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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接着派人将瓦伦提尼安送到罗马。公元425年10月23日，赫利翁宣布他为皇帝——史称瓦伦提尼安三世——西罗马的唯一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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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再次胜利宣告东西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东罗马派出的远征军帮助狄奥多西家族的合法后裔重登西罗马的皇位。而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之女丽西尼亚·尤多克西亚的婚约更是巩固了这种联盟关系。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他记载的关于西罗马灾难和重建的历史，在这次最伟大的胜利中达到高潮。16但仍有一个问题存在。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登基远没有结束政治动荡，只是使其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下去。一个6岁的男孩不可能执掌一个帝国，即便政权实际掌握在他的能干老练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手里。西罗马皇宫的贵族们，尤其是军队统帅们开始彼此较劲，看谁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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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冲突中，皇帝的母亲成为主角。残存的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她试图维持一种权力平衡，使任何军队或文职高官都不能占太大的优势。公元425年之后，权力的主要角逐者是西罗马三支主要部队的统帅：费利克斯、埃提乌斯和伯尼菲斯。意大利的主角是费利克斯。他的妻子帕度西亚可能参与离间霍诺留和普拉西提阿兄妹。他是中央野战军的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中央野战军主帅）。在高卢，埃提乌斯取代曾在约翰手下效命的主将卡斯提努斯。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埃提乌斯如何能在新政权中生存下来。当约翰难以抵御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的东罗马远征军时，他考虑到埃提乌斯曾做过人质，便派他去向匈人雇用军队。埃提乌斯未能及时赶回解救他的主子，但最终还是带领大批匈人兵——有史料记载是6万人17——出现在意大利外围地区。埃提乌斯做了一笔交易。他支付匈人军队一笔公道的报酬让他们回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新政权保留他的职位，派遣他去高卢做军队指挥官。参与权力角逐的第三个人是伯尼菲斯，他始终效忠于普拉西提阿，仍然在北非统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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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普拉西提阿的策略似乎有了成效。威胁到皇权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控制住，尽管过程并不完全顺利。但形势渐渐超出女皇的控制。费利克斯先发制人，指控伯尼菲斯不忠，并于公元427年命令他返回意大利。遭到拒绝后，费利克斯向北非出兵，但遭遇失败。接着埃提乌斯也参与进来。他依仗自己在高卢击败西哥特人（公元426年）和法兰克人（公元428年）（我们稍后将会再次谈到），感到自己有足够信心与费利克斯抗衡。可能埃提乌斯的军事胜利使他成为普拉西提阿的新宠，也可能是费利克斯扳倒伯尼菲斯不成，反倒自取灭亡。无论何种原因，总之在公元429年，埃提乌斯被调到意大利，成为中央野战军的下级指挥官。现有的史料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公元430年5月，埃提乌斯以对自己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费利克斯夫妇逮捕。随后两人在拉文纳被处决。三足鼎立变成二虎相争。很快伯尼菲斯的地位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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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费利克斯之后，埃提乌斯在宫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动摇。也许这也同样是因为普拉西提阿担心有位独揽大权的统帅独占上风。于是伯尼菲斯被召回意大利。这次似乎又是趁埃提乌斯人在高卢的时候。伯尼菲斯也被提拔为中央野战军的指挥官。埃提乌斯立刻进兵意大利，同伯尼菲斯在里米尼附近交战。伯尼菲斯获胜，但也身受重伤，不久后便死了。他的女婿塞巴斯提安努斯（Sebastianus）随即继承他的政治地位，继续与埃提乌斯争斗。战败的埃提乌斯先是撤回到自己的领地，但在一次被刺未遂后转向匈人求援，就像他在公元425年所做的那样。公元433年，他带领足够的匈人援军重返意大利，赶走塞巴斯提安努斯。后者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住了十多年。接下来，埃提乌斯当上中央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官——现在没有人能威胁到他了。公元435年9月5日，他获得贵族头衔，向世人宣称他终于艰难地出人头地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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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摩洛哥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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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的政治冲突，两场大战役和一场小战役，终于产生了一个赢家。