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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39 但是不列颠的剧变并不典型。在高卢东北部，考古发现的特征和不列颠南部相似。除此之外，行省既有的生活方式没有这样突然全部消失。在高卢的卢瓦尔河以南，不论当地罗马地主最初有什么顾虑，最终都和新的统治者达成各种形式的和解。如本书第九章所述，这种和解要付出代价。根据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王国境内可用资源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多少失去一些土地。稍逊一筹的勃艮第王国与更幸运的西哥特王国相比，似乎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没收政策，但又通过减税缓和了政策的严厉性。但是罗马地主阶层对于新的蛮族统治者来说有利用价值，因此蛮族政权总体而言愿意维护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方式，正是这种分配方式导致地主阶层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卢瓦尔河以南没有看到什么社会动荡的情况。西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留下的财产还是足够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罗马地主也同样挺过帝国灭亡的第一波冲击。尽管在阿非利加，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占领迦太基后对阿非利加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没收，但在他公元439年占领的另外两个行省——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罗马地主阶层没有受到影响。随着其他领土相继归入汪达尔帝国的版图，没收财产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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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41 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的罗马性依然保留下来。天主教、懂拉丁语的平信徒、别墅、城镇和较复杂的经济生产和交换形式都随着地主阶层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不列颠除外。所以，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方面帝国政权的形式和结构在解体，另一方面，罗马式的行省生活同时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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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43 然而，即便是在高卢南部的模式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方生活也不是只停留在“罗马式”。罗马灭亡后这里的行省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但是为了全面看待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必须强调一点。围绕帝国灭亡的很多理论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元5世纪期间发生的政治变化。罗马政权的灭亡应该算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说仅仅是表面动荡，其重要性和深刻性远不及像基督教兴起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帝国灭亡的影响？传统史学认为，公元476年至少在西欧历史上，无疑标志着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分界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社会急剧衰退的开始。近来，这个有价值取向的观点逐渐被更贴近史实的观点替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发生突然、彻底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历史具有连贯性，并为我们指出，理解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逐步演化，而不是剧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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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45 我相信这些新的历史学观点是对原有历史正统观念的必要冲击，而且我不认为罗马帝国代表高级的社会制度，毁灭后社会只能走下坡路（这当然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但我同样认为，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并非毫无历史意义。罗马帝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在那样原始的通信和管理条件下统治一大片广袤地区，帝国的命运几乎没有别的可能。腐败成为政权特点，法令不能全面实施，大量权力为地方所有。然而，由于帝国的极权政治由来已久，因此它能够改变地方生活所遵从的准则，带来深远影响。在所有被（有些错误地）贴上“罗马化”标签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为了享受帝国利益，行省的精英们需要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最简单的途径是自己建立有拉丁公民权的城镇，并在其中掌握要职。因此，罗马帝国的强大地位确立后，就掀起了这种城市化热潮。另外成为罗马公民还需要会说“正确的”拉丁语——于是拉丁文学教育也随之推广——并表现出自己已经认同古典文明的价值观。这种罗马观念的实际体现就是供与同侪共同过文明生活用的公共建筑（会堂、浴池等），以及别墅风格的家庭建筑。同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促进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也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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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47 大部分所谓罗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指导、自上而下的行动。相反，这是被征服的精英们对于残酷帝国的个体反应，是他们调整社会以适应罗马统治者强加给自己的新形势。但是，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以便融入罗马政权时，帝国的军队给他们提供保护。因此，地方的罗马性和帝国的存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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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49 这种关系的共生性质就显现出来了。如前文所述，公元3世纪，当罗马政权需要从行省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有水平时，这个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原来的市议会承担。旧式的罗马地方政治生活主要是在这些议会上演。地方精英花钱买官，结交党朋，影响他人，将来这些人的支持又能帮助自己爬上重要地位，掌握地方资金。突然，没收税款政策一下子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而地方精英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公元3世纪中叶，记载地方精英如何慷慨花钱、加官晋爵的碑刻几乎立即消失。到公元4世纪，地方精英放弃市议会的职业生涯，转而追求宫廷官僚政治，因为这是在地方出人头地的新途径。