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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现有史料得知,罗马帝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两个层面的关键作用:首先,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历时几个世纪发展出久经考验的可靠策略,用以削弱境外移民的独立性,即便对它欢迎迁入的移民也是如此。面临如此实力,再加上帝国自诩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很多刚来到帝国的移民立刻意识到,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分歧,现在他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联合起来。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早在公元376年夏天就开始合作了。那时瓦伦斯只允许瑟文吉进入帝国,试图以此将他们分而治之。追随拉达盖苏斯的人在战败后立刻被卖为奴,或者在斯提利科被杀后目睹了妻儿在意大利的城中被屠杀,这些人很快意识到依附于阿拉里克队伍的重要性。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几次惨败后加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君士坦提乌斯对他们发动的战役。同样,东哥特人产生于公元478年夏天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芝诺皇帝试图让狄奥多里克大帝和色雷斯哥特人交战。皇帝假装会借给狄奥多里克大军打败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想让两支哥特人交战,等伤亡殆尽时再派帝国军队去扫荡。结果,尽管两个部落的首领反应迟钝,但士兵都拒绝交战,他们很清楚芝诺指给他们的是一条共同毁灭的道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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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罗马帝国实行一种强大的税收再分配机制。哥特人和其他部落利用这一点使帝国——多少有些自愿地——承认他们为同盟,或者通过占据产生税收的城市占些小便宜,保证自己的收入,这在帝国境外是得不到的。尽管经济有了进步,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世界和帝国相比仍是不毛之地。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自阿提拉时代之后,日耳曼人墓葬中才出现黄金制品,这是阿提拉从罗马帝国大量勒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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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冒险的部落来说,罗马帝国虽然对他们的生存是一个威胁,但是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机遇。至于用武力勒索财富,能调动大批军队实现目的的境外部落又一次占据优势。恐惧和对利益的期待或多或少地彼此交织,最终混合成一杯烈性鸡尾酒,推动这些移民向统一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旦匈人把大批境外移民赶过边界,罗马政权就真正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复杂性加速了境外移民的团结过程,他们通过这一过程从帝国内部分割出自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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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匈人到来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而不是4世纪,把当时的日耳曼部落赶过罗马边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了。因为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形成的政治单位规模较小,他们的重组会涉及过多的政治单位,过程也太复杂,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大联盟。公元5世纪的每一个超级军团都由三四个甚至六个政治单位组成,兵力足以组成一支2万—3万人的军队——可能是长期存在需要的最小兵力。在公元1世纪时如果也想召集同样多的日耳曼战士攻打同一个敌人,可能需要统一多达12个彼此敌对的政治单位,会涉及巨大的政治问题。我想这就是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1世纪的迁徙和300年后的匈人相比,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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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分公元4世纪和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这些变化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造成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彻底的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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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史料——当然全是罗马史料——只给出了一条线索。公元1世纪的塔西佗和4世纪的阿米安·马塞林都提到不同的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过激战,而罗马没有参与,这应该可以想见。尽管如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日耳曼尼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层面的,我们已经接触过一些。在此我想讨论一下双方的优点,但不做任何评价——不要忘了罗马帝国尽管有集中供暖系统,但在取悦于大众方面,他们并不觉得把活人喂给野兽吃有什么不妥。日耳曼世界可以说是位于复杂社会边缘的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如此迥异的两个统一体在地理位置上又彼此紧邻,势必会产生我们在日耳曼世界观察到的那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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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关系是经济上的,这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足够重视,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日耳曼社会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高质量的罗马制品很早就成为边界对面遥远的日耳曼世界富人墓葬的特征。在约200公里宽的边境地带,较普通的罗马制品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记载,罗马帝国同样也消费了大量境外原材料。公元4世纪的某个时期,皇帝尤里安利用惩罚性的外交条约从各个阿勒曼尼部落榨取木材、粮食和人力(作为奴隶和部队新兵),而其他时候这些商品和服务是需要付费的。罗马边境的常驻部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附近日耳曼经济的需求中心。日耳曼地区出口的货物不能保存下来,因此考古学上没有发现,但是这些货物无疑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财富。