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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的灭亡，很多日耳曼部落的难民，尤其是斯基利人，还有鲁基人等，都迁到意大利。里西梅尔把他们招募为盟军士兵。大约在公元470年至475年间，他们对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做出贡献。而且他们的领袖，出身于斯基利王室的奥多瓦卡，还成为意大利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他在里西梅尔和安提莫斯之间的内战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尼波斯手下当上宫廷卫队伯爵（comes domesticorum），显然还从他那里获得贵族头衔。72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他在诺里库姆稍事停留便去拜访塞维林。圣人说，他将来会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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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起身离开时，塞维林再次对他说：“去意大利，去吧，现在要装出卑微的样子。很快你就会给很多人带去丰厚的礼物。”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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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到公元5世纪70年代初，罗马政权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甚至在公元5世纪60年代时，意大利的军队还是整个欧洲西部最大的独立军队——我认为，单凭意大利本国的税收是远远无力支撑的。随着薪水的逐渐干涸，军队开始变得难以驾驭，尤其是斯基利人。奥多瓦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既然军队越来越不服管束，努力去建立另一个短命的政权无异于浪费时间。公元476年8月，他召集足够的援军，开始行动。他首先于8月28日在皮亚琴察附近俘虏并杀死俄瑞斯忒斯，然后又于9月4日在拉文纳杀死他的兄弟保罗。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奥多瓦卡控制眼前的局势后，就开始处理隐藏的问题。既然增加薪水无望，就必须找到另一种报酬形式。因此，奥多瓦卡开始把意大利的一些土地资产分配给士兵：“通过将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给蛮族人，赢得他们的坚决效忠，［奥多瓦卡］稳稳地掌握了最高权力。”74和其他事情一样，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分配土地的事由罗马元老利贝里乌斯组织，但是显然没有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土地。武装部队需要留在半岛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北部，以便守卫阿尔卑斯山的几个山口，可能还有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因为尼波斯还在达尔马提亚逍遥法外。75我们也不知道奥多瓦卡是否像在勃艮第发生的那样，需要剥夺罗马地主的一部分土地，还是像埃提乌斯为盖萨里克从阿非利加驱逐的元老所做的那样（参见本书第六章），通过重新分配公共土地的长期租约开发出足够多的土地。当然，和勃艮第王国不同，税收在后罗马时代的意大利还一直存在。所以奥多瓦卡像尤里克一样，可能回旋余地更大，不需要没收大批的私有土地。无论如何，他弄到足够多的土地资源，满足了手下的需求——这是动荡年代稳握大权的正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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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初秋，大部分混乱情况都已理出头绪。奥多瓦卡政权带来的变化将意大利推向新的政治稳定期，尽管他还没有开始分配土地。但仍有一个反常情况存在。此时的意大利还有一个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罗马皇帝，但是奥多瓦卡无意维持这个名义统治者的地位，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意大利半岛。和元老院的同僚协商之后，他有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由元老组成的使团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此时这里在位的是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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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议不需要政权分立，两个地区共用一位皇帝就够了。他们还声称，他们已经选好奥多瓦卡这个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人负责他们自己的事务，芝诺应该授予他贵族头衔，并将意大利政府托付给他。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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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话就像20世纪80年代引起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亦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口气。芝诺作为罗马皇帝，对意大利享有君权，但奥多瓦卡要控制行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芝诺通过授予奥多瓦卡贵族头衔，承认他拥有合法的权力。这是实际掌权者拥有的头衔，比如斯提利科和埃提乌斯在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这样的。芝诺犹豫了一下——尼波斯派出的一个使团刚刚抵达，请求他支持夺回皇位。这是芝诺以东罗马的兵力支持西罗马帝国重建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仔细权衡形势，然后给尼波斯写了封信，表示同情。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西罗马帝国完了。他又给奥多瓦卡写信，表达希望尼波斯重登皇位的诚挚愿望，但更重要的是，他称奥多瓦卡为贵族，说本打算亲自授予他这个头衔，但是不需要了，因为尼波斯已经授予过了。这个答复似乎模棱两可，但实际不是。事实上，芝诺根本不想帮尼波斯做任何事——他是以意大利统治者的身份给奥多瓦卡发公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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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瓦卡心领神会。他废黜罗慕路斯，逼他退位，但给他坎帕尼亚的一块土地作为供养之地，这在帝国政治中是少见的宽容。然后，他把西罗马的皇家礼服（当然包括只有皇帝才能穿戴的皇冠和斗篷）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标志性的行为给统治500年的帝国拉上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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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可能是姐姐，确切关系不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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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第十章 罗马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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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经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继续存在，而且在接下来整整一个世纪里看似繁荣昌盛。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在位）统治下，帝国甚至在西地中海进行了一次扩张征服行动，摧毁北非和意大利的汪达尔人和东哥特王国，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西班牙南部部分地区。吉本总结说，罗马帝国实际上在地中海东部存在了1000年，它的灭亡时间要算到土耳其人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但是我认为，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对东地中海的罗马世界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它夺走查士丁尼帝国四分之三的税收，刺激了大规模的制度和文化改革。尽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们在公元700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仍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但实际上他们统治的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新帝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延续。