凭借暗杀、公平交战和好运，埃提乌斯在公元433年年底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种宫廷剧不过是老调重弹。如前文所述，这是由罗马政权结构的局限性造成的。每当一位强大的皇帝或幕后掌权者倒地而死，都会引发为确定继任者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斗。有时其边缘效应远比公元421年至433年间的争斗还要惨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公元285—305年间给帝国内部带来和平，但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重大规模的内战充斥了接下来的19年，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战胜最后的对手才得以结束。这一回合的暴力冲突在时间跨度和惨烈程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到埃提乌斯上台之间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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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元5世纪20年代的争权夺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所带来的间接结果非比寻常。虽然政权核心在痛苦地建立新秩序，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通常还是照旧过罗马人该过的日子。有地产的贵族精英们照看他们的财产，给彼此写信作诗，他们的子女忙着学习语法，农民们继续播种和收割。但到公元5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臣服的外族势力在罗马境内肆意横行。在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的12年间，他们一直致力于所做的并非归顺罗马。因此，如果说公元421年至433年间发生的事件本身仅仅是重现罗马帝国的旧事，这些事件的结果却有着不同的性质。拉文纳政权的无能使得外部势力无所顾忌地追求各自利益，总的结果就是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损害。一方面，西哥特人的超级军团刚刚在阿基坦安顿下来，就不自量力地觊觎帝国管理权，想要超越公元418年和议赋予他们的权限。莱茵河沿岸长期以来的不安分分子同样一如既往地不安分，尤其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19最要紧的是，公元406年侵入莱茵河地区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又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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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五章所述，他们原本只是一帮乌合之众。阿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直到公元370年时还游荡在顿河以东、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带。只是由于受到匈人的袭击，一些人才开始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向西迁徙，而其余的人则被匈人征服。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分别有各自的首领，就像公元376年哥特人的两个部落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那样。他们是讲日耳曼语的农业生产者，在公元4世纪时居住在波兰中南部和喀尔巴阡山的北部边缘。苏维汇人由来自匈牙利大平原山地边缘的小部落组成。这一各色人等的奇怪组合可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公元406年结成联盟。但他们的结盟不是自然形成的。首先，即便哈斯丁人、斯灵人和苏维汇人的日耳曼方言略有不同，他们也自然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但阿兰人的语言和他们完全不同。其次，就我们所知，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可能实行三级分化的寡头统治。这在公元4世纪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中非常普遍：由少数人构成的自由阶层如果人数较多，这个阶层就居于统治地位，统治自由民和奴隶。而游牧民的游牧经济决定了阿兰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唯一实质性的评价来自阿米安。他发现他们对奴隶制闻所未闻，每个人都同样享有“贵族”地位。20无论史料描述这种情况时用的是什么术语，游牧经济都自然决定了其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个人财富以拥有牲畜的数量来衡量，这比以拥有土地多少标志的财富量更加具有不确定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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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很奇怪，但当时的局势促使他们学会合作。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的。据图尔的圣格列高利的作品《法兰克人史》记载，早在横渡莱茵河之前，阿兰人就在首领雷斯潘迪亚（Respendial）的率领下将哈斯丁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22渡河之后这些部落在高卢的合作关系有多紧密，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公元409年君士坦丁三世领导的反击战中，他们再次一同入侵西班牙。到公元411年，当罗马反击战的威胁消失后，这些部落又一次分道扬镳，瓜分西班牙的几个行省。如前文所述，哈斯丁人和苏维汇人共同占据加利西亚，阿兰人夺取卢西塔尼亚和迦太基尼西斯，斯灵族汪达尔人分得贝提卡（地图8）。