例如,在日耳曼尼亚之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奴隶交易。早在公元1世纪,莱茵河河畔的邻近部落就使用罗马银币作为交易货币。即便300年后,帝国和瑟文吉关系疏远了,贸易站也仍然开放。我们还知道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个人可以越过边界应征参加罗马军队,回家后享受退役津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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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地区在公元1世纪初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型经济。随后400年里贸易的影响大致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新型财富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越过罗马边界流入日耳曼尼亚。和罗马的经济纽带给每个人带来从前闻所未闻的收益,从奴隶贩子到向罗马常驻部队出售食物的农民无不受益。因此,这里第一次有了充足的金钱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差异。其次——比单纯的财富更重要——新的经济往来导致社会政治变化,一些部落为了能控制边境上新生财富的流动,彼此竞争。公元50年,马克曼尼人的领地位于多瑙河河畔,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地区,他们的首领万尼乌斯被来自波兰中部和北部的一伙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赶走。据塔西佗记载30,这些人来到南方,要求分享他30年统治期间通过贸易积累下来的财富。就像黑手党和禁酒令的情况一样,新涌进来的财富需要大家去争夺,然后再解决争端,让各方都接受一种反映现有权力制衡的分配比例。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日耳曼尼亚的贸易链究竟如何,也无法知道各自获益的多少,因为当时日耳曼人都不具备读写能力。但是近些年来,波兰考古学家研究了琥珀贸易航道北段。这条航道在罗马时期负责把这种不太贵重的宝石从波罗的海沿岸运到地中海的加工作坊。他们发现了一些公路和桥梁。通过碳同位素和树木年轮测定,确认这些是公元纪年最初几个世纪的建筑,而且被维护了200多年。可见有人在波兰北部靠琥珀贸易挣了大钱,不怕麻烦地修建了这些道路和桥梁。另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挣这些钱的人,大部分不是砍树并把木材沉入沼泽的人。随着日耳曼社会不同集团试图攫取利益,组织和控制贸易往来自然导致更大的社会分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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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外交关系推动日耳曼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公元1世纪的前20年,罗马军团试图征服东部和北部的新邻居。帝国此时的态度是赤裸裸的掠夺,日耳曼人的反应自然可以想见。我们所知道的莱茵河地区第一个重要的政治联盟是阿米尼乌斯建立的,为的是击退罗马入侵。这个联盟曾经战败瓦鲁斯军团,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后来没有继续团结一致。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对这些处在边境100公里以内的日耳曼近邻,罗马的政策是惩罚性的战役,大约每代人都要打一次,这构成了几次临时和平协议的基础。换句话说,罗马军团每个世纪会入侵这些内陆地区四次,摧毁所有不臣服的人和地区。因此,在那里发生反抗浪潮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瑟文吉族哥特人不愿意接受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基督教。在阿塔纳里克的带领下奋战三年,成功地按兵不动,没有向罗马派兵参与和波斯的交战。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抵挡罗马帝国主义残酷暴行的愿望,和公元4世纪典型的社会结构向大规模发展有很大关系,这又使得公元5世纪罗马领土上出现新兴蛮族联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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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行都是单向的。能在边境成功进行偷袭的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边境行省在经济上比日耳曼邻近部落发达)。这是政治合并的又一个促进因素,因为总的来说,偷袭队伍的规模越大,成功的机会也越大。我们知道在整个帝国时代,这种边境偷袭都是罗马-日耳曼关系所特有的。在阿米安·马塞林记载的历时24年(公元354—378年)的历史里,莱茵河边境至少有14年受到阿勒曼尼人的骚扰。公元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比如尤里安皇帝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败的切诺多玛,总是越过边界发动掠夺战。我认为这也不是偶然。通过这种行为得到的威望和财富是维持他们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为了击退罗马入侵,还是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联盟都是一条可靠的成功之路。罗马-日耳曼关系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促进了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调整,推动其更大规模、更紧密地结合。公元3世纪早期出现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新联盟最初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所有人都对罗马帝国的势力和财富看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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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强有力的联盟形成,罗马的外交措施又会推进这一过程。一个久经考验的可行策略就是找到一个愿意维持和平的首领,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外援,通常还配合贸易特权,尽力帮助他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岁赐从公元纪年的早期就成为罗马外交策略的特征。但是这种关系总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成分。受到恩赐的首领必须满足自己追随者的要求,同时还要让帝国的赞助人满意。一些阿勒曼尼首领发现自己为追随者所迫,不得不加入切诺多玛的叛军,否则就面临退位。32能够吸引罗马慷慨赏赐的首领无疑也能吸引大量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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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武器也起到了作用。现在还不清楚当时武器交易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在丹麦沼泽沉积物中找到的罗马兵器,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多。33结论只能是这种特殊的罗马金属制品曾经在远离边界的地方冲突中使用过。崛起的日耳曼统治者靠组织偷袭控制新的财富资源和成功保障,得到帝国的认可和支持,还获得像样的罗马武器,现在他有实力通过战争扩张权力了。他的一部分精力是针对罗马的,但是激烈的日耳曼内部斗争一定也在日耳曼部落的实力积累上起到一定作用。