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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Georges Tchalenko）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颠覆了这些传统观点。和许多突破性的时刻一样，旁观者们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们见证了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是这颗炸弹引发了一系列爆炸。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柴林科行走于中东的一些石灰石山之间。这些石灰石山位于现在中东一处相对平静的偏远地区。在古典时期，这些山位于帝国首都安条克附近。造化弄人，这些山现在划归叙利亚境内。在勘探过程中，柴林科偶然发现一片密集的村落遗迹，房屋是用石灰石建成，十分坚固，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该地区时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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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迹表明，石灰石山中的村落曾经人丁兴旺，不仅能够负担得起建造高品质的住房，还能资助村落建造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一时期居住的人口比该地区此后任何时期居住的人口都要密集得多。显然，这些村民以农业为生。柴林科认为他们生产橄榄油作为商品出售。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该地区开始走向繁荣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公元5世纪、6世纪和7世纪，该地区持续蓬勃发展，丝毫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民征税过于严苛，但现在证据确凿，这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地区正在蓬勃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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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考古工作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调查罗马时期不同地区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业活动的情况。大体而言，这些调查显示，柴林科在叙利亚发现的村落并不是帝国后期乡村蓬勃发展的唯一例子。在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亚（Libya）南部进行的实地调查表明，罗马在北非的主要行省，尤其是努米底亚（Numidia）、拜扎卡纳（Byzacena）和阿非利加（Proconsularis），也存在类似密集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产品，它们的蓬勃发展直到公元5世纪才开始减缓。在希腊的实地调查结果与此类似。在近东，公元4世纪和5世纪乡村发展达到高峰，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跌入谷底。在现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公元4世纪，在帝国这个贫瘠的地区农业也相当发达。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情况也大体相似。近期对罗马行省不列颠的乡村定居地所做的重新评估显示，其公元4世纪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4世纪时的水平。虽然人们就人口总数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后期不列颠人口高度密集。17事实上，公元4世纪，只有意大利和欧洲北部的一些行省，例如贝尔迦高卢（Gallia Belgica）和莱茵河边界附近的下日耳曼尼亚，经济发展没有达到或接近高峰。即便是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对定居地人口密度的评估值也大幅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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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迦高卢和下日耳曼尼亚这两个北部行省相对贫穷，可能是公元3世纪发展中断造成的。这一时期，由于帝国的重心在于解决波斯问题，莱茵河边境地区频繁遭受蛮族入侵，有可能该地区的一些村落从此一蹶不振。这两个行省相对贫穷也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对罗马时期的研究是依靠可确定年代、用于商业目的的陶器遗物来确认定居地，并鉴定其年代。如果该地区的居民停止进口这类陶器，重新使用当地生产的不可确定年代的陶瓷制品，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还主要用木头而不是罗马传统的石头、砖和瓷砖建筑房屋——研究也确实发现他们是用木头做建筑材料，那么他们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讲就不会被发现了。至少到公元5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在欧洲北部的几个地区都存在。因此公元4世纪，莱茵河北部边界附近的一些地区看似无人居住，这有可能是由新生活习惯的出现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急剧减少。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此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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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同其作为帝国腹地的地位相称，意大利在帝国初期就开始蓬勃发展，不光有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境内，它生产的陶器和葡萄酒等商品还被销往帝国西部的一些行省，并占据市场。而且，意大利的农产品可以免税。然而，随着被征服行省的经济逐步发展，意大利的竞争对手逐渐壮大，它们离消费中心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从而限制了意大利对市场的控制。到公元4世纪，这一过程进入尾声。自戴克里先起，和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意大利的农产品也需要缴税。因此在公元4世纪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必然会衰退，相对贫瘠的土地被废弃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前文所述，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弥补意大利之不足，可能还有高卢东北部经济的相对衰退。尽管税负加重了，帝国后期乡村都普遍蓬勃发展起来。18这些考古发现的革命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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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文字史料的话，它和考古发现一点也不矛盾。例如，禁止劳动力自由迁徙的法规只有在乡村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否则，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致使地主相互争夺农民，他们愿意收留逃跑的农民，并保护农民免受法律制裁。总而言之，“荒地”这个词是公元4世纪时新造的，指没有征税的土地，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片土地之前是用于耕种的。当然，公元422年那条法规里所涉及的大片北非领土主要是沙漠和半沙漠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就不能用于普通农耕。帝国后期税制严苛也和繁忙的农业经济协调一致。