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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政治局限性体现在高层政治活动的运作方面。因为帝国地域辽阔，曾经成功地将行省精英罗马化，后期罗马帝国政权就不断要面对来自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压力向四面八方撕扯着帝国政权。到公元4世纪，权力只得由两位以上的皇帝共同持有，但是没有现成可靠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从这一点来说，所有政权都是临时政府。中央政权有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比如有两位以上的共治皇帝，或者由埃提乌斯或斯提利科这样的强权人物操纵一位傀儡皇帝。随后可以出现短暂的甚至长达十几年的政治稳定期，但中间会不时出现残酷的内讧时期，往往最终演变成内战。而中央的不稳定给了外来移民发展自己势力的宝贵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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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内在的局限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帝国灭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蛮族人充其量只是推动这个进程的外在刺激，他就需要解释一下在没有境外大规模军事袭击的情况下，帝国体系将怎样崩塌。我认为这是很难解释的。并不是说后期罗马帝国有完善的政治体系。即便在蛮族到来之前，它就暗藏着诸多分裂倾向，帝国的外围地区远不及地中海的心脏地带那样紧密统一在国家体系中。不列颠尤其突出地显示出政治分裂的倾向。从西北高卢（阿莫利卡）的匪患记录来看，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暴动的意义对我们颇有启发。首先，只有中央政权不稳时才会发生暴动，而帝国只需派出小规模远征军——例如不列颠的情况——就足以平定行省的叛乱。公元368年，狄奥多西伯爵（第一任同名皇帝的父亲）只用四个团就完成了这样一次任务。21因此，如果帝国要自行灭亡，必须有大量地区同时发生叛乱，每处都需要派出相当数量的罗马军队，这样中央政权才无法再次逐一征服叛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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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打破卡洛林王朝西部统治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叛乱事件。但在公元4世纪发生这类事件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罗马帝国与卡洛林王朝存在本质区别。卡洛林帝国的军队由地方的地主阶层领导，军队由他们的家臣组成，而罗马帝国拥有职业军队。当卡洛林帝国的地方从中央分裂出去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现成的军队。而罗马的地主阶层是平民，需要奋力组成一支自己的地方武装，保卫他们不受来自中央的掠夺。因此，如果罗马帝国从内部崩溃，不仅需要不列颠，而且还需要高卢北部、西班牙和北非同时分裂。但是罗马帝国后期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内部分裂力量导致这种规模的事件发生。所以我认为，与其说罗马内在的“弱点”注定后期帝国体系必然解体，不如说是“局限性”——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西罗马无力处理公元5世纪面临的特殊危机。内在局限性是导致帝国灭亡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本身不足以成为诱因。如果没有蛮族人，西罗马帝国绝不会在公元5世纪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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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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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西罗马灭亡研究的结束，我还有最后一点想法要详细说明。前面提到的外部冲击由两个部分组成：导致冲击的匈人，还有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境外部落，他们借匈人挑起的势头入侵罗马，最终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我们所知，匈人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迁到黑海以北地区，并没有什么深层原因。在古代和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不时有具有军事意义的人口出现。有时这些人口向东威胁中国，有时向西影响欧洲。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这种迁徙的原动力，因此无法解释这些人口爆发性增长的普遍原因，也不清楚每次人口爆发是否都有各自独立的原因。至于匈人为什么迁徙，我们只能列出几种可能性。有环境原因（草原干旱加重，无法维持牲畜生存），社会政治变化的原因，以及军事上的偶然性（他们有了威力更强大的弓）。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匈人在公元4世纪晚期向西迁徙，正如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纪年开始前后也向西迁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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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匈人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匈人危机中更加紧迫、更具破坏性的成分主要是日耳曼部落，他们分别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两次大举武力穿越帝国边界。如果我们从匈人那里找不到更多答案，那么草原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说，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元1世纪，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也对主要由日耳曼人构成的农业社会发动了类似袭击，当时是在喀尔巴阡山的东端，有些萨尔马提亚人像匈人一样，最终迁到匈牙利大平原。