阿兰人分得两个行省，而在公元40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们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都说明他们当时是联盟的主力。这一点得到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的证实。23这种格局贯穿公元5世纪10年代前半时期。联盟各方彼此相安无事，他们的人民从北方迁入西班牙，快乐地享受阳光和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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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田园诗般的生活并不长久。君士坦提乌斯逐一处理西罗马帝国的问题。等他在高卢解决了篡位者和西哥特人后，接下来就轮到莱茵河的入侵者。从公元416年到418年，贝提卡（属于现在的安达卢西亚）的斯灵人作为独立部队遭到摧毁，他们的首领弗雷迪巴德（Fredibald）在拉文纳送命。阿兰人也伤亡惨重。据伊达提乌记载：“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寻求庇护。”24这些反击战不仅收复西班牙的三个行省——卢西塔尼亚、卡塔赫纳和贝提卡重归罗马中央政权的控制，还扭转了汪达尔－阿兰－苏维汇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一度占据优势的阿兰人伤亡惨重，退居为小配角，四个部落中有三个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剩余的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现在全都归为哈斯丁首领旗下。他们处于罗马帝国境内，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机遇。就像当年阿拉里克领导下的超级军团那样，面临着危险和机遇，这个公元406年形成的松散同盟在公元418年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联盟。蛮族人的第二个超级军团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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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日耳曼语族的汪达尔人和伊朗语族的阿兰人无疑是困难的。这个困难是如何克服的，我们只能猜测。社会结构的不同一定也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哈斯丁首领此后获得的头衔——“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之王”（reges Vandalorum et Alanorum）——不仅仅是讨好公众的手段，而且还简捷地表明两个民族只是有限的融合这一事实。君士坦提乌斯在这些部落中引发的恐慌造就了一个7万—8万人的联盟，可以组建1.5万—2万人的军队，上阵杀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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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西班牙的斯灵人和阿兰人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暂时中止战事，以便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26这给昔日的莱茵河入侵者提供了喘息之机。新建立的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首领贡德里克似乎趁机在公元419年发动战争，试图将苏维汇人及其首领赫尔墨里克（Hermeric）也纳入自己旗下。苏维汇人凭借加利西亚北部险要的山区地形发起反抗，但他们遭到封锁。接着在公元420年，罗马帝国反击战重新开始。罗马军官阿斯忒里乌斯（Asterius）突破封锁，估计是不想让贡德里克有更多的追随者。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战事中断。公元422年，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再次联手，对已退到贝提卡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进攻。鉴于罗马帝国组织任何行动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君士坦提乌斯在死前很可能就已经做好必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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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支庞大的罗马军队——一支由卡斯提努斯率领，可能是来自高卢的野战军，另一支由伯尼菲斯率领，可能来自北非——和西哥特人的一支大部队联合，共同攻打汪达尔人。但是，尽管宫廷政治的不确定性没有阻止战争爆发，它也的的确确破坏了战争的进程。可能是因为普拉西提阿被流放，伯尼菲斯和卡斯提努斯产生矛盾，把军队撤回阿非利加。战争仍在继续。卡斯提努斯起初对敌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封锁，眼看就要再次取得胜利。据伊达提乌记载，敌军差点缴械投降。但伊达提乌又记载道，卡斯提努斯“鲁莽”地参与了一场常规战。由于西哥特人的“背叛”，他战败了。但伊达提乌没有详细描述背叛的细节，而且他本人憎恨西哥特人，因此我不能确定他此处的记载是否可信。27伯尼菲斯率军离开应该不是卡斯提努斯战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手抗敌。仅在四年前，罗马和西哥特人的联合部队还有能力分别击败这两个民族，但现在新结成的联盟拥有更强大的抵抗力。战败后，卡斯提努斯向北退到塔拉戈纳。但是还没等到发起新的战役或是制定新的战略，霍诺留便去世了。如前文所述，卡斯提努斯又回到意大利，在篡位者约翰手下担任高级指挥官。政权核心的混乱使任何彻底消灭莱茵河入侵者余党的计划都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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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422年起，随着意大利局势的剑拔弩张，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又过上和平生活。