每当中央政权改变工作方式，地方的罗马性就随之改变——从长远来说，这些转变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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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51 行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权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因此政权的瓦解绝不会悄无声息。以教育为例。罗马后期精英接受的典型文化教育——西罗马学拉丁语，东罗马学希腊语——花销颇大。需要花费将近十年时间，有文法学家严格指导，只有地主阶层才有经济实力投资子女的教育。我们在前文提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会讲古典拉丁语（或希腊语）立刻给人戴上“文明人”的标记，各种升迁发迹也需要这种能力。帝国大批的新任官员都来自市议会或市议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古典文化教育仍然是社交需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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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53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精英的职业生涯改变了模式。在新政权中，大多数平信徒精英发迹的主要途径是为国王服兵役，而不是攀登仕途阶梯，即便在公元476年后，保留罗马地主阶层、盛行高卢南部模式的地区也是这样。因此，昂贵的文化学习不再是必需的。但罗马和外来移民精英的后代实际上仍然尊重老传统。特立独行的法兰克国王和西哥特国王因为出色的拉丁语诗歌还被载入文化史册。当一个会说“正确的”拉丁语的诗人维南迪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从意大利来到宫廷时，在场的罗马裔和法兰克裔显贵都对他表示喜爱。这个人的职业就是为晚餐唱颂歌，拿手好戏是用优美的双行诗赞美甜点。尽管如此，罗马和法兰克贵族都不再打算接受整套拉丁语教育。他们确实还教子女读写，但是目标有限。于是，到公元600年前后，写作仅限于教士，而平信徒精英们只要能阅读，尤其是能读懂《圣经》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再把能读写拉丁语看作身份象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罗马政权的存在，才创造并维持了这样一种氛围（尽管不是刻意为之）：大批平信徒只有会读写拉丁语，才有资格成为精英；而随着政权的解体，新的读写模式产生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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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55 基督教的情况也不例外。基督教首先传到地中海地区，然后在第一个千年里较广泛地传播到欧洲中部、东部和北部。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受到罗马灭亡的影响。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也会产生误导。基督教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公共事业的形式发展。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基督教的罗马化在历史上和帝国的基督教化同等重要。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和继位者的努力，自公元4世纪初起，皇家资助的基督教领袖会议得以制订大部分教义。教会也发展了严密的等级制度，由主教、大主教和大牧首组成，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的地方首府和区域首府的行政结构。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异教前辈一样，仍然宣称自己是神指派的——只是现在他们的神变成基督教的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完全有权力参与教会各层面的事务。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召集议会，制定法律，并干预高级人员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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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57 基督教就这样在帝国体制内部发展起来，和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大有不同。所以罗马政权的解体对基督教又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新兴王国的边界并没有完全根据原来罗马的行政等级区划来划定。有些主教自己在一个王国，他们的大主教却在另一个王国。阿尔勒的几任大主教都与国王发生过分歧，因为阿尔勒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但城市管理延伸到勃艮第王国，于是国王怀疑这些大主教与境外有联系，就将他们撤职。这种变化也发生在知识阶层。在罗马帝国，高级平信徒——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至少与神职人员相当——经常参与宗教辩论。但是随着读写水平大规模下降，平信徒很快也无法这样做了。于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知识领域就被神职人员独占。如果平信徒仍然和神职人员一样接受教育，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同样重要的是，后罗马时代的国王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宗教权力，任命主教，召集议会。于是，此时的基督教变成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称的“基督教微观世界”。没有独立统一的教会，相反，后罗马时代的王国边界决定了区域团体的范围，而这些处于不同王国境内的教会群体彼此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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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59 最重要的是，从中世纪开始，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的职权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教皇在教会中承担很多基督教罗马皇帝曾经自封的职责——制定法律，召集议会，决定或干预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果西罗马帝国式的皇帝仍然存在，教皇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独立地位。在仍有皇帝统治的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历任大牧首虽然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仿效罗马教皇，但实际上只能充当皇室的应声虫。他们由皇帝任命，往往都是只会服从皇帝命令的卸任高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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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61 灭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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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63 在给出我对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解释时，我发现自己在反对历史最久远的传统之一——当然是指英语著作这方面。这个著名的观点是爱德华·吉本强调的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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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65 罗马的衰退是国家过于庞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催生腐朽的基础。