但除了这些相似点外，萨尔马提亚人的到来并没有像400多年后的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其他部落迁到罗马领土那样，造成任何冲击。23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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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不同的一个可能解释在于日耳曼世界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间经历的变化。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分裂成很多规模较小、彼此竞争的政治单位，整体上非常贫穷，罗马人甚至不屑去征服他们。此时的日耳曼尼亚能够组织突击队和较大的防御联盟，可以成功伏击在森林里游荡的罗马军队，就像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对瓦鲁斯军团所做的那样。但它缺乏政治体系，因此无法在大规模的公开冲突中和罗马强大的外交手段抗衡。到匈人来犯的时候，很多事都变了。一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最主要的是影响农业生产，其次也影响到制造业，促进人口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新财富。社会阶层增加，出现自由民阶层、世袭首领和武装扈从。这种社会变化从社会的顶层开始显现，表现为更加健全的政治结构。到公元4世纪，分支中突出的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外围的藩属国。尽管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对帝国百般殷勤，但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可以采取行动，限制帝国对他们的过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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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耳曼部落继续向罗马领土迁徙以逃避匈人的侵袭，这种长期的社会政治上的种族融合获得了新动力。公元5世纪这段历史中一个最重要——本书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主要王国都是围绕蛮族新兴的超级军团建立的，而超级军团的军事实力正是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阿基坦定居的西哥特人不是古代哥特人的分支，而是一个新部落。在匈人到达欧洲边缘之前，西哥特人——不要相信任何关于这些侵袭的古代地图——还不存在。他们是由在公元376年来到多瑙河河畔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合并而成，另外还包括后来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进攻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的残余人马。阿拉里克的野心使得这三个部落的幸存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部落，比过去哥特人的任何部落都要强大。24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的汪达尔人，也同样是一个新的政治统一体。他们是在一次移民大潮中形成的，就是公元406年底横渡莱茵河的那次入侵战。他们最初是松散的联盟，构成成分有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数量不明的阿兰人（势力最大）和苏维汇人。这些苏维汇人可能是多瑙河中部一些日耳曼人重新联盟的产物。在公元415年前后罗马－哥特联合军事打击下，一个新的统一体产生了。斯灵族汪达尔人和各阿兰部落依附在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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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兰克人内部发生类似的重组，产生高卢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成为罗马领土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时罗马在高卢北部的势力已经衰落。虽然不能证明他们的统一和罗马的灭亡有密切联系，但可能性很大。在公元4世纪，罗马对于法兰克南部莱茵河边境地区的近邻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防止他们建立具有军事威胁的政治同盟。如果当时对法兰克人也采用了这个政策，那么当罗马势力在这一地区削弱时，法兰克人就很容易发生政治上的部落融合。当然，克洛维（Clovis）在大约公元480年后建立了从加伦河到英吉利海峡的统一高卢王国，利用的法兰克军队就是由至少六支军团统一而成。除了从他父亲希尔德里克那里继承来的军队以外，克洛维还加上了西吉贝特［Sigibert，还有他的儿子克罗德里克（Chloderic）］、沙拉力克（Chararic）、拉格纳卡尔（Ragnachar）和理查（Ricchar）（两人是兄弟，但可能各自有追随者）以及里格诺莫（Rignomer）的人马。25同样，在公元492年推翻奥多瓦卡、建立最后一个新王国的东哥特人，也是后来才出现的。意大利的第一位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完成了他叔叔法拉米尔开始的事业。公元5世纪50年代，法拉米尔统一一些哥特军团，就像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那样，在多瑙河中游建立一个新王国。这时他的追随者大概超过1万人。到公元5世纪80年代，狄奥多里克把另一支相似规模的军队统一过来，就是原先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哥特人。后来征服意大利的正是这支统一部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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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通过重组建立起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组织，继而发展为新兴王国的过程。所有统一过程都发生在朝代更替的混乱时期。