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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人］的各部落和宗族都有自己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二世给他们每个人都赠送了礼物，希望他们一致放弃与阿提拉联盟，并同罗马谋求和平。押运礼物的使节并没有依照这些首领的席次递送礼物。结果，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Kouridachus）第二个才收到礼物。由于被忽视并辱没了他的荣耀，他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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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没有讲述有辱使命的罗马使节如何汇报情况的34，但向我们展示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匈人所实行的政治制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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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来年后的阿提拉时代与之相比，情况迥异。普里斯库斯在匈人的宫中待了很长时间，留下许多关于其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记录。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十分尊重当时的内部核心领导者们——首先是奥尼吉修斯，还有埃德科、斯科塔、贝里库斯等。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拥有王室血统。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匈人只有一位统治者，即阿提拉本人。公元441年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匈人的情况已经被最高统治者的独权取代。史料并没有记载匈人的最高权力最终是如何逐渐集中于一人之手。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并不是一次和平演变的过程。这场戏以阿提拉谋杀兄弟布勒达落幕。在此之前，权力已经聚拢到同一家族的两名成员手中。这表明卢阿（或卢嘉，阿提拉和布勒达从这位叔叔手中继承权位）在减少匈人王室族系上起到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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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布勒达的赤裸裸的暴行也许能说明其他首领是如何被排除掉的。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袭击费米拉孔前，他们与君士坦丁堡进行了首次谈判。如前文所述，谈判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堡归还匈人逃亡王族麻马和阿塔卡姆，两人被立即处以刺穿刑。他们有可能是阿提拉和布勒达的表亲，因为卢阿至少有两位兄弟，但也可能是卢阿之前所打压王族的后裔。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一直困扰着匈人和罗马外交的叛逃者问题，显然与匈人王族和前王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面前宣读的是一个写有17名叛逃者的名单——这个数字非常小。显然，我们在此探讨的是那些高层中的危险人物。也有可能一些较为弱小的首领在危险面前选择放弃权力。（阿提拉死后的十年里，类似的事情在哥特人中也上演了，大部分中小王室成员在权力争斗中或被害，或背井离乡，但至少有一人甘愿被贬谪为贵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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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集权有悖于我们所知的游牧民人类学知识，是我们在此探讨的匈人两大变化之一。这有可能同匈人另一更加广泛的变化相关。在游牧部落中，权力下放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无法把大规模的牧群集中在一起。在游牧世界，任何稍大的政体主要都只是为了临时集会商讨牧场分配，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对抗外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政治集权表明匈人在经济上对牧业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有多处暗示了这些经济变化的本质。如第四章所述，游牧民始终需要与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建立经济往来。匈人肯定也不例外。直到公元5世纪40年代通商仍在进行。37但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匈人牧民和罗马农民之间的交易不是以用畜产品交换谷物为主，而是以各种军事援助交换现金。这种形式的交易源于更早时期，那时匈人以佣兵的身份受雇于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初，乌尔丁及其追随者是我们所知最早扮演这种角色的匈人。公元5世纪10年代，君士坦提乌斯得到更大规模匈人部队的援助。公元5世纪20和30年代，匈人还支援了埃提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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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付费的军事支援演变成勒索。我们很难界定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阿提拉的叔叔卢阿肯定为谋取钱财对东罗马帝国发动过进攻，尽管当时他还在向西罗马提供雇佣兵。到阿提拉执政时期，现金换取军事援助已经变成进贡。从普里斯库斯有关匈人和罗马的外交记录可以清晰看到，匈人从这些交易以及对边境的频繁入侵中，最想获得的是钱，更多的钱。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和布勒达与东罗马签订的首个条约规定罗马的岁贡是每年700磅黄金——自那以后要求不断攀升。匈人对罗马人的战争还带来另一种单向的经济流通——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谈判中涉及的战利品、奴隶和赎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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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掠夺已经演变成匈人帝国不断扩大的收入来源。要推翻实力大体相当、不同等级的首领共同执政的体系，意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首领就需要说服其他首领的追随者们投诚。而垄断来自罗马帝国的现金流成了将足够的恩宠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舍弃旧政体的理想手段。只有掌控这个新的财源，才能在与其他首领争夺拥护者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早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匈人可能已经侵犯和威胁黑海北部其他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生产者。但匈人只有在其主体进犯罗马帝国时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集权。对哥特人的袭击和威胁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奴隶、少量白银和一些农产品，但仅此而已，并不足以支持全面政治革命。但对罗马帝国做同样的事情，黄金就会滚滚而来，最初每年数百磅，随后是每年数千磅——这已经足以改变匈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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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观点不容易被证明，我们仍可以将这些变化理解为一种适应，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不是与过去决裂。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牧民饲养多种动物，充分利用不同的牧场。马主要是一种昂贵到近乎奢侈的动物，用于骑乘作战、运输和贸易。考虑到养马所需的牧场品质和规模，马肉和马奶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蛋白质来源。因此，牧民通常只饲养少量马匹。