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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从中世纪开始，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的职权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教皇在教会中承担很多基督教罗马皇帝曾经自封的职责——制定法律，召集议会，决定或干预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果西罗马帝国式的皇帝仍然存在，教皇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独立地位。在仍有皇帝统治的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历任大牧首虽然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仿效罗马教皇，但实际上只能充当皇室的应声虫。他们由皇帝任命，往往都是只会服从皇帝命令的卸任高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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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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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出我对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解释时，我发现自己在反对历史最久远的传统之一——当然是指英语著作这方面。这个著名的观点是爱德华·吉本强调的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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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衰退是国家过于庞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催生腐朽的基础。征服的范围越大，导致毁灭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时机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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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分析延续了希腊作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理论。和大多数古代史学家一样，波利比奥斯认为个人的美德或邪恶是推动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他主张，罗马共和国的繁荣是因为历届领导者的自律，而堕落始于成功带来的奢靡最终导致后代的腐败。波利比奥斯是在公元前2世纪写下这些的，那时帝国还远没有达到全盛时期，更谈不上丧失领土。吉本借用他的主要理论，认为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灾难。在他看来，这一新兴宗教通过教义之争在帝国内部种下分裂的种子，唆使社会领袖成为僧人，脱离政治关系，并且通过宣扬“逆来顺受”的态度，暗中削弱罗马的战争机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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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可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驳斥这种看法，使它在整个讨论中变得无关紧要。任何解释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原因的理论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东罗马帝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公元6世纪繁荣起来。西罗马帝国体系存在的邪恶因素在东罗马帝国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应该说东罗马帝国更笃信基督教，关于教义的争论更激烈。此外，东西罗马帝国的政府体系和经济制度是一样的。然而，东罗马存留下来，而西罗马灭亡了。仅这一点就足以反驳帝国后期的制度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导致其无法承受自身负担而必然灭亡。如果要用东西罗马的不同之处来解释它们的不同命运，首先想到的是地理方面的差异。东罗马最富饶的行省从小亚细亚延伸到埃及，由君士坦丁堡严密保卫，不会受到来自东部和北部敌人的入侵，而西罗马帝国要保卫的主要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我们已经看到所发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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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两位评论家N. H.拜尼斯（N. H. Baynes）和A. H. M.琼斯（A. H. M. Jones）都提到过这些观点16，但是自从40年前琼斯提出这些观点以来，我认为在解释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越来越有必要关注蛮族移民的问题。原因有两个：其一，琼斯认为，造成东西罗马不同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两者的繁荣程度不同。他认为，苛税削弱了罗马后期的经济实力。农民一年产出的剩余部分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人口和产量一直在缓慢持续地减少。他认为这一点在西罗马尤为突出。17但是琼斯关于罗马后期经济状况的观点完全是根据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文件方面的文献。在他写作时，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出版了他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安条克后面的石灰石山里的惊人发现，革命性地证明罗马后期乡村繁荣发展（参见本书第三章）。此后，对于乡村的调查（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后期经济的看法。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税收并没有高到影响农民的生存。不论在东罗马还是西罗马，后期罗马帝国都处于农业繁荣时期，没有整体人口减少的迹象。当然东罗马可能还是更富裕一些。但在公元5世纪之前，罗马帝国并没有重大的内部经济危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两次边境危机（公元376—380年和公元405—408年）都是非罗马因素造成的，如果再把随后公元405—476年帝国瓦解的细节过程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境外移民对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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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没有一位正经史学家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单纯由于内部问题或外部冲击造成的。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于后者，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一直误解了匈人势力在欧洲崛起的影响，以及匈人的到来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匈人造成的入侵战与罗马帝国体系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入侵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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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侵入者人数众多。