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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际参与政治的地主阶层总共可能不到总人口的5％。我们还可以再加上约1％受过部分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在城镇从业。尤其是在帝国的首都，这部分人的构成略显复杂，有的在马戏团工作，有的在剧院表演——对特定官员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实在不满，偶尔还可以通过暴动来行使否决权。但暴动也只是反对特定官员和政策的钝器而已。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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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由民，还是佃农，或是奴隶，都从事农业，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对这些人而言，政府主要是以税务官的形式存在，占用他们的有限资源，令人厌恶。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农民的确切人数，但他们应该不会少于总人口的85％。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罗马帝国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和统治他们的政治体系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利益关系。农民对帝国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主要采取中立态度。如前文所述，在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多数地区的居住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有所增长。我们很难不把这看作“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帝国创造的和平和稳定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民反抗当然时有发生。这些反抗比较分散，通常与征税有关，但一般只是地方性的盗匪行为而已。有些地区偶尔也出现过更持久的动乱。位于现在土耳其西南部西里西亚高地的伊索里亚（Isauria）素以盗匪著称，其中马拉塔库普勒尼人（Maratacupreni）在叙利亚北部声名狼藉。他们假冒罗马税务官，肆意夺取当地居民的财产。他们能以假乱真这一事实让我们对罗马政府征税的情况略见一斑。但他们太过嚣张，最终被政府清除，只剩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罗马大多数人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或者只有极少利益关系。这是罗马政府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帝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精英阶层。结果，农民被剥削，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反抗，一般比较分散，但没有迹象表明公元4世纪这种情况加剧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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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农民从根本上而言不能组织持久的反抗，罗马政府的另一个缺陷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但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考察罗马贵族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他们参与国家事务，有的是地方市议员，负责收税，有的是相对较高级别的官员（小队长或廷臣），还有的是在地方任职的中央卸任官僚。但他们花在国家事务上的时间有限。到公元400年，许多政府重要部门的平均任职年限已经缩减到不超过10年——即便当时的人均寿命比现在的要低得多，这也谈不上是终身制。叙马库斯的书信再次为我们刻画了官僚卸任后的生活及其根本重心。当然，他家财万贯，因此他卸任后行为的尺度不具有代表性，但其本质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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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财富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他形式。营利的方式很多，包括贸易、制造业、法律行业和出卖手中权力等。但土地是财富的最高体现形式。在工业革命前，英格兰人通过其他方式营利后会立即投资地产。因为，对士绅而言，土地毕竟是唯一体面的财富形式。这既是士绅架子的产物，也是务实的做法。投资地产非常安全。作为最初投资支出的回报，土地以农产品的形式提供稳定的年收益。在没有股市的情况下，鉴于贸易和制造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有限且相对不稳定，土地成为古代的“金边股”。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在各国也确实是金边股。投资地产对于罗马贵族阶层而言是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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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主阶层需要保证农产品产量达标。土地本身只是潜在的收益来源，需要耕种，并且是有效耕种才能实现可观的年收益。首先要种植合适的作物，然后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本，这样往往有可能实现产量大幅增长——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被称作“提高”。罗马的地主阶层大部分时间都在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间接检查地产的经营状况。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中前五封是写于公元375年他巡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产的时候。他这次巡查耗时较长，旨在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叙马库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地产一片混乱，每个细节都需要查看……事实上，过去乡村为我们提供粮食，而现在我们供养乡村却成为一种常态。”他在之后的信里也偶尔提到收益问题。就叙马库斯这样的富人而言，距离成为附加的问题。同离家更近的地产相比，在西西里和北非的地产问题更麻烦。46而且耕种一大片土地比耕种两小块土地效率更高。所以精明的地主阶层总是在寻找机会购买合适的额外土地，或者安排彼此交换地产，互利互惠。帝国后期的史料，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都表明地主阶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买卖合适的土地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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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还存在各种法律问题。和狄更斯（Dickens）时代的英格兰一样，在罗马，遗嘱通常会引发争议。土地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财富，很难分割成可继续盈利的小份遗产，因此父母通常面临一个选择：是将整个地产的收益均分给几个子嗣，还是偏袒其中一人，把整片地产留给他。不管怎样，事情都会变得十分棘手，或非常复杂，尤其是当这些子嗣分得部分地产后，他们必然也得决定死后如何分配所得地产。遗嘱人不得不在遗嘱和增补条款上耗费大量精力，阐明确切的解决方案，并确保这个方案天衣无缝。可想而知，叙马库斯密切关注继承法的变化，经常在信中提到遗嘱的问题。48罗马的地主阶层用尽各种惯用手段。例如，为了避免债权人在他死后找上门来，叙马库斯的父亲将台伯河（River Tiber）河畔的一块地产的所有权提前转给叙马库斯。49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不仅仅是两人相爱的浪漫结合，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有自己经济基础的新家庭。