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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只是零散的防御措施。汪达尔人的进攻在航季开始之后如期而至。盖萨里克对西西里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包括围困巴勒莫（Panormus）的主要海军基地近一个夏天。但是，埃提乌斯早已做了长远规划。6月24日颁布的法令体现了他恢复局势的计划：尽管困难迫在眉睫，人们仍相信“我们的君主，不可战胜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即将派兵……我们相信，至高无上的贵族埃提乌斯很快就会率领大军前来”67。埃提乌斯之前离开意大利去尽力召集兵力。但鉴于自公元406年以来，西罗马的兵力就一直不足，埃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堡协商，请求援助。这再次体现出埃提乌斯不夺取皇位是多么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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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40年末，恶劣天气迫使汪达尔人退回迦太基。随后，东西罗马的军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共有1100艘战船可供运输士兵、战马和军需物资。埃提乌斯的“大军”渡海来到岛上，和东罗马庞大的远征军会合。没有史料明确给出罗马军队的人数，但船只的数量足以装载几万人。东罗马的军队规模从指挥官数量可见一斑。共同领军的一共有五位指挥官：阿雷奥宾德斯（Areobindus）、安西拉斯（Ansilas）、因诺宾德斯（Inobindus）、阿林提乌斯（Arintheus）和格曼努斯（Germanus）。君士坦丁堡官吏潘塔迪乌斯（Pentadius）有幸负责后勤。后来他因为承担调遣远征军这一艰巨任务被提拔。68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发动反攻，夺回迦太基。3月底，通常在冬季断航的北非航线恢复通航，埃提乌斯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也近在眼前。但舰队一直没有出发，东西罗马的军队返回基地，一切行政努力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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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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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联合远征军没有出兵？莫罗保蒂斯为公元443年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的赞美诗的残存章节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莫罗保蒂斯首先列举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的种种功绩，然后讨论他在和平时期的领袖才能，之后莫罗保蒂斯突然转变语气，他以罗马女战神贝娄娜（Bellona）的口吻谴责埃提乌斯带来的和平富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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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轻视，人们对我的王国不再尊敬，这都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埃提乌斯的胜利和汪达尔人的和平］。我被放逐，无法统治大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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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是一位典型的女战神，不会甘于沦落。于是她去找自己的长期盟友厄倪俄（En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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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突出的悬崖下，残酷的厄倪俄掩饰着被长期和平压抑的愤怒。她苦恼，因为世人没有了苦恼。她看着人们的欢乐，发出悲哀的呻吟。她丑陋的脸庞结了一层难看的污垢，衣服上还有干结的血痂。她的战车向后倾斜，缰绳下垂，僵硬，头盔的羽饰无精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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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贝娄娜怂恿厄倪俄重建战争的“疯狂”。在赞美诗的结尾，所有人都呼唤埃提乌斯回到罗马军队的统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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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他［埃提乌斯］不要代言战争，而是发动战争。愿他重返过去胜利的命运。愿他的战利品不要误导他，对金子的狂热不要迫使他屈从于无尽的忧虑。愿他的战斗精神得到赞扬。愿他的剑忘掉拉丁姆（Latium）的血腥，重新流下敌人的鲜血。愿他战无不胜，高贵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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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传达的信息无疑是说，出现了一个远远超过汪达尔人的新威胁，埃提乌斯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拯救罗马帝国。正是这一威胁迫使集结到西西里的军队又返回基地，任由汪达尔人践踏迦太基。而西罗马帝国只能尽可能地弥补盖萨里克胜利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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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公元442年，罗马和汪达尔人签署第二个和约，允许盖萨里克统治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可能还包括努米底亚部分地区。西罗马帝国收回公元435年割让给他的领地。一些法律文献证实，帝国随后收回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Caesarensis）］以及努米底亚其他地区的行政权。