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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19世纪时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想象远远偏离实际。暂时的联盟和异常强大的部落首领可能会一时将一两个或几个小部落联合起来，但是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人还没有能力形成持续统一的政治议程，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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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罗马没有像兼并凯尔特人统治的地区那样整个吞并这个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呢？人们往往把罗马军团停止向欧洲北部推进的原因归于阿米尼乌斯的全面胜利。但是，同公元前54年萨比努斯和科塔指挥的军团被彻底击溃一样，这次瓦鲁斯军队的惨败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罗马人会伺机报复。他们对阿米尼乌斯统领的切鲁西人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役，其间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5年来到条顿堡森林凭吊。在这一过程中，另一支罗马军队遭到阿米尼乌斯手下的伏击。但这次的结果不一样了。虽然暂时陷入窘困，罗马人最终将敌人引入陷阱，其结果可想而知：“日耳曼人溃不成军。由于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在这次失利中任人宰割。阿米尼乌斯得以逃脱，毫发未损。［但］对士兵的杀戮一直持续到天黑罗马人的怒气消退。”8和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在高卢的众多凯尔特首领一样，切鲁西人的第二首领塞格斯特斯（Segestes）看到自己的领地并入罗马帝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便协助罗马人攻打阿米尼乌斯。在抗击罗马的时候，即便是切鲁西部落内部都不能团结一致，更别提所有日耳曼部落了。条顿堡森林战役并没有使罗马军团突然停止向北扩张。公元16年，罗马取得更多胜利。三年后，阿米尼乌斯被自己部落的另一派系杀害。他的儿子也只能寄生于拉文纳。阿米尼乌斯侥幸取得一次巨大胜利，但这并不是公元1世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尼亚附近停止继续向北扩张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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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很可能是出于后勤的考虑才把欧洲的边界设在两条河流附近的。河流为向驻扎在边境的部队输送给养提供了便利。在帝国初期，一个约5000人的罗马军团每天需要7500公斤粮食和450公斤草料，即每月需要225吨粮食和13.5吨草料。9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大多驻扎在边境及附近地区。经济开始发展之前，如果完全依靠当地资源，大多数边境地区是无法满足军团需求的。将西部的边界设在莱茵河，而不是欧洲西部或中部其他南北走向的河流——这样的河流有很多，例如易北河（River Elbe）——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给养经由多瑙河和（通过短暂的陆上运输后）摩泽尔河可以从地中海地区由水路直接运送到莱茵河，不需要经过更湍急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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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扩张的动机和前罗马时期欧洲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两者共同作用，是莱茵河最终成为帝国边界的真正原因。推动罗马向外扩张的因素包括共和时期尤里乌斯·恺撒等贵族寡头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帝国初期皇帝博取荣耀的野心。地中海地区仍有无数尚未征服的富庶地区等待他们逐个征服时，扩张作为在罗马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其势头已然不可遏制。这些地区一旦被吞并，便源源不断地向罗马提供税收，还能使组织攻占它们的军团长官一举成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富庶的地区都已经被罗马征服了。到帝国初期，罗马开始吞并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所带来的实际收益不足以抵消征战的成本。古代文献强调对不列颠的扩张尤其如此，罗马征服不列颠仅仅是因为克劳狄乌斯皇帝想要获得荣耀。10考虑到罗马以外的欧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确定罗马向北扩张的界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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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最终在两种主要物质文化的过渡地区停止扩张：拉坦诺文化（La Tène）和亚斯多夫文化（Jastorf）（地图2）。这两种文化在生活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异。除了村落之外，拉坦诺文化地区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形成较大的定居地，有些被界定为城镇［拉丁语为“oppida”——由此它还常被称为“奥必达文化”（Oppida culture）］。有些拉坦诺地区使用钱币，一部分人还具备读写能力。根据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叙述，在他征服的一些拉坦诺部落中，尤其是高卢西南部的埃杜维（Aedui）部落，盛行着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制度。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的经济，生产出足够的富余粮食来供养那些不用从事基本农业生产的武士阶层、祭司阶层和工匠阶层。相比之下，亚斯多夫文化地区则更强调畜牧业，粮食生产没有多少富余，仅够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地区的人既不使用钱币，也不具备读写能力，到公元纪年开始时也没有建立大的定居点——甚至连村落都没有。遗迹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地区存在任何形式的专门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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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纳的论断盛行时期，文化区域和“民族”联系在一起，传统上将拉坦诺文化和亚斯多夫文化分别等同于凯尔特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但是这种简单的等同做法并不可行。