古代史料中有从公元376年到476年整整一百年的文字史料，但都没有告诉我们在入侵战中牵涉其中的蛮族部落究竟有多少人，更没有分析他们构成的整体威胁。有学者认为，史料在这方面过于薄弱，根本无从估计入侵者的规模。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价值较高的史料还是给出了看似合理的数据，大致告诉我们有些入侵者的数量级，偶尔还间接估计了人数规模。我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以下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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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北岸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可能各自能派出1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军队可能比这些部落的单支部队人数要多——也许有2万名战斗人员。加起来的数字与其他资料的数字大体相符，即阿拉里克召齐三支部队时，一共有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18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海到北非时，盟军规模大约在1.5万—2万人之间，但这是激战之后的人数，而且没有算上苏维汇人。这样看来，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大约又是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10年集中在莱茵河的勃艮第人更难计数。和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哥特人相比，他们只能算二流势力，因此他们的兵力肯定要弱些，可能有1.5万多人，但此前他们在30年代惨败在匈人手下。19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无法知道匈人帝国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灭亡时，有多少斯基利人、鲁基人和赫鲁勒人跟随奥多瓦卡投奔了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他们肯定有好几千人，甚至达到1万人。这样粗略算来，西罗马的主要入侵者总数大概是4万哥特人（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6年两次加起来），3万名莱茵河入侵者，1.5万名勃艮第人，以及在阿提拉帝国灭亡时到来的1万名难民。除了这9.5万名战斗人员以外，可能还需要加上各种小部落的人数，例如没有跟随盖萨里克去阿非利加的阿兰人，还有从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在高卢政权中日益突出的法兰克军队。尽管公元476年后，法兰克人很快强大得能够和西哥特人在高卢分庭抗礼，参与最终导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废黜的事件，但有战斗力的法兰克人可能只有1万—1.5万人。总的来说，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1万—12万人的外来武装参与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事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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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史实的重构让我们深信，境外入侵者造成的离心作用在公元5世纪晚期把西罗马帝国分割成新的王国。另一方面，这些入侵部落每一个都是几万人的军队，而不是几十万人。一眼看去，这算不上是压倒性的兵力，尤其是想一想公元375年的罗马军队，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也有30万人，有些观点还认为人数是这个的两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连串的事件证明了这种观点。西罗马帝国不是一次征服战之后就灰飞烟灭的，就像后来古代中国被蒙古人征服那样。一开始，这些移民的兵力仅够他们建立飞地，但建立独立王国的进一步扩张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整整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侵蚀罗马政权。换句话说，就算加在一起，公元5世纪的入侵者也不足以推翻一个控制了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大片地区的人民和资源的帝国。他们之所以能够把西罗马帝国从相对健康的状态推向灭亡，只是因为在罗马发展500年之后，国家体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内部都存在局限性，而他们以一定的方式与这种局限性发生了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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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到帝国的军事实力，就必须把匈人引起的侵袭战和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3世纪发展成超级大国联系起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波斯最终受到遏制。但波斯帝国的实力并没有消除。甚至到公元300年前后，东部边境地区恢复稳定后，那里的兵力也从未松懈过，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因此，公元4世纪晚期，帝国在欧洲边境的危机给已经深受重负的军事组织带来更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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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他们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当匈人召集军队大举入侵的时候，大家都已有任务在身，有些人还可能缺乏必要的训练和装备，因此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总的来说，入侵者的兵力不应该和整个帝国的兵力做对比，他们只需要应付西罗马的野战军，因为很多部队当时完全投入了其他任务。这些野战军主要集中在高卢、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西部，在公元420年总计有181个分队：书面记载是9万人以上。（在危机开始时，西罗马的野战军可能不超过160个分队，或者说8万多人。）与这样的兵力对比，入侵的蛮族人数量就显得多得多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最终能够胜出。他们在数量上并不处于劣势，相反，他们可能还暗自庆幸与帝国军队相比，自己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这种数量优势最初隐藏在入侵军缺乏统一组织的劣势下，但随着公元5世纪的时间推移，数量优势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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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来犯的蛮族人数量足以最终挫败抵御他们的那部分罗马军队，那么帝国为什么不派出更多军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帝国经济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虽然罗马后期农业在公元4世纪时十分繁荣，但缺乏明显的快速或大量提高产出的手段。很多行省的经济已经在最大限度地产出了。由于4世纪为了在波斯边境增加兵力已大幅提高税收，到公元400年还要扩大军队规模的话，就没有太多增加资金的余地。帝国的税收还会略微受到官僚机构的能力和地方精英缴税意愿的影响。