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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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盖萨里克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也乐于慷慨一下，作为和平的回报。汪达尔人占领的各行省继续向罗马缴纳谷物作为贡品，但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减少。他还把自己的长子胡内里克（Huneric）送到罗马皇宫作为人质。但盖萨里克的胜利毋庸置疑。公元440年6月24日的法令中还称他为“帝国的敌人”。但公元442年之后，他已成为帝国正式承认的藩属王，头衔是“盟邦国王及友人”（rex socius et amicus）。此外，与罗马对待“人质”的一贯做法不同的是，胡内里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优多西娅（Eudocia）联姻。如前文所述，在30多年前，阿拉里克的姻亲、西哥特国王阿萨尔夫曾娶了时任皇帝霍诺留的妹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普拉西提阿。但在当时这次婚姻没有得到认可。而现在，蛮族人的王室和帝国皇族开始考虑合法的联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用联姻可以为罗马城换取持续的粮食供应，那么这种耻辱似乎也就可以忍受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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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保蒂斯残存的作品中有两篇写于这次缔结和约之后。公元443年的赞美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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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利比亚的［盖萨里克］斗胆以注定胜利的军队摧毁狄多（Dido）的王国［迦太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充斥迦太基的城堡。自那以后，他脱下敌人的外衣，热切地盼望通过更多的私人和约巩固罗马的信任，把罗马人变成他的亲戚，让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联姻。于是，帝国统帅［埃提乌斯］因重获和平而把铠甲换成托加袍，并命令已处于和平状态的执政官员不再敲响战鼓，战争结束，各处的人们对他的战袍充满崇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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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保蒂斯暗示北非的沦陷不可阻挡，但同时也强调埃提乌斯尽最大可能处理困境，劝服卑躬屈膝的盖萨里克和帝国结成和平联盟。一首描述镶嵌画的短诗继续宣扬同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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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华丽的皇帝和皇后处于［皇家餐厅］天花板的中央，仿佛他们就是天上明亮的星星。他是大地的拯救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在我们的保护人面前，一个刚被流放的人突然哀悼自己丧失的权力。胜利将世界交还到应得的人手中，辉煌的宫廷为他从远方带来了新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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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流放的人”是胡内里克，他在宫廷的出现，标志着他的臣民对罗马的臣服，而随后体面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会恢复他的尊严。同公元363年约维安把几个行省和城市割让给波斯人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公元442年将迦太基拱手让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被描绘成罗马的胜利。上帝保护的帝国绝不能承认失败。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必须维护其掌控一切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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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和约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开始给予他的追随者所期许的回报。这对他的政治生命举足轻重。为了筹集所需资金，他没收元老在阿非利加的地产，例如叙马库斯后代的地产，并重新分给自己的追随者。这些地产被称为“汪达尔人分得的土地”（sortes Vandalorum）。74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汪达尔人只是分得国家土地税收的一部分，而不是实际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公元484年，维塔的维克多（Victor of Vita）主教称胡内里克对居住在“分得的土地”上的天主基督教徒（Catholic Christians）进行迫害。75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证明分得的土地的确是以土地的形式发放。我们的证据表明，自约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起，分得的土地就是以这种形式发放的。有法律文献提到，这个时期从北非流放了大批元老院元老，其他史料也提供了一些独立的案例。从某个叙利亚主教的书信中，我们找到至少八封推荐信，为北非一位被驱逐的名叫塞利斯提亚库斯（Celestiacus）的地主求情，还提到一名叫玛利亚（Maria）的妇女在东罗马住了些时候，最终在西罗马与父亲重逢。76从这些流放者那里没收的土地为汪达尔人的安置提供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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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有必要从汪达尔人的角度考虑安置政策。这群移民花了33年时间，追随他们的统帅从欧洲中部出发，穿越法国、西班牙，然后来到北非。他们跋涉上万公里，与罗马军队进行过无数次交战。他们打了很多胜仗，但这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伤亡惨重，尤其是公元416年至418年在西班牙与君士坦提乌斯的西哥特和罗马盟军的战斗中。而现在，或者至少是在公元442年和约签订后，他们终于把西罗马最富庶的行省牢牢把握在手中。