有相似考古发现的地区体现了物质文化的样式，而物质文化是可以习得的。人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器皿和配饰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拉坦诺文化样式和亚斯多夫文化样式最初分别是在凯尔特部落和某些日耳曼部落中形成的，但是并没有金科玉律规定日耳曼部落不能采用拉坦诺的物质文化元素。到罗马势力推进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时，一些位于凯尔特人居住地边缘的日耳曼部落，尤其是莱茵河河口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已经逐步形成了更符合拉坦诺规范而不是亚斯多夫规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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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罗马的扩张不是止步于两个民族的分界线上，而是在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分界线附近。实际情况是，更先进的拉坦诺文化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帝国，而亚斯多夫文化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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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验证了一个更普遍的做法。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样，以农耕为基础的帝国普遍倾向于将边界设在半农耕半畜牧的过渡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本身不足以供养帝国的军队。领土扩张的理念和统治者追求荣耀的野心会推动军队继续扩张。但由于征服新领土会遇到各种困难，以及从这片领土上可获得的财富相对较少，继续扩张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双速欧洲”（A two-speed Europe）不是一个新现象，罗马人也同样意识到欧洲各地区发展水平有差异。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看出日耳曼尼亚不值得去征服。这些部落散布在欧洲森林繁茂的地区，他完全可以将他们各个消灭。但从战略上讲，亚斯多夫地区远比人口集中、秩序井然的拉坦诺城镇要难统治得多。正是由于莱茵河－摩泽尔河轴心所带来的后勤便利和对征服亚斯多夫文化地区成本效益的计算才使得罗马军团停止继续扩张的步伐。日耳曼尼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过于分裂，不会对已征服的富庶地区构成重大威胁。这样看来，既然19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误解了赫尔曼的真正意义，那么赫尔曼纪念铜像选址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日耳曼人置于帝国之外的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而是他们的贫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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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的防线大体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除了一些微调，这条防线300年后依然是罗马的边界。这样设置防线的结果意义深远。无论是亚斯多夫还是拉坦诺地区，两河边界以西、以南的欧洲人都走上了罗马化的道路：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建设城镇，最终还改信基督教。边界以北、以东的欧洲地区仍处于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它置身局外，静观邻近部落被罗马化，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亚仍然是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的家园。波斯人也同样被看作东方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然而，这群蛮族人却对帝国构成了完全不同级别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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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和公元3世纪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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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以北7公里处的洛斯达姆（Rustam）埋葬着著名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Persian）的国王大流士（Darius）和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90年和前480年，他们在马拉松战役（Marathon）和萨拉米斯战役（Salamis）中被雅典人及其同盟打败。1936年在这里还发现了后来的一位波斯国王用三种语言刻在一座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火神庙墙上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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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马兹达（Mazda）的神圣沙普尔（Shapur），诸王之王……众神的后裔，崇拜马兹达的神圣阿尔达希尔（Ardashir）之子，诸王之王……我初立为王，罗马帝国的戈尔迪安皇帝［Gordian，公元238—244年在位］……集结一支军队……朝我方进军。双方在亚述（Assyria）位于马西切（Meshike）的边界展开大战。戈尔迪安皇帝被杀，罗马军队也被歼灭。罗马人宣布菲利浦（Philip）为皇帝。菲利浦皇帝派使节前来请求休战，支付50万第纳尔作为赔偿以换取他们的性命，并且每年都向我们缴纳岁币……罗马皇帝再次撒谎，并且干涉亚美尼亚（Armenia）内政。我们向罗马帝国发动进攻，在巴巴利索（Barbalissos）消灭罗马军队6万人。我们焚烧、破坏并摧毁叙利亚及其北部的国家和平原。在［我们发动的］战役中……37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被征服。在第三次交锋时……瓦勒良（Valerian）皇帝率领7万大军向我们直扑而来……瓦勒良皇帝和我们在卡莱（Carrhae）和埃德萨（Edessa）展开激烈战斗。