但是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埃提乌斯失去北非后，不得不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时，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和纳税人之间有什么麻烦。税收最大的障碍应该是停滞在繁荣状态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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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治局限性也直接关系到西罗马的灭亡。如前文所述，把罗马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治纽带。作为对缴税的回报，国家的军事和法律机器保护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阶层免受境内外敌人的攻击。因为这些人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所以他们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帝国中央政权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无法迁居别处，蛮族势力强大起来时，他们要去讨好也就不足为怪了。体系内部的这种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来罗马在高卢中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等腹地瓦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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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政治局限性体现在高层政治活动的运作方面。因为帝国地域辽阔，曾经成功地将行省精英罗马化，后期罗马帝国政权就不断要面对来自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压力向四面八方撕扯着帝国政权。到公元4世纪，权力只得由两位以上的皇帝共同持有，但是没有现成可靠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从这一点来说，所有政权都是临时政府。中央政权有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比如有两位以上的共治皇帝，或者由埃提乌斯或斯提利科这样的强权人物操纵一位傀儡皇帝。随后可以出现短暂的甚至长达十几年的政治稳定期，但中间会不时出现残酷的内讧时期，往往最终演变成内战。而中央的不稳定给了外来移民发展自己势力的宝贵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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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内在的局限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帝国灭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蛮族人充其量只是推动这个进程的外在刺激，他就需要解释一下在没有境外大规模军事袭击的情况下，帝国体系将怎样崩塌。我认为这是很难解释的。并不是说后期罗马帝国有完善的政治体系。即便在蛮族到来之前，它就暗藏着诸多分裂倾向，帝国的外围地区远不及地中海的心脏地带那样紧密统一在国家体系中。不列颠尤其突出地显示出政治分裂的倾向。从西北高卢（阿莫利卡）的匪患记录来看，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暴动的意义对我们颇有启发。首先，只有中央政权不稳时才会发生暴动，而帝国只需派出小规模远征军——例如不列颠的情况——就足以平定行省的叛乱。公元368年，狄奥多西伯爵（第一任同名皇帝的父亲）只用四个团就完成了这样一次任务。21因此，如果帝国要自行灭亡，必须有大量地区同时发生叛乱，每处都需要派出相当数量的罗马军队，这样中央政权才无法再次逐一征服叛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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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打破卡洛林王朝西部统治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叛乱事件。但在公元4世纪发生这类事件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罗马帝国与卡洛林王朝存在本质区别。卡洛林帝国的军队由地方的地主阶层领导，军队由他们的家臣组成，而罗马帝国拥有职业军队。当卡洛林帝国的地方从中央分裂出去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现成的军队。而罗马的地主阶层是平民，需要奋力组成一支自己的地方武装，保卫他们不受来自中央的掠夺。因此，如果罗马帝国从内部崩溃，不仅需要不列颠，而且还需要高卢北部、西班牙和北非同时分裂。但是罗马帝国后期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内部分裂力量导致这种规模的事件发生。所以我认为，与其说罗马内在的“弱点”注定后期帝国体系必然解体，不如说是“局限性”——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西罗马无力处理公元5世纪面临的特殊危机。内在局限性是导致帝国灭亡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本身不足以成为诱因。如果没有蛮族人，西罗马帝国绝不会在公元5世纪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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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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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西罗马灭亡研究的结束，我还有最后一点想法要详细说明。前面提到的外部冲击由两个部分组成：导致冲击的匈人，还有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境外部落，他们借匈人挑起的势头入侵罗马，最终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我们所知，匈人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迁到黑海以北地区，并没有什么深层原因。在古代和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不时有具有军事意义的人口出现。有时这些人口向东威胁中国，有时向西影响欧洲。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这种迁徙的原动力，因此无法解释这些人口爆发性增长的普遍原因，也不清楚每次人口爆发是否都有各自独立的原因。至于匈人为什么迁徙，我们只能列出几种可能性。有环境原因（草原干旱加重，无法维持牲畜生存），社会政治变化的原因，以及军事上的偶然性（他们有了威力更强大的弓）。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匈人在公元4世纪晚期向西迁徙，正如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纪年开始前后也向西迁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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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匈人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匈人危机中更加紧迫、更具破坏性的成分主要是日耳曼部落，他们分别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两次大举武力穿越帝国边界。如果我们从匈人那里找不到更多答案，那么草原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说，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元1世纪，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也对主要由日耳曼人构成的农业社会发动了类似袭击，当时是在喀尔巴阡山的东端，有些萨尔马提亚人像匈人一样，最终迁到匈牙利大平原。