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由军团首领互相残杀引起，比如克洛维似乎特别享受斧子砍到头骨上的声音，私人恩怨自然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尽管自相残杀在日耳曼的军团首领中相当普遍，但从未造成如此规模的社会重组。首领的个人野心固然重要，而亲历这场厮杀的战士们的态度也同等重要。图尔的圣格列高利记录了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的过程。他强调说，几乎每次暗杀行动后，被害首领的追随者都宣称他们愿意和克洛维联盟。而他们的确也有实际选择权。其他部落的统一也是如此。西哥特人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有野心，也是因为大多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以及战败的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都愿意依附于他的统治。如前文所述，汪达尔人联盟的出现，是因为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决定全体投奔哈斯丁族汪达尔人。东哥特人的出现也是对法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这两代人个人成就的积极反应。我们也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决定不加入新联盟。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首领的斗争，也需要考虑日耳曼自由民阶层的选择，正是他们的决定将普通的统治者地位之争转变为一场政治统一过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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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现有史料得知，罗马帝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两个层面的关键作用：首先，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历时几个世纪发展出久经考验的可靠策略，用以削弱境外移民的独立性，即便对它欢迎迁入的移民也是如此。面临如此实力，再加上帝国自诩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很多刚来到帝国的移民立刻意识到，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分歧，现在他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联合起来。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早在公元376年夏天就开始合作了。那时瓦伦斯只允许瑟文吉进入帝国，试图以此将他们分而治之。追随拉达盖苏斯的人在战败后立刻被卖为奴，或者在斯提利科被杀后目睹了妻儿在意大利的城中被屠杀，这些人很快意识到依附于阿拉里克队伍的重要性。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几次惨败后加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君士坦提乌斯对他们发动的战役。同样，东哥特人产生于公元478年夏天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芝诺皇帝试图让狄奥多里克大帝和色雷斯哥特人交战。皇帝假装会借给狄奥多里克大军打败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想让两支哥特人交战，等伤亡殆尽时再派帝国军队去扫荡。结果，尽管两个部落的首领反应迟钝，但士兵都拒绝交战，他们很清楚芝诺指给他们的是一条共同毁灭的道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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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罗马帝国实行一种强大的税收再分配机制。哥特人和其他部落利用这一点使帝国——多少有些自愿地——承认他们为同盟，或者通过占据产生税收的城市占些小便宜，保证自己的收入，这在帝国境外是得不到的。尽管经济有了进步，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世界和帝国相比仍是不毛之地。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自阿提拉时代之后，日耳曼人墓葬中才出现黄金制品，这是阿提拉从罗马帝国大量勒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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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冒险的部落来说，罗马帝国虽然对他们的生存是一个威胁，但是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机遇。至于用武力勒索财富，能调动大批军队实现目的的境外部落又一次占据优势。恐惧和对利益的期待或多或少地彼此交织，最终混合成一杯烈性鸡尾酒，推动这些移民向统一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旦匈人把大批境外移民赶过边界，罗马政权就真正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复杂性加速了境外移民的团结过程，他们通过这一过程从帝国内部分割出自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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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匈人到来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而不是4世纪，把当时的日耳曼部落赶过罗马边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了。因为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形成的政治单位规模较小，他们的重组会涉及过多的政治单位，过程也太复杂，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大联盟。公元5世纪的每一个超级军团都由三四个甚至六个政治单位组成，兵力足以组成一支2万—3万人的军队——可能是长期存在需要的最小兵力。在公元1世纪时如果也想召集同样多的日耳曼战士攻打同一个敌人，可能需要统一多达12个彼此敌对的政治单位，会涉及巨大的政治问题。