”或“你将成为”）。根据目前已知的证据，以“lo, la, lis”为形式的法语定冠词首先出现于公元8世纪的高卢。在公元813年的图尔（Tours），主教理事会裁定布道应该使用“乡村罗曼语”（rustica Romana Lingua）而非拉丁语，这样所有人都能听懂布道。不过其他的教堂活动显然照旧使用拉丁语。在公元6世纪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统治下的高卢，法兰克史家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有着独特的拉丁语写作风格，让人感到他是在有意识抗拒采用通俗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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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93 允许在布道中采用混杂拉丁语的乡村法兰克语形式，此举自然使得更为严格纯粹的拉丁语的存在成为可能，其使用者为政府与教会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从阿尔昆开始，正确的拉丁语就是这类社会精英的保留特权。谙熟拉丁语，能够用贺拉斯《诗艺》（Ars Poetica）或者《埃涅阿斯》（Aeneid）中的短句装点一封信函，这些能力能够将一个人的地位提升至平民之上，并使之有望获得报酬丰厚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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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98795 拉丁语的发音也因地域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奥古斯丁由迦太基迁往米兰后，意大利听众对他的非洲式元音颇有议论。非洲人发音时已不区分长元音和短元音，而意大利人仍然区分。对此，奥古斯丁以讥讽的口吻宣称，对一个向上帝呼喊以求宽恕的人而言，“ignoscere”（拉丁语“宽恕”的不定式）的第三音节发音是长是短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牛角尖问题。然而在北非，无论如何只有受过教育者知道这些，因为如果不注意元音的音长（quantity），则长音与短音的发音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高卢则形成了一种发音习惯，如果“c”在“i”之前就发“ts”音。而在不列颠北部的蛮族当中，“c”的古老硬腭发音“k”却一直保留着。公元10世纪时，弗勒里的阿博（Abbo of Fleury）前往英格兰并在拉姆西（Ramsey）修道院生活了两年。在这位出色的逻辑学家阿博眼中，英格兰人尽管好客，却似乎不甚开化。可悲的证据就是他们居然将“ce”和“ci”读作“ke”和“ki”，如此蒙昧让阿博深感痛惜。如果有人告诉阿博那些粗鲁的北方蛮族比他本人保存了更多的原初拉丁语用法（实际上拉丁语中“c”发“k”音），他一定会惊诧莫名，觉得难以置信。很可能比德（Bede）与阿尔昆都惯于使用爱尔兰学校常用的硬腭发音“k”，因为自蛮族入侵之后爱尔兰就处于孤立状态，这使得当地学校的教育非常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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