例如,阿米安提到只要给的价钱合适,就可以收买勃艮第人袭击阿勒曼尼人,而阿勒曼尼人的一位著名首领马克里阿努斯,因为一次地方扩张战的某一回合失利,就在法兰克人的地盘上送了命。34几个世纪中一定上演过无数这样的战争。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各地方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带来的危险和机遇做出反应,因此罗马帝国对境外产生各种超出预期的影响。罗马境外的部落和小部落长期融合,与匈人到来引起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就产生了足以粉碎西罗马帝国的超级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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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帝国采用的统治方式有一种产生逆转的内在倾向,使被统治者最终摆脱他们的枷锁。35因此,罗马帝国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不是因为它发展了几世纪的内在缺陷,也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内在缺陷,而是帝国和日耳曼世界的关系造成的。正如萨珊王朝能够重组近东社会推翻罗马统治,日耳曼社会给西罗马带来了同样的影响,和匈人力量的碰撞加速了这一进程。假如没有匈人,这个进程可能要慢得多。西罗马帝国的毁灭不是因为它自身“庞大结构”的重负,而是因为它的日耳曼近邻以它无法预料的方式对它的强大做出了反应。这一切让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罗马帝国因为无节制的侵略,最终要对自身的毁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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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 主要人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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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吉迪厄斯(Aegidius):公元5世纪60年代初期,墨乔里安皇帝治下高卢地区罗马军队主帅。墨乔里安被害后,埃吉迪厄斯发动叛乱,以所辖地区为基础在莱茵河边境一带形成独立领地,直到公元5世纪80年代中期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征服,才结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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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提乌斯(Aetius):主帅,贵族,自公元433年起,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直至公元454年被瓦伦提尼安三世刺死。他主张借助境外势力——匈人——控制公元405—408年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移民部落。埃提乌斯享有短暂而瞩目的军事成就,但其策略因公元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入侵而受挫,其政治地位也因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瓦解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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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人(Akatziri):生活在黑海以北的游牧民族,公元5世纪40年代后期受到阿提拉统治。其政治结构由不同等级的首领构成,可能类似于造就卢阿和阿提拉王朝的匈人革命前匈人部落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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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曼尼人(Alamanni):公元4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莱茵河上游边界外的日耳曼语族部落联盟。联盟在各个时期都同时存在多位首领,管辖各自统领的部落,权力以世袭的方式传递,但每代首领中还会推举一位非世袭的至高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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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人(Alans):公元4世纪生活在黑海以北、顿河以东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的统称。在匈人引发的危机中,一些阿兰部落迅速被征服,成为匈人帝国的一部分,直到阿提拉暴死。其余部落则向西逃入罗马境内,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一支军事力量。其中一支大部落参与了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袭,公元5世纪10年代后期遭遇惨败后,依附于汪达尔-阿兰联盟。公元439年,该联盟迁至北非,占领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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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Alaric):(西)哥特人首领(公元395—411年在任)。公元395年,阿拉里克率领公元376年迁入罗马帝国的瑟文吉族和格鲁森尼族哥特人发动叛乱,公元382年同狄奥多西一世缔结和约。阿拉里克最终将这两支部落同公元405—406年侵袭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余部联合,创建了一支西哥特人的超级军团。他率领哥特人离开巴尔干半岛前往西罗马,试图与罗马帝国达成政治和议,公元410年罗马遭劫后去世,生前未能实现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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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提(Alatheus):与萨伏拉克斯同为公元376年横渡多瑙河的格鲁森尼族哥特人首领。阿拉提在公元382年缔结和约之前消失,可能当时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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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罗马后期史学家。阿米安留存下来的作品记录了公元354—378年的历史,是研究后期罗马帝国运作以及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前匈人危机爆发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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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莫斯(Anthemius):东罗马指挥官。安提莫斯处理了阿提拉帝国瓦解的余波,之后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467—472年在位)。公元468年,安提莫斯做了最后的尝试,试图从汪达尔人手中收复北非、将新生活力注入西罗马。远征失败,帝国最后的纱线很快松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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