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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皇帝……在一个物资丰富的年代将这些特权赐给功勋卓著的人，对其他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太大的损害……然而在现在的困难时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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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主统治又服务于地主的西罗马政权，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被迫大幅减少长期以来提供给最重要的拥护者的税收优惠。税基损失的危害逐渐显现出来，宫廷显贵们不得不减少他们一直享有的特权和优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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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学家通常认为，帝国后期花在军队上的税收大约占三分之二。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那么当帝国税收大幅缩减的时候，军队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方面能削减开支了。而且可想而知，公元440年至441年的零星政策不足以弥补阿非利加税收的整体损失。在公元444年的最后三个月，另一条帝国法令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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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信每个人都认为，维持强大的军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其重要性无以复加。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因为为了处理一项事务已经花费很多经费……必须把全体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纳税人已经竭尽全力，但仍无法供养新近宣誓入伍的士兵，甚至也无法供养原有的士兵。现在看来，纳税人已无法为军队的粮食和服装提供足够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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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纳税人“竭尽全力”，对他们表示同情，是政府的怀柔政策。法令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是要另外征收4%的营业税，买卖双方各摊一半。法令继而明确指出，帝国在现有税收基础上，已无力支撑当前局势所需的军队规模。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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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明确计算北非在西罗马帝国造成了多大的财政缺口。但我们可以算出仅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两地的税收损失所造成的军队削减情况。从公元445年法令中提到的数字可以算出，这些行省由于新的免税政策造成的税收损失总计达到每年106200苏勒德斯。83一名普通的野战军步兵每年的开销大约是6苏勒德斯，骑兵是10.5苏勒德斯。84这就意味着，单是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减少的税收就说明，部队减少约1.8万步兵，或约1万骑兵。当然这还不包括较富裕的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这两个行省的税收全部丧失了。因此北非税收减少的总量标志着军队减员近4万步兵，或2万以上的骑兵。除这些损失以外，当然还有公元405年后那段时间产生的损失。如第五章所述，到公元420年，为了弥补野战军的严重损失，政府将驻地部队提升为野战军，没有招募正规的野战军部队。我们在《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没有找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初最新的军队列表（人员部署）。但是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显示自公元420年后人数的进一步大幅减少。因此，只消一个巨大的新威胁就能迫使埃提乌斯取消东西罗马的联合远征军，接受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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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威胁来自哪里？莫罗保蒂斯在公元443年赞美诗的残篇中至少对此有所影射，但没有直言。战争女神贝娄娜说：“我将召唤远在北方的民族，来自法西安（Phasian）的陌生人将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我将聚集各个民族，撕毁王国间的和约，宫廷皇室将在我的怒火中陷入混乱。”然后她向厄倪俄下达命令：“让野蛮的民众投入战争，让塔内斯（Tanaïs）在无名的地方奔腾，带去斯基泰人的箭羽。”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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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基泰来的会射箭的游牧民族？在公元5世纪中叶，这只有一种可能——匈人。匈人的确是迫使北非远征军放弃从西西里出海的新问题。就在远征军为出发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匈人越过多瑙河，向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发动袭击。君士坦丁堡把驻守在多瑙河前线的军队都派往了迦太基，现在只得将他们立刻召回，放弃任何消灭盖萨里克的努力。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匈人都是罗马的主要盟军，维护埃提乌斯的政权，并帮助他打败勃艮第人，遏制西哥特人。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导致罗马灭亡的关键人物。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匈王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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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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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间，在欧洲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杰作。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吉本之后，他通常被视为一位军事和外交天才。在20世纪40年代，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将他描绘成一个失败者。对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而言，阿提拉的军队就像是全能上帝手中挥舞的鞭子。他的异教徒军队遍布欧洲，鞭笞着那些上帝选出的罗马皇帝。罗马的帝国理念很擅长解释胜利，但在解释失利方面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尤其是败在非基督徒手下。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异教徒歼灭他的子民？公元5世纪40年代，匈王阿提拉将毁灭的种子从君士坦丁堡一直散播到巴黎城门前，促使人们提出了这个从未提过的问题。那个时代有人这样说：“阿提拉让整个欧洲化为齑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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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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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初登历史舞台时，是与他的兄弟布勒达（Bleda）共同统治匈人。