先要找一个般配的对象，然后转让财产，通常双方家庭都要转让部分财产给这对新人。叙马库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叫弗尔维乌斯（Fulvius）的人，“一直未婚”。他很幸运，娶了某个蓬皮安努斯（Pompeianus）的妹妹。“她和他门当户对，可能家境比他好。”50同样，婚姻财产转让契约为律师提供了获得丰厚收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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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通过婚姻获得其岳父的部分世袭财产。由于这部分财产已经转让给叙马库斯，所以他的岳父因欺诈被检举时没有被充公。51税收系统也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为了减少税额，地主通常会寻找后台。已有史料中虽然没有关于地主凭借很广的人脉而被完全免税的记载，但有很多地主税费减少的案例。然而，减少税费的情况并不确定，因为如果后台失势，那么地主也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地主有很大的空间和禁卫军长官的下属官员争论可以减少哪些税费，减少多长时间，以及已经支付了哪些税费。尽管地主在处理遗嘱和婚姻财产转让契约时格外谨慎，后台失势也会引发所有权的争端。叙马库斯的书信，尤其是他担任罗马首都行政长官时写的公函，记录了大量这类纠纷的案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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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之外，地主也有很多乐趣可言。虽然从管理上而言，拥有多处宅邸可能是个负担，但只要他有收入，他就有机会改造和重新装修这些住宅。叙马库斯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家的新大理石护墙，说护墙铺得非常精巧，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块大理石铺成的。他还对一些圆柱十分得意。它们看似昂贵的比提尼亚（Bithynian）大理石，其实很便宜，几乎没花什么钱。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他在很多信里都提到西西里庄园的新浴室，在一些信里提到他一生中在各处宅邸零星进行的一些改造和装修工作。他还在一封信里抱怨提布尔宅邸的工人进度太慢。53有些事情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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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们把宅邸或多处宅邸改造得舒适惬意，按最新的时尚装修一新（例如在公元4世纪的英国，安装彩色的镶嵌画是一种最新时尚）后，就可以住在里面，享受各种快乐。叙马库斯格外喜欢那不勒斯湾巴亚的别墅。他在很多信里高度赞扬巴亚景色秀丽，食物鲜美，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公元396年4月至12月，他先后在福尔米亚（Formia）、库迈、波佐利（Pozzuoli）、巴亚、那不勒斯和卡普里（Capri）的几处房产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这些地方有些现在依然是名流度假的去处。他在台伯河河畔也有一处宅邸，从罗马顺河而下就可以到达。叙马库斯因公要去罗马时就住在那。和历史上各地方的士绅阶层一样，拥有土地的罗马士绅阶层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狩猎。对狩猎而言，山麓或是森林边的一小块地是最理想的了。54因此，依山傍林的房产在不同季节都能给地主带来各种各样的乐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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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层还可以在乡间宅邸，或多处乡间宅邸，享受贵族生活的其他乐趣。叙马库斯经常称颂在某处幽静的乡间宅邸读古代拉丁语书籍的惬意。他在一封信中声称自己忙于学习，无暇写信。他有时还写信给朋友，讲述自己的近况，并让对方把他想看而又找不着的作品寄给他。56有时，他的好友也在附近的乡间宅邸逗留，偶尔也有朋友在他家做客。这样他们就能频繁写信，相互恭维，还能一起野餐，举办晚宴。57他们在信里谈论最多的是朋友和亲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一方有人偶感不适，另一方则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多次写信嘘寒问暖。叙马库斯的女儿身体比较娇弱。他一度要求她每天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在回信中给她推荐各种饮食疗法。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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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马库斯及其友人的生活方式为接下来1600年欧洲士绅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奠定了基调。他们有闲，有教养，有土地。有的家财万贯，有的境况一般，仅能勉强维持贵族生活。大家都对彼此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间就像在跳一场微妙且又不失优雅的舞，希望并期待通过婚姻财产转让和遗产继承获得大笔财富。叙马库斯等罗马贵族可能喜欢读读拉丁语，写写信，而非画水彩画或是学意大利语，他们对童年和性别的概念也可能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时代的截然不同，但罗马后期的贵族阶层很有点她笔下乡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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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清闲的特权阶层生活方式造成罗马帝国的另一局限性。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地产分配极其不公的基础之上。我们之前提到，不到5％的人拥有超过80％的土地，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而这种不平等的核心就在于罗马政府本身，因为其法律规定并保护所有者阶层的所有权——叙马库斯属于所有者阶层的较高阶层。土地登记制度是仲裁土地归属的最终依据。刑事立法缜密，保护所有者免受穷人的危害。59公元5世纪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录了他与一个曾替匈人（Huns）作战的罗马商人的对话。该对话被多次援引，反反复复在讲罗马社会和匈人社会的优劣，直到普里斯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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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享有各种给予的自由。不仅生者而且逝者也都可以自由给予，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产。不管他们怎样遗赠财产，他们的遗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我的［投靠匈人的］同胞流泪了，感叹罗马法律公正，政体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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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最终达成两点共识：其一，罗马的法律造就了一个更优越的社会。其二，罗马法律的主要益处是保障产权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60这个观点十分普遍。想想罗马元老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上的欢呼。同样，这些元老也非常明白《狄奥多西法典》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是它始终保护“地主阶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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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大量缜密的法律处理地产问题，包括基本所有权、土地利用形式（出售、长租或短租、简单的出租和佃农耕种），以及通过婚姻财产转让、遗产继承和特殊遗赠的方式在代与代之间转让地产。