我们亲手俘虏了瓦勒良和其他军队指挥……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还征服了……36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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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节选自《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Res Gestae Divi Saporis/The Acts of the Divine Shapur），概括了始于公元3世纪改变罗马帝国的战略变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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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在东部领兵与罗马抗衡的是帕提亚（Parthian）的安息王朝（Arsacid）。该王朝最初建于公元前250年。安息人统治的世界和欧洲北部日耳曼人居住的森林地区截然不同。安息王朝发源于帕提亚，公元前3世纪时其疆土开始扩张到近东更广阔的区域，很快控制幼发拉底河至印度河之间的领土。安息王朝人种众多，居住地类型多样，但美索不达米亚很快成为王朝的腹地。值得注意的是，和日耳曼尼亚不同，这一地区经历了几个伟大帝国的起落沉浮，尤其是居鲁士（Cyrus）、大流士和薛西斯统治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他们不仅统治近东，还统治了埃及、土耳其西部和新月沃土，甚至还差点吞并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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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时期后期，罗马的势力开始往东渗透到这一带。帕提亚的安息人在和罗马帝国的最初几次交锋中获得胜利，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3年大败克拉苏（Crassus）军队、俘杀克拉苏父子的那次战役。但是到公元2世纪，安息王朝组织战争对罗马进行实质性抵抗的能力已经削弱，几任罗马皇帝在波斯前线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其中最后一次胜利发生在公元2世纪90年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奥斯若恩（Osrhoene）和美索不达米亚设立两个新的行省，由此又将边界向南、向东推进了。塞维鲁的胜利使帕提亚人的统治陷入危机。王朝内部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内讧，一些边远地区也摆脱其宗主权。早在公元205年至206年，地方权贵中最重要的萨珊（Sasan）在印度洋附近的法尔斯（Fars）行省发动叛乱。萨珊死后，沙普尔的父亲、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真正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0年在位）继续领导叛乱。公元224年和225年，阿尔达希尔一世打败两位安息统治者，在其他脱离安息统治的地方权贵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公元226年9月，他在波斯波利斯加冕为“诸王之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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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表明萨珊王朝的崛起不仅仅是现代伊拉克和伊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2世纪在几任罗马皇帝的手下连吃败仗是安息霸权瓦解的根本原因，萨珊人很快就能有效地扭转当时的权力平衡。这一过程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公元237年至240年间，他首次入侵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夺取卡莱、尼西比斯（Nisibis）和哈特拉（Hatra）（地图3）。作为回击，罗马在阿尔达希尔一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2年在位）统治的最初20年里发动三次大反攻，其结果和沙普尔的铭文记录的一样。罗马军队遭受三次惨败，两位皇帝被杀，还有一位皇帝——瓦勒良——被俘。沙普尔进而给瓦勒良戴上镣铐，让他随军跟从，以示自己的伟大。这一形象被刻在比沙普尔（Bishapur）的浮雕上留存下来。瓦勒良死后，沙普尔还让人剥下他的皮，染上色，做成一件永久性战利品。公元3世纪稍晚一些时候，罗马的另一位皇帝努梅里安（Numerianus）也被俘获，但随即便被杀死：“他们剥下他的皮做成皮囊，涂上没药［防腐］，并把它作为一件无比华丽的物品保存下来。”14史料并没有显示这是否也是瓦勒良的命运，也没有说明它是被摆放在地上还是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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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代表新的世界秩序了。萨珊人的崛起摧毁了当时罗马在东部约一个世纪的霸权。尽管罗马在公元3世纪中叶竭尽全力，但萨珊这个新兴的超级波斯王朝还是不会立即消失，因此罗马的整体战略形势突然恶化，势不可逆。和之前的安息人相比，萨珊人更有效地集中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资源。他们将边远的藩属国更全面地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利用罗马战俘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最终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居住地面积和种植面积增长了50％。如果说这一增长不是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那么也肯定是在他儿子沙普尔执政时开始的。由此带来的税收增长由迅速成长的官僚机构协调，用来维持一支至少是半职业化的军队。在与罗马的抗衡中，沙普尔不仅想要收复伊朗和伊拉克，还想夺回埃及、新月沃土和土耳其西部。他收复原来阿契美尼德帝国所有领土的计划并非痴心妄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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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罗马在所有边境地区都处于支配地位。帝国的对手可能会在当地取得一些胜利，但帝国只要调动现有资源便能轻易扭转败局。现在，一个超级对手崛起，在战略上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不光在东部边境地区产生重大反响（如沙普尔关于洗劫和俘获的记录所述），还对整个帝国造成深远影响。罗马不光要面对东部边境更强大的敌人，还需要维护其他几条边界线的安全。要想做到这些，罗马必须大大加强其军事力量。