他们希望得到巨大的回报，以弥补他们承受的苦难，并嘉奖他们自公元406年以来表现出的忠诚，这完全合乎情理。如果盖萨里克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的人头可能也要和罗马篡位者的一起，被挂在迦太基城郊的柱子上烂掉。我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很难想象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会仅仅满足于分给他们一部分税收，而不想要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我也并不认为他们打算从事农耕。毕竟被流放的是罗马地主，而不是罗马佃农。因此很有可能是原来的农民仍然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只是他们现在向新的地主交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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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统治的其他北非地区——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没收土地的事件。阿非利加是最适宜的安置地点，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里的大部分地主都是像叙马库斯家族那样长期居住在外的元老院元老。因此在这个行省没收土地不会引起太大骚动。第二，这里正对西西里和意大利，具有战略优势，以便提防将来可能来自这两处的罗马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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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于阿非利加的很多罗马地主而言，汪达尔人的到来和之后在公元442年签署的和约对于经济和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政府尽一切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公元443年10月19日盖萨里克夺取迦太基四周年纪念日那天，瓦伦提尼安三世对阿非利加的罗马人暂时中止了惯用的经济法，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财产，贫困，流离失所”。如果他们在被流放之后借钱，他们的债主不能起诉要求归还，“直到他们收回财产为止”，除非他们“另有财产并有经济能力”。同样，在涉及流放前的经济问题时，任何人不得向他们催款，也不得对欠款收取利息。在公元439年至440年流放者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一定借了很多钱，因为当时人们都对收复迦太基信心十足。公元442年和约的签订使这种信心立刻化作泡影。于是瓦伦提尼安三世采取行动，保护流放者不受坏账影响。大约7年之后，可能经过很多暗中操作，政府变得更加大方。公元451年7月13日，瓦伦提尼安颁布了另一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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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对于在敌人的暴行中被夺去财产的阿非利加贵族和土地所有者，政府将实行优惠政策，即庄严的帝国将竭尽所能，补偿他们因命运的残暴而失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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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在两次和约间隔的7年时间里，一直都在汪达尔人手中。皇帝对其1.3万单位的土地实行5年的税收减免，希望以此带动这里恢复生产力。他还提供现金补偿。在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失去阿非利加或拜扎卡纳土地的人在租用公有土地时享有优先权，而其他受灾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则从原有的租约中剔除。78汪达尔人占领迦太基12年后，阿非利加一部分失去财产的地主终于通过在毛里塔尼亚获得新的土地，看到至少恢复部分财产的希望。我们再次看到，罗马政府保护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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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受到的创伤就不那么容易恢复了。北非原本是西罗马预算的主要来源。但公元442年之后，北非的大部分税收就完全丧失了，其他地区的也减少了八分之七。根据和约，拜扎卡纳和阿非利加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尽管还留有一些谷物运输，但这两处的大部分税收也丧失了。北非的其他行省或仍属于帝国，或已归还。公元445年6月21日，瓦伦提尼安三世针对这些行省颁布税法。从中可以看出，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只能缴纳原来土地税收的八分之一。79除此之外，这些行省通常还要缴纳一些其他税款，作为士兵的生活补给和津贴。阿非利加在这方面又享受到减免。这些津贴原则上要折算成粮食和草料，但通常是兑换成金币缴纳。阿非利加人享受特别的兑换率，每单位税款兑换四个苏勒德斯（solidi，古罗马金币），而不是通常的五个——相当于减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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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北非最多产的行省，而剩余地区又损失多达八分之七的税收，这对西罗马而言是一场财政灾难。从公元5世纪4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例中可以明确看出随后的财政困难。公元440年和441年，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从现有的现金来源中最大可能地抽税。公元440年1月24日颁布的法令撤销帝国特别减免税收的所有现有措施。80同样还有同年6月4日的法令，削减政府官员——廷臣——外出收税时额外留给自己的份额。81公元441年3月14日，政策更加紧缩。原先享受税收优惠而从国库按年租用的土地，现在要按正常税率收税，还包括所有教会用地。此外，法令还将目光转向原先高级权贵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的各种小型税：“军事道路的修建和维护，武器生产，城墙修缮，粮食供给，以及其他有利于伟大的公共防御事业的公共事务。”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可以免责。下面就是他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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