收成仅够维持生计的佃农往往只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即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及用来支付租金等基本附加费用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萧条，佃农可以但不愿生产富余粮食，因为他们既不能储存这些粮食，而且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也不能把它们卖掉。这样一来，如果税率不太高的话，征税实际上能刺激生产。政府强征的税赋是佃农需要支付的另一项费用，他们要付出额外劳动来生产附加的粮食。只有当税收过于严苛、农民挨饿，或者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下，征税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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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明帝国后期农民生活不易。政府强征的税赋比以往都重，还有法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寻求最有利的租约条款。但是并没有考古发现和文字史料证明帝国后期乡村的人口规模、生产水平和产量没有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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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帝国的大多数城市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遭遇。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锐减，说明新委托建造的公共建筑数量减少了。只有帝国首都和区域首府还在大规模兴建公共建筑。即便是在这些地区，地方显贵也不再为纪念自己而捐资修建公共厕所之类的建筑，这些公共建筑都是由政府官员用政府资金建造的。20在帝国初期，私人捐资在家乡修建公共建筑是自我提升的主要途径。通过建造合适的公共建筑，地方显贵可以说服中央的高级官员向皇帝推荐他们的家乡，获得罗马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一旦他们享有拉丁公民权，通过捐资建造公共建筑就可以在当地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城镇很快就获得显贵捐赠的大量土地作为公共用地（一般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还取得征收地方税和通行费的权利。地方税和通行费本身就是一大笔岁入，由地方议会，尤其是行政长官管理。行政长官由该城镇的公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显贵争相建造公共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选举，从而控制地方资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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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政府没收地方捐资和税收，地方政府丧失大部分资金。到公元4世纪，如果官员要做的只是替中央政府跑腿，那么在地方挥霍钱财赢得权力就毫无意义了。此时，帝国的官僚阶层不断膨胀，地方政府中比较有利可图和有威望的工作都分派给那些卸任的官僚（honorati，士绅阶层），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具体摊派税额。只要一卸任，这些人便会负责摊派新税额。这样，地方显贵势必会宴请他们，或用其他方式拉拢他们。士绅还可以和行省长官一起审理案件，帮助他做裁决。据留存至今、写给地方士绅的书信描述，士绅成为地方显贵施加影响的又一渠道，这使得他们在当地社会备受欢迎。换言之，在帝国后期，帝国官僚取代市议员，掌控地方的政治权力。这样，地方显贵就没有必要像帝国初期那样挥霍钱财，建造公共建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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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需要改变对帝国后期官僚机构的成见。帝国后期的官僚机构多被刻画成一支由“闲人”组成的外来力量，他们压迫地方社会，榨干它的活力。这种描述可追溯到雄辩家利巴尼奥斯的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历数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一些出身卑微的高级官僚和元老。据利巴尼奥斯所说，公元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三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首席执行文官）——多米提安努斯（Domitianus）、赫尔皮丢斯（Helpidius）和托拉斯（Taurus）——的父亲从事体力劳动；还有一名禁卫军长官菲利普斯（Philippus）的父亲是做香肠的；亚细亚的行省长官杜尔希修（Dulcitius）的父亲是个制毡工。22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群出身卑微的人掌控官僚机构的震撼画面，但利巴尼奥斯的这篇演说其实别有用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刚刚拒绝吸纳他的门徒塔拉西乌斯（Thalassius）为元老，理由是塔拉西乌斯的父亲拥有一家军工厂，是个“手艺人”。然而，包括利巴尼奥斯不计其数的推荐信在内的很多史料都表明，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新官僚和新元老中大部分实际上都来自市议员阶层，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官僚机构使用的是传统教育科目教授的“正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说明官僚们都接受了长期而又昂贵的私人教育。由此可见，帝国后期的官僚阶层并不是由一群圈外人和新贵构成，而是由在帝国结构调整中晋升上来的市议员组成。只有少数精英（拉丁语称为“principales”）还坚持留在地方议会，垄断仅有的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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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央政府的公职相当具有吸引力，皇帝收到大量任命请求。许多请求都得到皇帝批准。皇帝一直乐于表现得慷慨大度，提高自己的人气，而且批准这些请求也没有什么大碍。尽管有法律控制官僚机构的扩充，迫使前市议员回到原来的城市，到公元4世纪时仍有大量富有的地主将中央官僚机构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目标。这一时期，帝国东部的财政部门（largitionales）有224名官员，还有610名候补人员在他们任期满后随时准备接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个官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而家长们在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的名字添加到候补人员之列。因此，帝国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代表压迫地方的新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扩大，而是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继续。和在敕答书系统以及整个罗马化过程中一样，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个头，制定了新规则，然后地方显贵对新的规则变化做出调整，利用它们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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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官僚机构的扩充的话，就不会认为“市议员大逃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现象，或者至少不会认为它反映了地主阶层私有财产锐减，也会缓和官僚机构是由“闲人”组成的这一观点。如果非得说这些官僚很“闲”的话，很难想象他们的祖先作为当地的地主在市议会拥有席位能比他们要忙到哪儿去。