然而，如果战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经济主张，在匈人进犯罗马帝国之时，牧民会开始饲养更多马匹，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军事掠夺为主的游牧部落。这在草原上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因为战争的潜在收益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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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参考一个相关因素，即公元5世纪匈人定居地——匈牙利大平原——的面积。匈牙利大平原有高品质的牧场，但比匈人之前生活的欧亚大草原小得多。例如，其面积有42400平方公里，占蒙古国牧区总面积不到4%。由于放牧条件如此受限，一些史学家怀疑公元5世纪时，匈人已经在朝着定居生活演变。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非此不可。匈牙利大平原理论上可以放牧32万匹马。考虑到森林和其他动物的存在，这一数字需要调低。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它可能能够放牧15万匹马。鉴于一名游牧骑兵需要大约10匹马来轮替，以避免马匹过度劳累，匈牙利大平原足以为1.5万骑兵提供马匹。（如果定居假设成立，）我认为匈人部队从来就没有超过1.5万人。因此，截至阿提拉时代，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匈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游牧传统。39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当匈人逼近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一种更好的谋生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是建立在对相对富裕的地中海地区进行军事掠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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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斯库斯的记录还暗示了使得阿提拉帝国成为现实的另一根本变化。在阿提拉的宫中，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打交道最多的并不是阿提拉本人，而是权力中心的二号人物们。通过古代人名来界定语族满是陷阱，但这些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毫无疑问，奥尼吉修斯和埃德科是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斯科塔和贝里库斯可能也是如此。阿提拉［“小爸爸”（Little Father）］和布勒达也都是日耳曼名字。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必定是日耳曼出身而非匈人出身（尽管有可能如此），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公元5世纪中叶，“哥特语”——可能是欧洲中部和东部使用的接近日耳曼方言的统称——是匈人帝国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而且阿提拉的宫中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匈人帝国的重要人物除了匈人名字之外，还有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匈人最初使用何种语言仍饱受争议）。40为什么日耳曼语在匈人帝国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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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阿提拉帝国的演变。早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在黑海北岸与哥特人作战时，匈人已将被征服的部落编入军队。他们进攻格鲁森尼人，引发雪崩般猛烈的战争，最终以哈德良堡战役结束（参见本书第四章）。他们最初进攻格鲁森尼人时，已与伊朗语族的阿兰游牧民结成联盟。随后无论匈人何时在史料中出现，我们都能发现他们始终有异族盟友与其并肩作战。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尽管乌尔丁不是一个能与阿提拉相提并论的征服者，但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后，有待重新安置的乌尔丁追随者中多数是日耳曼语族的斯基利人。41同样，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参与干预喀尔巴阡山西部匈人势力的东罗马军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大量日耳曼哥特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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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提拉崛起之前，兼并过程仍在飞速进行。到公元5世纪40年代，有数量空前的日耳曼部落被纳入匈王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例如，他的帝国包括至少三支独立的哥特部落：其中一支由阿马尔（Amal）家族及其对手统治，这支部落后来成为建立另一支哥特超级军团——东哥特人——的中坚力量。另一支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比格里斯（Bigelis）率领的哥特部落。还有一支则始终在阿提拉几个儿子的严密控制下，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外，日耳曼语族的格皮德人（Gepids）、鲁基人（Rugi）、苏维汇人（公元406年后存留下来的）、斯基利人和赫鲁勒人（Heruli）此时也都在匈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伦巴底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以及一些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的子部落也可能在匈人霸权的遥控之下。43我们无法统计这些日耳曼部落的庞大人数，但光是阿马尔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就能集结1万人以上战斗人员，即5万人左右的总人口。其他部落即便比这少，也没理由会少太多。因此，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已有几万也可能是几十万日耳曼人被并入匈人帝国。事实上，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很可能日耳曼人比匈人还要多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哥特语成为帝国的通用语。除上面提到的日耳曼部落外，阿提拉的匈人还征服了一些其他部落。如前文所述，伊朗语族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长期与匈人结盟。阿提拉仍在抓住机会不断获得新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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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名录清楚地表明，匈人帝国旨在兼并人，而非领土。因此，可见阿提拉实际上对于吞并罗马帝国大片领土并没有兴趣。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同埃提乌斯结盟的代价，他拿走西罗马帝国多瑙河中游的两个行省。但除此之外，他只对在自己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建立封锁线感兴趣。虽然有很多编年史简要地将阿提拉的军队称为“匈人”或者（如果用古体写的话）“斯基泰人”，但从各种史料的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军队明显跟之前那些不那么强大的首领的军队一样，都是混编的，由匈人军队和并入匈人帝国的其他部落派出的军队组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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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地图12）。自1945年以来，在匈牙利大平原及周边地区通过发掘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这些随葬品可以追溯到匈人统治该地区的时期。（一些宝藏已被发现，但阿提拉的营地仍不见踪影，因为只有支撑柱子的浅槽会留下来。）