罗马刑法严酷，也保护了所有权。对偷盗的处罚主要是死刑。当然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之外，对其他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罗马社会与之后的“士绅”社会有相似之处。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士绅”社会同样建立在地产分配不公的基础之上。简·奥斯汀的作品描述了贵族阶层爱情、婚姻和地产转让的优雅生活。但在她创作的年代，如果偷窃小于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鞭刑，偷窃小于4先令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烙刑，偷窃超过5先令的财物则会被处以绞刑。在18世纪的伦敦，平均每年有20人因偷窃被绞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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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需要促进和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是因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罗马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个别地主之间，或是和整个地主阶层之间，不会偶尔产生冲突。例如，如果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话，这些地主家族的地产有的就会被充公。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从此就一败涂地。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后来的统治者乐于将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以赢取这个家族的忠心。62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机器的各个层面，政府都依赖行省地主阶层参与管理，尤其是收税。是否能有效收取税收也取决于地主阶层的纳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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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明显的方面是，农产品税额不能提得太高，否则地主阶层会选择全体退出政府体系，使其不能正常运转。如前文所述，大量证据表明皇帝都意识到要赢取地主阶层的忠心，征税就不能太严苛。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开始分权而治，在财政上采取魅力攻势。税额连续三年没有变化，在第四年的时候降低了。他们的发言人说是因为“宽松的税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许诺（和现代的做法一样），“如果税收总额令人满意”，第五年还会再次降低税额。63另一个方面是，地主阶层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决于地产的不公平分配。地产分配极其不公，因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地产。如果没有第三方采取预防措施的话，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纪，这个第三方就是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大体而言，地主阶层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这种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实施地产法律的强权，那么地主阶层将会别无他选，只能去寻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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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把地主阶层参与罗马体系看作一个成本效益方程式。他们的成本是每年向国库缴税，而回报则是他们的财富获得保护。这些财富是他们地位的基础。公元4世纪，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一旦税务官征税过于严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话，地主阶层可能就会另择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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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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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强国。帝国最初的建国根基是军事实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统一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纪，臣服民族已经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当初征服他们的国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由罗马行省组成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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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非凡的国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离、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处理数据能力降低了其运作效率。在征税以外的各领域，罗马从根本上来说都处于被动，通常被利益集团牵制。经济上，帝国的产出勉强满足社会需求。政治上，帝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极少。我们已对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罗马地主阶层过着的特权生活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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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国50年的动荡。帝国为此所做的调整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军事、财政、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机器扩张，能够同时应付波斯和帝国自身经过300年演变所产生的问题。帝国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没收地方资金，打破原来自治城镇的统一性。它还证明分权而治的必要性，虽然这样做只会引发频繁冲突和周期性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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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期帝国基本上还算成功。乡村经济大多在蓬勃发展，并且热衷于在政府部门谋职的地主阶层人数也超过以往。帝国应对波斯的表现说明，帝国体系本身比较刻板，面对新威胁调动资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动迟缓。但它成功打败了波斯，依然是个不可匹敌的强国。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纪，罗马人依然把波斯当作传统敌人之时，另一个重大战略变革即将在北部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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