征服的范围越大，导致毁灭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时机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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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67 吉本的分析延续了希腊作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理论。和大多数古代史学家一样，波利比奥斯认为个人的美德或邪恶是推动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他主张，罗马共和国的繁荣是因为历届领导者的自律，而堕落始于成功带来的奢靡最终导致后代的腐败。波利比奥斯是在公元前2世纪写下这些的，那时帝国还远没有达到全盛时期，更谈不上丧失领土。吉本借用他的主要理论，认为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灾难。在他看来，这一新兴宗教通过教义之争在帝国内部种下分裂的种子，唆使社会领袖成为僧人，脱离政治关系，并且通过宣扬“逆来顺受”的态度，暗中削弱罗马的战争机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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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69 这种看法可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驳斥这种看法，使它在整个讨论中变得无关紧要。任何解释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原因的理论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东罗马帝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公元6世纪繁荣起来。西罗马帝国体系存在的邪恶因素在东罗马帝国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应该说东罗马帝国更笃信基督教，关于教义的争论更激烈。此外，东西罗马帝国的政府体系和经济制度是一样的。然而，东罗马存留下来，而西罗马灭亡了。仅这一点就足以反驳帝国后期的制度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导致其无法承受自身负担而必然灭亡。如果要用东西罗马的不同之处来解释它们的不同命运，首先想到的是地理方面的差异。东罗马最富饶的行省从小亚细亚延伸到埃及，由君士坦丁堡严密保卫，不会受到来自东部和北部敌人的入侵，而西罗马帝国要保卫的主要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我们已经看到所发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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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71 以前有两位评论家N. H.拜尼斯（N. H. Baynes）和A. H. M.琼斯（A. H. M. Jones）都提到过这些观点16，但是自从40年前琼斯提出这些观点以来，我认为在解释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越来越有必要关注蛮族移民的问题。原因有两个：其一，琼斯认为，造成东西罗马不同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两者的繁荣程度不同。他认为，苛税削弱了罗马后期的经济实力。农民一年产出的剩余部分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人口和产量一直在缓慢持续地减少。他认为这一点在西罗马尤为突出。17但是琼斯关于罗马后期经济状况的观点完全是根据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文件方面的文献。在他写作时，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出版了他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安条克后面的石灰石山里的惊人发现，革命性地证明罗马后期乡村繁荣发展（参见本书第三章）。此后，对于乡村的调查（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后期经济的看法。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税收并没有高到影响农民的生存。不论在东罗马还是西罗马，后期罗马帝国都处于农业繁荣时期，没有整体人口减少的迹象。当然东罗马可能还是更富裕一些。但在公元5世纪之前，罗马帝国并没有重大的内部经济危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两次边境危机（公元376—380年和公元405—408年）都是非罗马因素造成的，如果再把随后公元405—476年帝国瓦解的细节过程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境外移民对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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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73 话虽如此，没有一位正经史学家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单纯由于内部问题或外部冲击造成的。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于后者，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一直误解了匈人势力在欧洲崛起的影响，以及匈人的到来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匈人造成的入侵战与罗马帝国体系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入侵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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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75 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侵入者人数众多。古代史料中有从公元376年到476年整整一百年的文字史料，但都没有告诉我们在入侵战中牵涉其中的蛮族部落究竟有多少人，更没有分析他们构成的整体威胁。有学者认为，史料在这方面过于薄弱，根本无从估计入侵者的规模。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价值较高的史料还是给出了看似合理的数据，大致告诉我们有些入侵者的数量级，偶尔还间接估计了人数规模。我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以下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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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77 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北岸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可能各自能派出1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军队可能比这些部落的单支部队人数要多——也许有2万名战斗人员。加起来的数字与其他资料的数字大体相符，即阿拉里克召齐三支部队时，一共有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18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海到北非时，盟军规模大约在1.5万—2万人之间，但这是激战之后的人数，而且没有算上苏维汇人。这样看来，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大约又是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10年集中在莱茵河的勃艮第人更难计数。