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一直是靠收取地租为生的阶层，只监管佃农劳动，自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之前，他们是市议会里的“闲人”，而现在他们是罗马中央政府的“闲人”。他们的薪水也很低，由政府支付。官僚机构的扩充不需要靠额外征税来资助。23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在于随之而来的地位和征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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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贵族阶层职业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文字史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帝国后期的地主精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时而在城里的宅邸里住住，时而在乡下的庄园里歇歇。例如公元4世纪，安条克的市郊达夫尼（Daphne）十分富足。在现在土耳其的萨迪斯（Sardis）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大量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私人豪宅。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依靠地主偶尔到“城里”来挥霍他们财富的城市奢侈品行业会遭受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地主离开市议会去帝国的官僚机构谋职，意味着他们不是在家乡，而是在区域首府或者行省首府持有房产。这可能加剧了首府繁荣而小城镇衰退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公共花销的模式上早已显现出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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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的考古发现和由此对已有史料所做的重新阐释表明，虽然为了迎接波斯带来的战略挑战，罗马政府增加农产品的税收，没收地方资金，但农业作为经济的主要动力，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地主阶层的命运也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凄惨。“市议员大逃离”是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不能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公元5世纪帝国的瓦解是由4世纪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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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自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军队严重缺乏兵力，结果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还应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罗马军队重组时确实招募了蛮族兵，这一点毋庸置疑。招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为特定战役短期招募的独立军队，一旦战役结束，他们就返回家乡。其二，边界对面许多蛮族人加入罗马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在固定的罗马分队服役，直到期满。这两种情况自古有之。帝国初期的辅助部队可分为骑兵部队（alae）和步兵部队（cohortes），一直以来都由非罗马公民组成，总人数约占罗马军队的50％。普通士兵的招募模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关帝国后期军官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蛮族兵人数整体上有所增加。帝国初期和后期军队的主要不同并不在于蛮族兵的人数，而在于现在招募的蛮族兵有的和罗马公民一起在同一个分队服役。过去，蛮族兵和罗马士兵是分开的，只在辅助部队服役。公元4世纪时的训练和原来一样严酷，打造出团结紧密、随时待命的军队。根据阿米安·马塞林对罗马军队作战的叙述，我们没有发现军队的纪律要求有任何实质性的下降，也没有发现军队中的蛮族兵比罗马士兵更难指挥或是更有可能投敌。据阿米安记载，有一个退役不久的蛮族兵泄露了有关罗马军队部署的重要情报，但蛮族兵在作战时都没有任何不忠表现。简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军队的重组在军事领域带来了什么连锁反应。25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帝国运行所带来的附加成本很有可能打击了在帝国初期就已积极接受“罗马性”价值观的行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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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及其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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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罗马帝国原有的思想体系也开始逐步被摧毁。对爱德华·吉本而言，这是罗马帝国瓦解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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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成功地传授忍耐和怯懦的教义；社会的积极美德受到打压；军队的最后一点斗志也被修道院消磨殆尽；大部分公共和私人财富都被用于华而不实的慈善和奉献；士兵的军饷被挥霍在大量无用的男人女人身上，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节制和贞洁。忠诚、热情、好奇心和怨恨以及野心，这些世俗的情感点燃神学纷争的火焰；教会，甚至政府，因宗教派别心烦意乱，派系之争持续不断，有时甚至血腥残暴；皇帝的注意力从营地转向教会会议；罗马帝国遭受一种新暴政的压迫；被迫害的教派成为帝国的秘密敌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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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的观点没有这么咄咄逼人，但也都认为基督教打破了思想的统一，使政府失去民心；还认为教会可能分流用于其他关键事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由此，税负的增加和基督教的兴起就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重组后，帝国的中央政权在尽力维护其合法性的同时是否招致地方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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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元4世纪的史料记载，地方对税率过高的抗议时有发生，还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暴动。公元387年，一群民众聚集在安条克，抗议强征附加税。他们情绪激动，推倒皇帝的雕像。皇帝的雕像以及其他任何和皇帝有关的物体都是神圣的，侵犯它们是一种叛国行为。地方政府非常害怕，担心皇帝会派军队来惩治他们。但时任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采用和解的方案来解决这一危机。狄奥多西的做法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体形势。27如果纳税人了解征税的原因并普遍认可的话，征税就会进展得更顺利，提高税率也就更容易了。公元4世纪的皇帝都完全明白这条同意原则，抓住一切机会强调税收首先是用于军队——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他们必须用军队来保护罗马免受外敌入侵。