此时宫廷内部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编年史作者们自然无意关注西班牙的情况。因此公元422年到425年间没有任何关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记载。但接下来他们在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又活跃了三年，占领了卡塔赫纳和塞维利亚两座城市。这是伊达提乌在史书中提到的重要事件。但自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崛起以来，这些部落从经验中总结出，每当一个新的首脑人物最终在宫廷掌权，他就会成为头号公敌。他们在西班牙靠武力生存，从未与帝国的中央政权签订任何和约。因此，尽管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利用政权空白期大肆掠夺，他们也知道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长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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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8年贡德里克去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首领变成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盖萨里克（Geiseric）。公元6世纪的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在其作品《哥特史》（Getica）中，生动地将这位新国王描绘成一个罗马人眼中蛮族狡诈的典型：“盖萨里克……中等身材，曾从马上掉下来摔瘸了腿。他喜好沉思，沉默寡言，蔑视奢华，贪得无厌，愤怒时如狂风暴雨，精于拉拢蛮族人，善于制造不和，挑起仇恨。”28后来的新政策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我们无从得知。但现在盖萨里克确实盯上了阿非利加。这一举动理论上可以解决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从战略上讲更为安全的地区，尤其是要离罗马－哥特部队越远越好。阿非利加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距离西班牙南部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安全得多。然而，海上行动要比陆地行动困难得多。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迁徙。公元410年年末，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转移到墨西拿（Messina）以南，打算全体迁往北非。公元415年，他之后的国王瓦利阿也考虑过从巴塞罗那出发进行同样的迁徙。两次迁徙过程中，西哥特人好不容易集结的船队都遭遇暴风雨袭击，被摧毁了。于是他们放弃计划。但汪达尔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开展计划。他们在西班牙南部时就已经和当地船主打好交道，袭击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事情。这些袭击只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汪达尔人得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制定计划，集结所需的船队。公元429年5月，盖萨里克把他的手下聚集到塔里法港（Tarifa），就在现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开始向阿非利加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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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大量文字史料提到这一时期，但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大多都在谴责而非描述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行动。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一些书信，还有他当时为迦太基教众写的一套布道词。当时汪达尔人正在围攻他在希波城（Hippo Regius）的主教教区。圣奥古斯丁深陷城中，随后去世。盖萨里克新近宣布信仰乌尔菲拉宣扬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一教派可能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就已经由西哥特人传给汪达尔人。汪达尔人不但像其他侵袭者一样烧杀劫掠，还把天主教机构作为目标，将一些主教逐出教区。因此很多史料表达的不是详尽的事实，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面对异教徒的迫害萌生的满腔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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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即盖萨里克究竟是如何带领军队渡海的。过去曾有人认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从塔里法出发，向东航行很久，然后在迦太基附近登陆。如果真是这样，北非的罗马军队到哪里去了？根据《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公元420年前后罗马野战军情况的记载，时任阿非利加伯爵的伯尼菲斯手下有31个团的野战军部队可供调遣（至少1.5万人），另外还有22支驻地部队（至少1万人）分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一带。29通常海面部队如果想成功登陆，人数需要比地面防御部队多五到六倍。