随葬器物证实“地道的”匈人很难找到。包括黑海北部的伏尔加草原（Volga Steppe）和匈牙利大平原在内，被考古学家鉴定为有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总计不超过200座。这些墓葬中有弓、非欧洲风格的服饰45、畸形头骨（一些匈人会包裹婴儿的头，从而形成独特的畸形颅骨）以及匈人的大锅。因此，匈人随葬器物如此稀少，要么是匈人通常死后不留痕迹，要么就是另有其因。46不过，多瑙河中游这些公元5世纪的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是被匈人征服的日耳曼人的遗骸——或是看起来像遗骸的东西（遗憾的是，单靠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很难区分这些臣服的日耳曼部落）。47这些遗骸近似于在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北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控制地区发掘的公元4世纪的墓葬遗骸。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随葬品属于公元5世纪，它们标志着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礼俗的出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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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风格的特点是土葬而非火葬49，少数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里有大量的随葬品。（其他墓葬中很多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随葬品。）这些独特的随葬器物中有个人装饰品：巨大的半圆胸针、金属搭扣、带有多棱吊坠的耳环及金项链。武器和军用装备也很常见：金属嵌花的马鞍、适合骑兵使用又长又直的剑和箭。这些遗骸也展现出一些奇特的仪式。例如，把破碎的金属镜子跟死者葬在一起就相当常见。墓葬中发掘的随葬品种类，死者埋葬的方式，特别是妇女的着衣方式——用搭扣分别固定两肩，在前方再用一个搭扣固定外套——都反映出公元4世纪日耳曼墓葬遗骸中明晰可见的样式。公元5世纪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提拉臣服民不分部落和等级，都采用并发展了这些礼俗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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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匈人墓葬稀少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开始采用自己的日耳曼臣服部落的着装，就如同他们采用哥特语一样。假设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墓葬中的证据将匈人和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区分开来。但即便是“真正的匈人”穿着日耳曼服饰躺在那里，似乎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匈人时期，匈牙利大平原及其周围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墓葬。我们在随葬品丰富的多瑙河风格墓葬中看到的，是阿提拉的日耳曼追随者中一些精英分子的遗骸。墓葬的年代和地理位置让这个结论无可辩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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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一个新的蛮族部落被纳入阿提拉的帝国，这个部落的兵力就会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因此，通过吞并数量日增的欧洲中部及东部的日耳曼部落，匈人的军事机器日益庞大，飞速膨胀。从短期来看，深陷战乱的西罗马是其受益者。许多史学家认为，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之后，日耳曼人停止涌入罗马帝国（参见本书第五章），是因为那些到公元410年前后还没有越过边境的人已经被纳入匈人帝国。移居罗马帝国的速度跟匈人势力崛起的速度正好成反比。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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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长远来看，罗马从攻击中获得喘息机会只是一个假象。一个接一个的匈人领袖取得类似于萨珊王朝在近东地区取得的成就。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匈人成功统一了罗马在欧洲的大量邻近部落，形成一个近似超级大国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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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向北进军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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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41年至442年和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最先感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凶猛无比，巴尔干半岛各行省两度遭受重创。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两度战败，已经没有能力阻挡阿提拉的大军。于是，公元449年，东罗马诉诸暗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发现他们已在无意间卷入其中。阿提拉仍未丧失对君士坦丁堡的掌控。他拒绝解决叛逃者的问题，重申他在多瑙河边境建立封锁线的要求。同时他还追加要求——要求东罗马为他的罗马裔秘书官提供一名贵妇作为妻子（带着体面的嫁妆）。这些要求如果无法满足，都将成为开战的借口。阿提拉持续不断地挑衅表明他仍在积极谋划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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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50年，外交氛围骤变。东罗马再派使团沿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前一年的路线北上。这次使团中有东罗马宫中两位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的亚纳多留斯（Anatolius，中央野战军主帅）和执事官诺莫斯（Nomus）。亚纳多留斯对阿提拉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公元447年匈人获胜后签署临时和约。很难想象一个更高规格的使节组合——同最高规格的使团对话是阿提拉的要求之一。普里斯库斯记录了罗马人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起初阿提拉在谈判时很傲慢。但他被众多的礼物打动，被缓和的言辞软化……”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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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宣称他会依照同样的条款保持和平，同时他将撤离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境地区，并不再就叛逃者问题施压……作为交换，罗马也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的叛逃者。他同时释放维吉拉斯……和大批囚犯，不必支付赎金，以取悦亚纳多留斯和诺莫斯……［向他们］赠送马匹和兽皮作为礼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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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很少能有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满怀欣喜的使节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同行的还有阿提拉那个意欲娶妻的秘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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