1但即便在我看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后，在东地中海仍然存在了15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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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居住在西欧和北非的人一直自认为是罗马人，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在公元6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西哥特、东哥特、勃艮第和法兰克各王国的官方文件尤其是法律条文里，都用“罗马人”来指一个特定的人群。近年来有些人提出，这一称谓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原来的罗马土地上建立独立王国，新国王需要以土地形式大力犒劳那些不是罗马人的军队追随者。这一犒劳过程使这些追随者成为新王国的高度特权群体，重新定义了这些新来的人和不享受那么多特权的罗马地主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别渐渐消失，但仍然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2那么也就是说，公元476年后，我们在东罗马和西罗马地区仍然有“真正的”罗马人，那么灭亡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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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罗马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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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真正结束的是维持西罗马帝国的一切尝试，西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首要的、凌驾于地区之上的政治结构。我们已经讨论过，罗马中央政权的“罗马”和罗马行省生活中代表典型生活模式的“罗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简单地说，罗马政权包括一个决策核心（皇帝、宫廷和官僚机构）、税收机制和以兵力定义及保卫主权的职业军队。同样重要的是由政权核心产生的法律体系，它定义并保护行省的罗马地主阶层。在这些地主阶层的社交圈子里，运作着各种文化规范，使得“罗马性”成为一个独特现象，而地主阶层进入官僚体系高层、宫廷甚至军队内部，将帝国的中央与地方结合在一起。公元476年之后，所有这些都结束了。虽然在西部仍有大批原来的罗马地主，他们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但关键性的帝国中央集权制度消失了。没有一个立法机构得到承认，没有中央控制的税收制度供养中央控制的职业军队，对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里政治的参与也被打断。剩余的罗马地主忙着在新王国的宫廷追求个人利益，顾不上关心统一帝国的核心体系。行省的“罗马性”在公元476年之后仍在西部的一些地方继续存在，但中央的“罗马性”已经成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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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核心体系的瓦解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影响到各个地方的。在帝国的一端，中央的罗马性早在公元410年就从不列颠各行省永久地消失了，但行省的罗马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存在大约一代人时间，直到5世纪40年代才消失。北非的阿非利加、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随着汪达尔人在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也同样脱离了体系。而实际上在西罗马大部分地区，一切结束得都非常快。安提莫斯皇帝在公元467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时，意大利、高卢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库姆在政治上还效忠于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其中有些地区对意大利的忠诚度更高，但是总的来说，原来的西罗马帝国有一大片地区都很把安提莫斯当回事，这片地区自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的100年间都没有什么变化。8年后，这种纽带关系解体，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独立的政权。尽管我不愿意照一贯做法挑出一个单独的日子作为唯一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到10年时间，经历一系列事件的快速发展后，一个帝国就从强大化为乌有。换句话说，确实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公元476年9月，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可算是这个进程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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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本书的基本主题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具有前后一致性，它的最终灭亡与早期失去领土不无关系。这种一致性是三种观点共同作用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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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入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同一战略变革——即匈人势力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崛起——造成的两次危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来到多瑙河沿岸，完全是匈人造成的。有些人还认为，匈人还在约30年后引发第二轮侵袭战——拉达盖苏斯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袭击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末横渡莱茵河，以及此后不久勃艮第人的西进——但人们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本书第五章关于匈人势力侵入欧洲的描述是一个有力证据。公元376年，匈人没有像通常猜测的那样，大举向西进犯多瑙河边境。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在历史舞台上一直充当罗马主要对手的是哥特人——而非匈人。直到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地区。3但最迟在公元420年前后，或者可能是此前10年间，大批匈人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没有文字史料明确提到匈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大举西进，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导致了第二轮侵袭战。但是，公元395年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而到公元420年，他们就向西移动了1500公里。这样看来，关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的“罪责”非常有可能要归咎于匈人第二阶段的迁徙。因此，匈人势力的成长为罗马在欧洲边境上长达35年的周期性侵袭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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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尽管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和最后一次侵袭战之间间隔约65年，但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西罗马帝国在这65年间面临的各种危机，不过是早先侵袭战造成的政治后果的逐渐体现。如前文所述，由于同入侵者旷日持久的战事对西罗马行省造成损害，再加上领土永久性丧失，导致中央政权损失大量税收。例如，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这些行省直到将近10年后，上缴国库的仍然只是正常税款的七分之一。同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后连续5年对高卢进行破坏，最终从帝国中央政权手中夺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占领长达近20年。最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此后转而向北非下手，在公元439年从西罗马攫取最富饶的行省。每一次暂时或永久地丧失领土，都使帝国的税收——帝国的命脉——缩减，降低西罗马帝国维持军队的能力。