帝国每年的大多数庆典仪式上都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主题发言，庆祝帝国新近取得的胜利。存留的史料中关于帝国后期庆典仪式的记载基本上都提到军队及其保护罗马帝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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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皇帝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他们的边防政策，但他们对征税基本目的的看法都一致。帝国钱币上最常见的是敌人跪拜在皇帝脚下的图案，这个形象每天都在提醒人民他们纳税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战败，军队会遭受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指责。例如，波斯人公元359年洗劫阿米达后不久，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财政大臣乌尔苏卢斯（Ursulus）造访阿米达废墟。他公开讽刺罗马军队的表现：“看看这些保卫我们城市的士兵吧，看他们有多勇敢。帝国财政为了支付他们的高额军饷已经捉襟见肘了。”军队指挥官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继任皇帝在标志政权更替的政治审判中判处乌尔苏卢斯死刑。然而，多数时候，利用军队为借口征税的效果还算不错。安条克抗议征税的暴动只是一个个例，是由强加的附加税而不是普通税引起的。当然很多地主想方设法尽可能降低自己需要缴纳的税款——存留的法律资料和书信中记载了大量降低税款的计谋和请求，但公元4世纪的皇帝确实成功地让人民相信征税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既筹集了资金，也没有让罗马社会走向分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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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方面，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无疑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从外观上看，城镇的景观发生了变化。希腊罗马异教崇拜传统上将死者与生者分开的做法告一段落，墓地开始在城里涌现。教堂取代神殿。结果，自公元4世纪90年代起市场上出现大量廉价的二手大理石，致使一手大理石行业岌岌可危。正如吉本所称，教堂从政府和个人处获得大量捐赠。君士坦丁本人开启了捐赠先河，《教宗名录》（Book of the Popes）记载了他赠给罗马教会的土地。久而久之，帝国各地的教会都获得大量资产。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是一股民主、平等的力量。它主张无论贫富贱贵，人人都具有灵魂，都可以得到救赎。一些福音故事甚至还暗示世俗的财富是获得救赎的障碍。这一切都有悖于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贵族精英价值观。这种精英价值观主张只有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能负担得起多年私人教育并实际参与市政事务的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以文法学家使用帷幕这种做法为例。在古代，帷幕就是级别的标识，例如在大殿中，皇帝与廷臣之间通常会用帷幕隔开。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圣奥古斯丁对文法学家用帷幕来遮挡学校入口的做法嗤之以鼻。对他和帝国后期其他基督徒而言，这是一种伪智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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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确立一个与古典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反英雄。尽管他没有受过文法学家的教导，尽管他离开城镇前往沙漠，但是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基督教圣人却获得通过学习荷马（Homer）或维吉尔（Vergil），或是通过参与自治都无法获得的智慧和美德。这个圣人是修道院的最佳产物——如吉本指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制度吸引大量追随者。修士的生活方式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高度赞扬，他们在这种禁欲生活中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古代基督教殉道者的献身精神。史料中有很多关于身份显赫的基督徒舍弃罗马贵族生活的记载。公元5世纪初，意大利的保利努斯（Paulinus）和小梅拉尼亚（Melania）先后变卖家产，献身基督教。保利努斯是诺拉（Nola）的富人。他成为主教，信奉殉道者费利克斯（Felix）。小梅拉尼亚家世显赫，她的父亲是元老院元老。她离开意大利去了中东圣地。由此，基督教向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出质疑，带来根本性变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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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基督教的兴起无疑是一场文化革命，吉本等史学家有关基督教严重影响帝国正常运转的看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吉本断言，基督教教会确实获得大量捐赠。另一方面，被教会取代的异教机构一直以来都非常富有，随着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它们的财富也渐渐被没收。我们不清楚向基督教捐赠是否涉及将全部世俗资产都转到教会名下。而且，虽然一些人选择修道院生活，但这顶多也只是几千人而已，相对当时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的人口规模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同样，与公元400年罗马政府多达约6000名高级官僚相比，贵族阶层放弃财富和贵族生活而选择修道院生活的人数就相形失色了。公元4世纪90年代通过的法律规定，罗马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僚都必须是基督徒。每出现一个诺拉的保利努斯这样的人，就会有更多的罗马地主成为基督徒，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而且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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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和帝国在思想上很快就达成一致，基督教也没什么迫切的理由让他们产生罪恶感。自奥古斯都起，罗马帝国就声称罗马的守护神注定罗马要征服并教化世界。众神庇佑帝国引领整个人类进入一种最佳状态，罗马皇帝由众神直接选定，受到众神的启示。自君士坦丁公开改信基督教后，帝国与神的关系很快就被重新定义，而且毫不费力。基督教的上帝被塑造成帝国的保护神，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信仰基督教和救赎。教育和自治暂时退居次位，但并没有被完全摈弃。帝国需要做的调整也就这些了，依然声称它是上帝的工具，执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名称变了而已。而且，虽然不能再神化皇帝，但是他们仍具有神性。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宣称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和他一起统治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统治人类。因此，皇帝以及所有与他相关的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继续被看作“神圣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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