和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哥特人相比，他们只能算二流势力，因此他们的兵力肯定要弱些，可能有1.5万多人，但此前他们在30年代惨败在匈人手下。19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无法知道匈人帝国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灭亡时，有多少斯基利人、鲁基人和赫鲁勒人跟随奥多瓦卡投奔了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他们肯定有好几千人，甚至达到1万人。这样粗略算来，西罗马的主要入侵者总数大概是4万哥特人（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6年两次加起来），3万名莱茵河入侵者，1.5万名勃艮第人，以及在阿提拉帝国灭亡时到来的1万名难民。除了这9.5万名战斗人员以外，可能还需要加上各种小部落的人数，例如没有跟随盖萨里克去阿非利加的阿兰人，还有从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在高卢政权中日益突出的法兰克军队。尽管公元476年后，法兰克人很快强大得能够和西哥特人在高卢分庭抗礼，参与最终导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废黜的事件，但有战斗力的法兰克人可能只有1万—1.5万人。总的来说，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1万—12万人的外来武装参与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事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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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79 一方面，对史实的重构让我们深信，境外入侵者造成的离心作用在公元5世纪晚期把西罗马帝国分割成新的王国。另一方面，这些入侵部落每一个都是几万人的军队，而不是几十万人。一眼看去，这算不上是压倒性的兵力，尤其是想一想公元375年的罗马军队，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也有30万人，有些观点还认为人数是这个的两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连串的事件证明了这种观点。西罗马帝国不是一次征服战之后就灰飞烟灭的，就像后来古代中国被蒙古人征服那样。一开始，这些移民的兵力仅够他们建立飞地，但建立独立王国的进一步扩张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整整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侵蚀罗马政权。换句话说，就算加在一起，公元5世纪的入侵者也不足以推翻一个控制了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大片地区的人民和资源的帝国。他们之所以能够把西罗马帝国从相对健康的状态推向灭亡，只是因为在罗马发展500年之后，国家体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内部都存在局限性，而他们以一定的方式与这种局限性发生了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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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81 首先考虑到帝国的军事实力，就必须把匈人引起的侵袭战和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3世纪发展成超级大国联系起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波斯最终受到遏制。但波斯帝国的实力并没有消除。甚至到公元300年前后，东部边境地区恢复稳定后，那里的兵力也从未松懈过，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因此，公元4世纪晚期，帝国在欧洲边境的危机给已经深受重负的军事组织带来更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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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83 剩余的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他们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当匈人召集军队大举入侵的时候，大家都已有任务在身，有些人还可能缺乏必要的训练和装备，因此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总的来说，入侵者的兵力不应该和整个帝国的兵力做对比，他们只需要应付西罗马的野战军，因为很多部队当时完全投入了其他任务。这些野战军主要集中在高卢、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西部，在公元420年总计有181个分队：书面记载是9万人以上。（在危机开始时，西罗马的野战军可能不超过160个分队，或者说8万多人。）与这样的兵力对比，入侵的蛮族人数量就显得多得多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最终能够胜出。他们在数量上并不处于劣势，相反，他们可能还暗自庆幸与帝国军队相比，自己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这种数量优势最初隐藏在入侵军缺乏统一组织的劣势下，但随着公元5世纪的时间推移，数量优势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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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85 如果说来犯的蛮族人数量足以最终挫败抵御他们的那部分罗马军队，那么帝国为什么不派出更多军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帝国经济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虽然罗马后期农业在公元4世纪时十分繁荣，但缺乏明显的快速或大量提高产出的手段。很多行省的经济已经在最大限度地产出了。由于4世纪为了在波斯边境增加兵力已大幅提高税收，到公元400年还要扩大军队规模的话，就没有太多增加资金的余地。帝国的税收还会略微受到官僚机构的能力和地方精英缴税意愿的影响。但是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埃提乌斯失去北非后，不得不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时，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和纳税人之间有什么麻烦。税收最大的障碍应该是停滞在繁荣状态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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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03587 另一方面，政治局限性也直接关系到西罗马的灭亡。如前文所述，把罗马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治纽带。作为对缴税的回报，国家的军事和法律机器保护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阶层免受境内外敌人的攻击。因为这些人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所以他们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帝国中央政权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无法迁居别处，蛮族势力强大起来时，他们要去讨好也就不足为怪了。体系内部的这种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来罗马在高卢中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等腹地瓦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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