我想这就是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1世纪的迁徙和300年后的匈人相比，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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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分公元4世纪和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这些变化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造成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彻底的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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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史料——当然全是罗马史料——只给出了一条线索。公元1世纪的塔西佗和4世纪的阿米安·马塞林都提到不同的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过激战，而罗马没有参与，这应该可以想见。尽管如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日耳曼尼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层面的，我们已经接触过一些。在此我想讨论一下双方的优点，但不做任何评价——不要忘了罗马帝国尽管有集中供暖系统，但在取悦于大众方面，他们并不觉得把活人喂给野兽吃有什么不妥。日耳曼世界可以说是位于复杂社会边缘的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如此迥异的两个统一体在地理位置上又彼此紧邻，势必会产生我们在日耳曼世界观察到的那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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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关系是经济上的，这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足够重视，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日耳曼社会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高质量的罗马制品很早就成为边界对面遥远的日耳曼世界富人墓葬的特征。在约200公里宽的边境地带，较普通的罗马制品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记载，罗马帝国同样也消费了大量境外原材料。公元4世纪的某个时期，皇帝尤里安利用惩罚性的外交条约从各个阿勒曼尼部落榨取木材、粮食和人力（作为奴隶和部队新兵），而其他时候这些商品和服务是需要付费的。罗马边境的常驻部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附近日耳曼经济的需求中心。日耳曼地区出口的货物不能保存下来，因此考古学上没有发现，但是这些货物无疑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财富。例如，在日耳曼尼亚之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奴隶交易。早在公元1世纪，莱茵河河畔的邻近部落就使用罗马银币作为交易货币。即便300年后，帝国和瑟文吉关系疏远了，贸易站也仍然开放。我们还知道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个人可以越过边界应征参加罗马军队，回家后享受退役津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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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地区在公元1世纪初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型经济。随后400年里贸易的影响大致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新型财富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越过罗马边界流入日耳曼尼亚。和罗马的经济纽带给每个人带来从前闻所未闻的收益，从奴隶贩子到向罗马常驻部队出售食物的农民无不受益。因此，这里第一次有了充足的金钱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差异。其次——比单纯的财富更重要——新的经济往来导致社会政治变化，一些部落为了能控制边境上新生财富的流动，彼此竞争。公元50年，马克曼尼人的领地位于多瑙河河畔，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地区，他们的首领万尼乌斯被来自波兰中部和北部的一伙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赶走。据塔西佗记载30，这些人来到南方，要求分享他30年统治期间通过贸易积累下来的财富。就像黑手党和禁酒令的情况一样，新涌进来的财富需要大家去争夺，然后再解决争端，让各方都接受一种反映现有权力制衡的分配比例。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日耳曼尼亚的贸易链究竟如何，也无法知道各自获益的多少，因为当时日耳曼人都不具备读写能力。但是近些年来，波兰考古学家研究了琥珀贸易航道北段。这条航道在罗马时期负责把这种不太贵重的宝石从波罗的海沿岸运到地中海的加工作坊。他们发现了一些公路和桥梁。通过碳同位素和树木年轮测定，确认这些是公元纪年最初几个世纪的建筑，而且被维护了200多年。可见有人在波兰北部靠琥珀贸易挣了大钱，不怕麻烦地修建了这些道路和桥梁。另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挣这些钱的人，大部分不是砍树并把木材沉入沼泽的人。随着日耳曼社会不同集团试图攫取利益，组织和控制贸易往来自然导致更大的社会分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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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外交关系推动日耳曼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公元1世纪的前20年，罗马军团试图征服东部和北部的新邻居。帝国此时的态度是赤裸裸的掠夺，日耳曼人的反应自然可以想见。我们所知道的莱茵河地区第一个重要的政治联盟是阿米尼乌斯建立的，为的是击退罗马入侵。