因此，如果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最多只能派出2万人作战，他们不可能有机会登陆，更何况他们还带着大批非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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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试图解开这个谜。他猜测伯尼菲斯伯爵身为罗马驻阿非利加的高级指挥官，担心在三股势力争夺对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控制权的斗争中，自己可能性命不保。因此他邀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他的辖区。但普罗科匹厄斯也猜测他后来对此懊恼不已。30不过同时代的西罗马史料没有任何关于伯尼菲斯背叛的记载（甚至他被埃提乌斯打败后也没有过这类行为）。而且仔细想来，这种求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到公元429年时，伯尼菲斯已经和帝国宫廷达成和解。因此他绝无理由在此时邀请这些人入侵阿非利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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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萨里克成功的真正原因有两个：首先，仅根据当时的后勤状况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集结足够的船只带领所有部下一同过海。罗马时代的船只没有那么大。比如我们知道，在后来对北非的一次侵略战中，东罗马远征军平均一艘战船只能够搭载约70人（加上马匹和给养）。如果盖萨里克的全部人马有将近8万人，他就需要至少1000艘船才能一次性把人都运过去。但公元5世纪60年代，整个西罗马帝国最多也不过300艘船，东西罗马帝国加起来才可能凑足1000艘。公元429年，由于盖萨里克只控制了沿海行省贝提卡，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水域供他使用。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性搭载所有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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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敌对部队零敲碎打地运送到罗马帝国防御严密的北非核心地区无异于自取灭亡。就好比把第一批部队给罗马人全盘奉上，然后船只又返程去带第二批。所以盖萨里克没有让他的部队走遥远的海路，而是走捷径穿越地中海，从现在的塔里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丹吉尔（Tangier）（地图10）。两地仅隔62公里，连罗马时代的船只也能在24小时内走个来回。自公元429年5月起的一个月时间里，直布罗陀海峡一定穿梭着各种船只，运送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过地中海。随后发生的战役从时间上证实了这一安排。足足12个月之后，即到公元430年6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才终于出现在奥古斯丁的希波城外。他们从丹吉尔出发，经罗马干道到达2000公里外的希波城（地图10）。同盟国部队在1942年年末和1943年年初发现，这一地区地形崎岖，除了已经有人踩出的小路以外根本无路可走。汪达尔人当时可能还拖着一个车队。法国史学家很快算出，公元429年夏天，汪达尔－阿兰联军终于聚齐之后，他们不紧不慢地向东方的希波城行进，平均速度大概是每天5.75公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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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解释了从海上登陆成功的原因。盖萨里克取道丹吉尔，相当于没有让部队在罗马的北非领土登陆。丹吉尔是罗马在北非最西端的领土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现在的摩洛哥）的首府。丹吉尔在罗马北非的核心地区以西2000多公里外，还相隔一道贫瘠的里夫山（Er Rif）。因此丹吉尔在行政上实际属于西班牙（地图1）。既然如此，保卫丹吉尔的重任就不属于阿非利加的伯爵，而是廷吉塔纳的伯爵。他手下有5个团的野战军部队，还可能有8支驻地部队前来增援，这样总共就有足足13个团，即约5000—7000人。但是，驻地部队的主要职责一直是管理来往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否同盖萨里克久经沙场的军队进行部署严密的战争实在值得怀疑。盖萨里克的军队从莱茵河一路拼杀到西班牙，至少自公元418年各部落统一后，就显示出抵御罗马野战军主力的实力。事实上，两军的实力对比比看起来还要悬殊。如第五章所述，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05年西罗马的野战军遭受惨重损失后，将驻地部队提升为机动野战军团。廷吉塔纳伯爵能够调遣的军队里只有2个团是真正的野战军，另外3个都是提升上来的驻地部队。33所以他可能只有1000人至多1500人的精锐部队，可以用来挫败盖萨里克的计划。这种情况下，两军根本不可能交战。我们也就明白汪达尔－阿兰盟军是如何登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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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后，盟军缓慢向东推进。我们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可以参考的佐证是阿尔塔瓦（Altava）的一处碑刻，落款时间是公元429年8月。碑刻记录当地一名重要居民被一“蛮族人”所伤，但没有说这名蛮族人是柏柏尔人（Berber）还是汪达尔人或阿兰人。阿尔塔瓦距丹吉尔700公里。过了阿尔塔瓦，只要再走1000公里左右，入侵者就可以到达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努米底亚、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史料没有详细描述行军的细节，但用到不少谴责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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