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可以看到，早在公元420年前，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就是通过提升驻地部队而不是招募新兵，来补充前面15年间在残酷战斗中损失的野战军。北非税收的损失将埃提乌斯政权抛向更深的危机，在恐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让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摆脱困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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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政权权力的丧失，行省的罗马地主精英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面临着尴尬的新局面。政权活力的衰竭威胁到他们的根本。由于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最迟钝，或者说最忠心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意识到，只有顺从当地新的统治势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鉴于帝国已经存在450年，而且东罗马一直支援西罗马，因此消亡过程慢慢才显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有帝国核心地带的很多地主，比如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萨尔夫在高卢的支持者，或是50年代的西多尼乌斯，很快和哥特人或勃艮第人达成妥协。不过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作为自治因素，仍处于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罗马中央政权之下。但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家就都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过渡状态，西罗马已命中注定会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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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涉及匈人在这些变革中自相矛盾的角色。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阿提拉时代，匈人军队穿过多瑙河的铁门峡谷，潮水般涌入欧洲，冲向君士坦丁堡、巴黎和罗马。这些战功为阿提拉赢得不朽荣誉，但是他的10年威风只不过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小插曲。更为重要的是匈人前几代对罗马帝国的间接影响。他们当时在欧洲中部、东部引发的不安定情绪使各蛮族部落穿越边界逃到罗马境内。尽管阿提拉对帝国军队取得过多次胜利，但他并没有使西罗马帝国割地，永久性损失大量纳税者。相反，在公元376—378年间和公元405—408年间的危机中逃过边界的蛮族部落却恰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提拉的上一代，匈人甚至还在公元410年之后控制向罗马境内移民，尤其是帮助埃提乌斯限制已经进入境内的日耳曼部落过度扩张，以此维持西罗马帝国的稳定。实际上，匈人导致帝国灭亡的第二个行动，是他们在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的突然消失。这是打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击。失去匈人的军事援助，帝国只有依靠一些移民势力建立政权。这引发了一场争夺战，西罗马试图召集足够强大的支持者建立稳定局势，结果失败，浪费掉最后一点可支配的资源。但是到公元5世纪60年代末，野心较大的蛮族领袖，尤其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看出来自称西罗马中央政权的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控制力了，无法阻止他建立独立王国。正是这种想法导致帝国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仅剩的一点政权迅速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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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在罗马境内发动战争的境外武装力量。不同的部落步步紧逼，先是以武力穿过边境，然后是强行签署和约，最后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大片土地，造成帝国的税收枯竭。公元376年时，首批哥特人中有一部分是经瓦伦斯皇帝同意渡过多瑙河的，但唯一的原因是他的军队已经投入到波斯前线的战斗中了。在其他情况中，每一步的进展都是以暴力方式取得，哪怕后来会签署外交协议。但这些协议只是对战争的最新侵略成果做出认可，而不是推动事件进展的外交手段。因此，我不认同某位作者的观点。这位作者在描写公元5世纪事件时这样评论：“我们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只是有点失控了。”5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违背了史实。任何试图重构公元5世纪事件经过的尝试都清楚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残酷血腥。我认为，西罗马帝国解体是因为境内蛮族林立，他们通过战争扩大势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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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和欧洲下一个重要帝国卡洛林王朝在9世纪末的灭亡截然不同。尽管卡洛林王朝有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768—813年在位）伟大的征服战争，但其中央政权拥有的资源仍然不足以维持两三代以上的统治。尤其是它一直没有发展出维系罗马政权五个世纪的税收再分配能力。卡洛林政权和前任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收买地方政治支持，于是很快就破产了。在王朝建立的一个世纪里，地方精英们很快实现自治，有时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形式。在这一点上，卡洛林的灭亡确实有点像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68年汪达尔远征军战败后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过程迥异：没有外族的大举入侵，而且卡洛林灭亡后新起王国的君主大部分是原有的贵族，不是入侵军队的首领。从本质上说，卡洛林王朝由破产而解体，因为它一开始拥有的资源就不足，而不是像西罗马帝国那样被外族盘剥，失去实行几个世纪的税收基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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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罗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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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罗马性被摧毁的同时，行省的罗马性却有各不相同的命运。如前文所述，最糟糕的情形——从罗马的角度来说——发生在北部的不列颠群岛。这方面无法找到连贯的叙述，但是当史料从约公元600年开始重新又有记载时7，讲拉丁语、信仰基督教、罗马化的地主阶层突然消失了，而公元400年前后他们在不列颠中部和南部还占大多数。随着他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别墅，而且经济生产规模缩小，重归简单化。人口大批减少，钱币不再流通，城镇不再是更高形式的居住地，大部分商品生产变成家庭作坊式，而不是商业化大生产。例如，罗马后期不列颠市场上的陶器，由陶器工人从牛津（Oxford）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几个制造中心呈辐射状提供给市场，辐射半径大约是40公里。公元400年后不久，陶器生产就转变为只用于就地消费了。原来帝国在不列颠的几个行省同样被分割成小的王国，开始大概有20多个，国界线基本上和罗马不列颠的政治版图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存在争议。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学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把原来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不列颠罗马人全部驱赶到西部的威尔士（Wales）和康沃尔（Cornwall），以及海对岸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近期的解释认为，大量不列颠本地居民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化了，就像他们早先被罗马人同化一样。不论采用哪种解释，典型的罗马风俗和生活方式在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纽带被切断后，很快就在不列颠南部消失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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