两人从他们的叔叔卢阿［Rua，或卢嘉（Ruga）］手中继承了统治权（公元435年的11月，卢阿仍然在世）。2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节出访阿提拉和布勒达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438年2月15日之后的某个日子。兄弟俩可能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末，很可能是迟至公元440年才掌权。和其他新政权一样，他们初一上台就改变政策。与君士坦丁堡的初步接触使他们决定重新协商双方的关系。双方代表在上默西亚多瑙河河畔的马尔古斯城外会面（地图11）。公元5世纪的史学家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匈人］认为下马商谈不妥。因此，罗马人顾及自己的颜面，在见面时选择同样的方式，避免一方骑在马背上说话，而另一方站在地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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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议最突出的变化是，给匈人的岁贡从每年350磅黄金增加到700磅。条约中还包括遣返罗马战俘、贸易设立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罗马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帝国的叛逃者等条款。然而，尽管岁贡增加，新协议仍未能让匈人的两位新首领满意。此后不久，可能是在公元440年年底至441年年初，在一次贸易过程中，匈人“商人”突然亮出武器，占领举办贸易的罗马要塞，杀死守卫和一些罗马商人。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当罗马使节抗议此事时，匈人反驳道：“马尔古斯的主教进入他们的领地，亵渎匈人的王室陵墓，并偷走价值连城的随葬品。”然而，主教版的夺宝奇兵故事只是个借口。借此机会，叛逃者的问题被重新提起。阿提拉和布勒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罗马立刻交出匈人叛逃者（包括那位主教）。罗马并没有照办。等到战季来临，匈人大举渡过多瑙河，攻陷边境上的要塞和城市，包括罗马在费米拉孔（Viminacium）的主要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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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尔古斯的主教恐慌起来。他与匈人做了一笔交易，如果匈人撤销对他的指控，他将拱手让出自己的城市。阿提拉兄弟趁此良机又占据一个战略要地，并充分利用马尔古斯的优势。马尔古斯是打通横贯巴尔干半岛罗马军事要道的关键。匈人很快开始围攻干道上的下一个要地：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干道在纳伊苏斯一分为二，一条大体上向正南通向塞萨洛尼基，另一条向东南经塞尔迪卡（现在的索非亚）直达君士坦丁堡。拿下这个岔路口至关重要。这次，普里斯库斯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攻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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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匈人把大批攻城装备运到城墙下……面对乌云般的流矢，城垛上的守军放弃抵抗，撤离城垛。攻城槌也出现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巨型装置，在斜搭的木架上用锁链横吊着一根撞槌，撞槌前端装有金属尖头和隔板……以保障操作者的安全。槌的尾端装有短绳，操作者用力将撞槌朝目标反方向拉起，然后再松开……守军从城墙上滚下马车大小的巨石……一些攻城槌被砸坏，操作的匈人也被砸死。但守军仍无力抵御如此众多的攻城装备。随后，敌人架上云梯……蛮族人从攻城槌撞出的缺口和云梯攻进来……城市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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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人们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它明显借鉴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关古代攻城战役的著名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这场攻城战是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初期的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描述如此相似，人们通常会认为整个故事纯属捏造。但在古代，作者展示其学识是情理之中的事，读者也乐于看到他们引经据典。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普里斯库斯借鉴著名史学家的一些词句，就认为整个战事是虚构的。4我们知道，不管怎样，纳伊苏斯在公元442年被匈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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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东罗马帝国的首次交战中，阿提拉和布勒达已经证明他们有攻占固若金汤的罗马要塞的军事实力。尽管他们在夺取马尔古斯时玩了点花招，但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都是巨大而坚固的要塞，而他们依然能够强行攻破。这意味着在欧洲战争的舞台上，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最近一次遭受严酷攻击是在公元367年到382年之间。侵袭者是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虽然能够夺取一些较小的防御基地或追逐散兵，但对高墙内的大城市只能望而兴叹。因此，尽管有时候会出现食物短缺，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城市基本上仍能完好无损地撑过战争（参见本书第四章）。西日耳曼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军队深陷内战之时，莱茵河边境的部落有时会进犯帝国的大片领土，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马格嫩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内战余波中的阿曼尼人。但他们的作为仅止于占领城郊，破坏小型瞭望塔。他们并没有尝试攻击那些固若金汤的主要防御中枢，例如科隆（Co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等。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没有遭到破坏。5现在，匈人却能够成功攻陷这样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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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的。是他们在大草原上本身就有的，还是新近习得的？攻城技术在对抗哥特人和其他黑海北部部落时几乎用不到。有关匈人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作战的记载主要集中描述了他们在开阔战场上的骑射技能。但如果这些匈人曾属于早先的匈奴联盟（参见本书第四章），后者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确实会有攻城的需要。此外，在古典时期晚期，即便无名的游牧部落也希求占据丝绸之路上那些固若金汤的富饶城市，或至少对它们施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一定的攻城能力也很重要。6另一方面，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匈人曾受雇于埃提乌斯，很可能还有之前的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他们有可能通过仔细观察罗马军队作战，习得攻城技术——在不同时代，罗马的技术和装备都曾迅速被蛮族人采用。就在公元439年，匈人辅助部队还协助西罗马的军队围攻图卢兹的哥特人，从而直接见识了围攻作战。总的来说，我认为，匈人成功攻占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更有可能是表明他们新近发展了一项新的作战技术。人员情况对于攻城战成功与否也同样重要。制造和操作作战装备、挖战壕以及发起总攻都需要人员。