但除了这些相似点外，萨尔马提亚人的到来并没有像400多年后的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其他部落迁到罗马领土那样，造成任何冲击。23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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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不同的一个可能解释在于日耳曼世界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间经历的变化。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分裂成很多规模较小、彼此竞争的政治单位，整体上非常贫穷，罗马人甚至不屑去征服他们。此时的日耳曼尼亚能够组织突击队和较大的防御联盟，可以成功伏击在森林里游荡的罗马军队，就像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对瓦鲁斯军团所做的那样。但它缺乏政治体系，因此无法在大规模的公开冲突中和罗马强大的外交手段抗衡。到匈人来犯的时候，很多事都变了。一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最主要的是影响农业生产，其次也影响到制造业，促进人口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新财富。社会阶层增加，出现自由民阶层、世袭首领和武装扈从。这种社会变化从社会的顶层开始显现，表现为更加健全的政治结构。到公元4世纪，分支中突出的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外围的藩属国。尽管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对帝国百般殷勤，但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可以采取行动，限制帝国对他们的过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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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耳曼部落继续向罗马领土迁徙以逃避匈人的侵袭，这种长期的社会政治上的种族融合获得了新动力。公元5世纪这段历史中一个最重要——本书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主要王国都是围绕蛮族新兴的超级军团建立的，而超级军团的军事实力正是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阿基坦定居的西哥特人不是古代哥特人的分支，而是一个新部落。在匈人到达欧洲边缘之前，西哥特人——不要相信任何关于这些侵袭的古代地图——还不存在。他们是由在公元376年来到多瑙河河畔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合并而成，另外还包括后来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进攻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的残余人马。阿拉里克的野心使得这三个部落的幸存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部落，比过去哥特人的任何部落都要强大。24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的汪达尔人，也同样是一个新的政治统一体。他们是在一次移民大潮中形成的，就是公元406年底横渡莱茵河的那次入侵战。他们最初是松散的联盟，构成成分有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数量不明的阿兰人（势力最大）和苏维汇人。这些苏维汇人可能是多瑙河中部一些日耳曼人重新联盟的产物。在公元415年前后罗马－哥特联合军事打击下，一个新的统一体产生了。斯灵族汪达尔人和各阿兰部落依附在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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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兰克人内部发生类似的重组，产生高卢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成为罗马领土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时罗马在高卢北部的势力已经衰落。虽然不能证明他们的统一和罗马的灭亡有密切联系，但可能性很大。在公元4世纪，罗马对于法兰克南部莱茵河边境地区的近邻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防止他们建立具有军事威胁的政治同盟。如果当时对法兰克人也采用了这个政策，那么当罗马势力在这一地区削弱时，法兰克人就很容易发生政治上的部落融合。当然，克洛维（Clovis）在大约公元480年后建立了从加伦河到英吉利海峡的统一高卢王国，利用的法兰克军队就是由至少六支军团统一而成。除了从他父亲希尔德里克那里继承来的军队以外，克洛维还加上了西吉贝特［Sigibert，还有他的儿子克罗德里克（Chloderic）］、沙拉力克（Chararic）、拉格纳卡尔（Ragnachar）和理查（Ricchar）（两人是兄弟，但可能各自有追随者）以及里格诺莫（Rignomer）的人马。25同样，在公元492年推翻奥多瓦卡、建立最后一个新王国的东哥特人，也是后来才出现的。意大利的第一位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完成了他叔叔法拉米尔开始的事业。公元5世纪50年代，法拉米尔统一一些哥特军团，就像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那样，在多瑙河中游建立一个新王国。这时他的追随者大概超过1万人。到公元5世纪80年代，狄奥多里克把另一支相似规模的军队统一过来，就是原先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哥特人。后来征服意大利的正是这支统一部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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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通过重组建立起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组织，继而发展为新兴王国的过程。所有统一过程都发生在朝代更替的混乱时期。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由军团首领互相残杀引起，比如克洛维似乎特别享受斧子砍到头骨上的声音，私人恩怨自然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尽管自相残杀在日耳曼的军团首领中相当普遍，但从未造成如此规模的社会重组。首领的个人野心固然重要，而亲历这场厮杀的战士们的态度也同等重要。图尔的圣格列高利记录了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的过程。他强调说，几乎每次暗杀行动后，被害首领的追随者都宣称他们愿意和克洛维联盟。而他们的确也有实际选择权。其他部落的统一也是如此。西哥特人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有野心，也是因为大多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以及战败的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都愿意依附于他的统治。如前文所述，汪达尔人联盟的出现，是因为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决定全体投奔哈斯丁族汪达尔人。东哥特人的出现也是对法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这两代人个人成就的积极反应。我们也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决定不加入新联盟。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首领的斗争，也需要考虑日耳曼自由民阶层的选择，正是他们的决定将普通的统治者地位之争转变为一场政治统一过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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