到公元4世纪，罗马的武装力量经过重大重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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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帝国初期的罗马军队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罗马军团只招募罗马公民，每个军团都是一支由5000多人构成的远征军；辅助部队包括步兵大队和骑兵队，招募非罗马公民。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团被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分队。此前，500人的大队通常都是脱离军团主体，各自独立行事，新分队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的这种实际做法变成一种正式行为。此外，分队类别也进行了重组。帝国后期的军队不再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而是分成边界的常驻军（limitanei）和聚集在三条主要边界的地方野战军（comitatenses）：莱茵河边界、多瑙河边界和东部边界。野战军装备更齐全，薪水更高。但常驻军也同样难以对付，并不像通常刻画的那样只是兼营农业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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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战役中，他们通常协助野战军作战。从分队层面而言，分工也更专业：弓骑兵团（sagitarii）、重装投射兵团（ballistiarii）和铁甲骑兵团（clibanarii）。总体而言，当初恺撒依靠的基本上完全是军团步兵，而现在则更强调骑兵。帝国直接效仿打败戈尔迪安、菲利浦和瓦勒良的波斯敌人，发展重装骑兵。尽管如此，就人数而言，帝国后期的军队，尤其是野战军，依然以步兵为主。步兵不受草料供给的限制，并且能一边远行军一边有效作战，因此就战略而言实际上行动更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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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后期的军队规模现在仍备受争议。我们很清楚公元3世纪初萨珊王朝崛起之前塞维鲁王朝军队的纸面实力。罗马军队由30个军团（每个军团5000多人）和数量相当的辅助部队组成，总共约30万士兵。但是，尽管我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参见本书第五章）中可以获得公元400年前后相当完整的分队列表，我们也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计算出帝国后期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重组后各种分队类别的理论实力显然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有些分队的具体规模。因此，争论转向了史料记载的士兵总数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64.5万人；另一种说法特别指出是帝国东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时代的389704人，再加上舰队45562人，共435266人。两种说法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说法出自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作时期处于公元6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文字。阿伽提亚斯将帝国后期64.5万人的军队和当时15万人的军队进行对比，以此来批评时任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完全有可能夸大以前的数字。“435266”这个数字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首先它比较精确，其次历史背景也无可争辩。只是它也出自一位公元6世纪而不是公元4世纪的作者之手，文章写于戴克里先死后200多年。这就不尽如人意了。我们还知道戴克里先统治结束后，重大的军事重组仍在继续，到君士坦丁时代，野战军和常驻军的划分已经正式确立。那么，即便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罗马军队后来仍在继续扩充。因此史学家估计士兵总人数在40万到60万之间。即便这个估值再少一些也能表明从公元3世纪初到4世纪中叶，30万强的罗马军队规模增加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比这还多得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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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大幅扩军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因为不光战略形势发生了演变——罗马如今在东部面临超级对手，而且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帝国还经历了重大财政调整。一直以来，军费都是帝国最大的财政支出。据保守估计，军队规模即便是增加三分之一，也意味着罗马政府征收的税收总量要大幅增加。要是让一个现代国家将其最大的预算项目增加33％或更多，那些官僚很快就会愁白了头。为了应对萨珊王朝的崛起，帝国不得不彻底改变其财政模式。这同波斯威胁的规模和帝国后期扩充军队的做法完全相符。罗马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通常被认为是戴克里先皇帝所为。但是，虽然他在执政时期完成并推动很多实质性改革，这些变化大多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人所为。军队的重组和扩充当然也是这样，与之相应的财政改革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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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危机刚一爆发，皇帝们最先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将所有已有的税收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旗下管理。首先，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央政府没收长期实行的城市税收——捐资、通行费和地方税收。城市官员必须继续筹集资金，管理捐资，但是这些收入不再用于地方开销。现在的史学家和研究者通常把这一变革归咎于戴克里先，但同时代的史学家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财政改革有所不满，在叙述中却都没有提及任何反对的意见。这是应对财政危机可能采取的措施中最简单的一条，因此也很可能是最先采用的措施之一。这些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元4世纪时，皇帝们有时候还将一部分钱款退还给各城市，以拉拢地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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