在本章稍后我们会看到，即便攻城装备的设计并非创新，但直到不久前匈人才具备如此规模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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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这些蛮族夺取关键防御中枢的作战能力在战略上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固若金汤的重镇是帝国控制其领土的核心。然而，虽然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的失陷意义深远，但此刻最为关键的是匈人选择与君士坦丁堡初战的时机。当时东西罗马帝国的远征军正集结在西西里，意欲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迦太基。前文已经提到，这支远征军中东罗马的军队大多是从巴尔干半岛抽调的野战军。显然，匈人对此了如指掌。在罗马边境地区，消息传递很快。因此很难隐藏从驻地大量撤军的事实。7我认为，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阿提拉和布勒达统治初期轻易地将岁贡提升到700磅黄金，是想借此争取足够的喘息时间，远征阿非利加。要真是这样，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们就大错特错了。匈人并没有被收买，反而决定进一步利用罗马此时的弱点。他们心怀不轨，大举渡过多瑙河。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堡方面就不得不从西西里撤军。东罗马帝国丢失了三个主要基地——费米拉孔、马尔古斯和纳伊苏斯（尽管后者在命令下达时可能还没有沦陷）。这对罗马而言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撤军，也情有可原。现在，匈人军队牢牢占据这条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道。阿提拉不用亲临北非，就在第一次征战中迫使东西罗马帝国放弃收复北非这一重要计划。匈人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战略打击，其结果和两个世纪前波斯人造成的结果一样影响深远。当然，匈王阿提拉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他有很长远的规划。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将感受到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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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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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40年代，匈人不断扩大对西罗马的战略影响已显露无遗，但阿提拉统治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没这么明确了。公元4世纪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欧洲边界时还不具备读写能力。70年后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最伟大首领的记录。而罗马史料则一如既往，更多的是关注外来部落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而非记录他们的事迹。因此，一些意义重大的内容，尤其是这些部落的内部历史，则很少或是没有被提及。同奥林匹奥多罗斯有关公元5世纪最初20年的记载一样，我们只能为来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过他的记述）。然而，这次我们又很幸运，因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里斯库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段。这位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不问国事，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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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us），希腊文指“生于紫室”，为我们了解这位中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线索。他生于公元905年，“智者”利奥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奥六世去世时，君士坦丁七世年仅7岁。公元10世纪是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政治统一的局面崩溃，小亚细亚和近东边境上的一些伊斯兰教地区被拜占庭军队轻易拿下。军事胜利使皇帝不断分发战利品，奖赏土地。这又相应地在君士坦丁堡内部催生了一个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军官阶层，为政治权力争夺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资本是出生在皇宫的紫室。这使他成为赋予新近获胜的指挥官合法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或是联姻，或是升任他为共治皇帝。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受他提拔的人势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后14年里，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义上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即便是那段时间，他也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已。8同霍诺留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漫长而无意义的统治偶尔也有闪光点。前者的事迹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诺留全部精力都用于担心下一次篡位何时发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则全心投入文化事业。他最担心的是拜占庭会丧失它的传统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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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七世突发奇想，开始给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品编纂摘录，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写道：“需要收录的作品数量庞大，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是一件费神的事，而且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任务艰巨。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内容，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些知识的流传范围。”他总共计划编纂53卷摘录，分别命名为《胜利篇》（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国家篇》（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等。我们知道其中23卷的名称，但现存有全本或残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9单这些存本的现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据估计，这还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经过中世纪唯一存留下来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内容包含两部分：罗马派到外族的使节，以及外族出使罗马的使节。但这卷手稿也差点失传。最初的手稿毁于1671年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宫（Escorial Palace）图书馆的大火。幸运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10第27卷的两部分都广泛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我们还真得感谢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没有他，我们对阿提拉将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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