这个联盟曾经战败瓦鲁斯军团，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后来没有继续团结一致。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对这些处在边境100公里以内的日耳曼近邻，罗马的政策是惩罚性的战役，大约每代人都要打一次，这构成了几次临时和平协议的基础。换句话说，罗马军团每个世纪会入侵这些内陆地区四次，摧毁所有不臣服的人和地区。因此，在那里发生反抗浪潮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瑟文吉族哥特人不愿意接受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基督教。在阿塔纳里克的带领下奋战三年，成功地按兵不动，没有向罗马派兵参与和波斯的交战。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抵挡罗马帝国主义残酷暴行的愿望，和公元4世纪典型的社会结构向大规模发展有很大关系，这又使得公元5世纪罗马领土上出现新兴蛮族联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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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行都是单向的。能在边境成功进行偷袭的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边境行省在经济上比日耳曼邻近部落发达）。这是政治合并的又一个促进因素，因为总的来说，偷袭队伍的规模越大，成功的机会也越大。我们知道在整个帝国时代，这种边境偷袭都是罗马－日耳曼关系所特有的。在阿米安·马塞林记载的历时24年（公元354—378年）的历史里，莱茵河边境至少有14年受到阿勒曼尼人的骚扰。公元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比如尤里安皇帝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败的切诺多玛，总是越过边界发动掠夺战。我认为这也不是偶然。通过这种行为得到的威望和财富是维持他们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为了击退罗马入侵，还是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联盟都是一条可靠的成功之路。罗马－日耳曼关系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促进了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调整，推动其更大规模、更紧密地结合。公元3世纪早期出现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新联盟最初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所有人都对罗马帝国的势力和财富看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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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强有力的联盟形成，罗马的外交措施又会推进这一过程。一个久经考验的可行策略就是找到一个愿意维持和平的首领，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外援，通常还配合贸易特权，尽力帮助他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岁赐从公元纪年的早期就成为罗马外交策略的特征。但是这种关系总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成分。受到恩赐的首领必须满足自己追随者的要求，同时还要让帝国的赞助人满意。一些阿勒曼尼首领发现自己为追随者所迫，不得不加入切诺多玛的叛军，否则就面临退位。32能够吸引罗马慷慨赏赐的首领无疑也能吸引大量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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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武器也起到了作用。现在还不清楚当时武器交易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在丹麦沼泽沉积物中找到的罗马兵器，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多。33结论只能是这种特殊的罗马金属制品曾经在远离边界的地方冲突中使用过。崛起的日耳曼统治者靠组织偷袭控制新的财富资源和成功保障，得到帝国的认可和支持，还获得像样的罗马武器，现在他有实力通过战争扩张权力了。他的一部分精力是针对罗马的，但是激烈的日耳曼内部斗争一定也在日耳曼部落的实力积累上起到一定作用。例如，阿米安提到只要给的价钱合适，就可以收买勃艮第人袭击阿勒曼尼人，而阿勒曼尼人的一位著名首领马克里阿努斯，因为一次地方扩张战的某一回合失利，就在法兰克人的地盘上送了命。34几个世纪中一定上演过无数这样的战争。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各地方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带来的危险和机遇做出反应，因此罗马帝国对境外产生各种超出预期的影响。罗马境外的部落和小部落长期融合，与匈人到来引起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就产生了足以粉碎西罗马帝国的超级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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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帝国采用的统治方式有一种产生逆转的内在倾向，使被统治者最终摆脱他们的枷锁。35因此，罗马帝国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不是因为它发展了几世纪的内在缺陷，也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内在缺陷，而是帝国和日耳曼世界的关系造成的。正如萨珊王朝能够重组近东社会推翻罗马统治，日耳曼社会给西罗马带来了同样的影响，和匈人力量的碰撞加速了这一进程。假如没有匈人，这个进程可能要慢得多。西罗马帝国的毁灭不是因为它自身“庞大结构”的重负，而是因为它的日耳曼近邻以它无法预料的方式对它的强大做出了反应。这一切让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罗马帝国因为无节制的侵略，最终要对自身的毁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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