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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耳曼气候对土著身心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了解清楚，也容易夸大其词。很多学者对此有共同看法，却谈不上有确切证据，就认为北方酷寒对增长寿命和促进生殖都有好处，北方的妇女比起温带环境的妇女更为多产，[451]人种繁殖会加速。我们也可断言，日耳曼寒彻心肺的空气，使得土著的四肢强壮、肌肉发达，身材也比南方人高大，适合担任发挥力量而非运用耐心的工作。他们因身体机能的强大而更加活跃，这也是天候使神经和心智受到磨炼的结果。冬季战争的严酷环境，会使罗马军队士气低落，但早已适应北方艰苦环境的青年丝毫不受影响；[452]反过来说，他们也无法适应夏季的炎热，在意大利阳光照射下，容易因生病和疲倦而衰弱不堪。[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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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耳曼人的性格特质与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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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会缺少居民，而第一批人往往会成为历史对这些居民的固有认识。然而，有些知名的学者，想要探索一个伟大民族的早期状况，不仅无法满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劳无功。塔西佗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纯正，国土的地势险要，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蛮子称为印地基诺，意思就是“土著”。我们认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阶段，并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会的外来殖民所群居的地区，[454]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亚森林流浪的野蛮人，逐渐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称。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蛮族是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产物，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推论，要是没有证据的支持，将会受到宗教界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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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固然可取，但是无法反驳宗教方面的信念。采用摩西世界史观的各民族当中，大家都相信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围城对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真实无虚，在既成事实的狭隘基础上，树立一个神话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级结构。野性未褪的爱尔兰人[455]和鞑靼人一样，都宣称雅弗的独子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祖先[456]。17世纪有几位饱学之士潜心研究古代文明，从神话、传统、臆测和文字考证的吉光片羽中，将诺亚伟大的子孙从巴比伦的通天塔[457]带到大地之上。在这些明智通达的论述中，以乌普萨大学的奥劳斯·鲁德贝克最富创见，[458]姑且不论在历史学或神话学方面他是否获得盛名，起码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把对世界的一切贡献归于他的国家。他认为希腊人是从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当大的部分）获得字母架构、天文学认识和宗教信仰的。在那令人愉悦的地方（就当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大陆、极北的乐土之乡、西方的金苹果花园、可爱的幸福群岛，甚至死后的极乐世界，都隐隐约约拿这里当作不完美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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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上天如此垂爱的地方，不应在大洪水以后仍然一片荒芜。学识渊博的鲁德贝克认为，诺亚的家庭几年之间从8人增加到2万人，开始时应该散布在较小的殖民地，这样地球有了人类以后，才可以繁殖绵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的这个分支[要是我没有弄错，那是在亚实基拿的领导下来到此地，他是歌蔑的儿子和雅弗的孙子]，在执行这件伟大的工作时，比别人更为勤奋，以至于在北方出现的人群，涌向欧洲的主体部分、非洲和亚洲，就像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套用作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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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费尽心机构成的古日耳曼系统，却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推翻了，而且不会引起任何质疑也没有商榷余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459]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识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从而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要想完全明了像这样重大的真实状况，只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计算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识丁的农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借着读书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经验，悠游在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国度中；而后者扎根在一个地方，生存于有限年岁之内，在心智能力的运用上，比起为他工作的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间的差距，比起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心平气和宣布，要是人类没有书写的能力，民族不会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抽象的学科上不会有显著的进步，也不会拥有极为重要而且使人快乐的谋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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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些技艺，古代的日耳曼人真是匮乏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一生，亏得有些卫道士用甘于纯朴来大肆赞扬。近代日耳曼据称有2300座有城墙的市镇，古代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只发现不到90个地点，够条件能称之为城市。[460]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念，这些城市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堡垒工事，建筑在森林的中央，当部落的武士出动击退突然进犯的敌人时，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和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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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塔西佗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城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耳曼人鄙视罗马人辛勤构造的建筑物，将这些看成监禁他们的牢笼而非安全的场所。[461]他们并非比邻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462]每个蛮子尽可能选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鲜水源的地点，搭盖圆形的低矮茅舍，用不着石块和砖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铺上干草当屋顶，上面留孔让烟气可以自由排出。在严寒的冬天，生活艰苦的日耳曼人只要有用兽皮制成的单薄的长袍，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住在更北边的民族则要穿着更厚的皮毛，妇女纺织很粗的亚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里的猎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为他们供应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他们有庞大的牛群，外表看来不起眼但是蛮实用，成为他们主要的财产。少量谷物是他们取自大地的唯一产品，而对于栽培果树和种植牧草，则一窍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划分，个人的产业也随之改变，为了避免争执，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废的状况，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这样一个民族，运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们在农业上能有多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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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极度缺乏金、银和铁。野蛮的居民既无技术也没耐性去探勘蕴藏丰富的银矿矿脉。等不伦瑞克和萨克森[463]的国王发现以后，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报酬。瑞典现在以铁砂供应欧洲，过去也一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财富。铁这种金属对日耳曼人而言，最大的用途就是拿来制造武器，但从他们手中的这些武器可以知道，钢铁的产量实在太少。在处理平时和战争的各种事务过程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会出现一些罗马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遥远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钱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商业行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与罗马人送给他们国王和使者的银瓶，当作价值相等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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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就能发现这些重要的事实，比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预定的目标。金和银的使用大部分基于人为的因素，不像铁经过烈火的千锤百炼，经人类熟练的双手制造成形，对农业生产和各种技艺提供最大的贡献，效用之广已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金钱”是使人类勤奋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铁器”是使人类发挥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一个民族既没有“金钱”刺激，也得不到“铁器”支持，还能靠什么方法从极度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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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仔细观察世上的野蛮民族，会发现“因循怠惰”和“不思来日”是他们最大的通病。在文明国家中，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训练，相互依存的巨大锁链，将社会上各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人终生操劳以求一饱，极少数人受到神明垂爱，获得的财富超过他的需要，能有多余时间去追求乐趣或荣誉，增进财产或知识，基于责任对社会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会架构并不复杂，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给老弱残疾、妇女和奴隶。懒惰的战士不具备任何一种才艺让他消磨闲暇时日，就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竟日竟夜的饮食和睡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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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然界会产生奇异的反常现象（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讨最不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这样的蛮族既是人类中最懒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气躁的人。他们不爱工作，喜欢过懒散的生活，却又讨厌平静无事，萎靡不振的心灵像是被压制在重负之下，急需经由新鲜有力的感觉来发泄。战争和危险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欢愉，能契合他们凶残粗暴的脾气。日耳曼人听到武装的召唤声就满怀感激之情，从不安稳的昏睡中醒转，产生积极的进取心，经由身体的剧烈操劳和心灵的极度刺激，恢复意识，感觉到自己还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后的无聊沉闷期间，这些蛮子毫无节制地沉溺于豪赌和狂饮。豪赌能激起斗志，狂饮则丧失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郁。他们为夜以继日耗在赌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亲戚的鲜血经常流在满是醉鬼的会场。他们对赌债很讲信用，不顾一切的赌徒将个人财产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后一把骰子上，耐心服从命运的决定，让自己被体格虽然较弱小却幸运的赢家用绳索捆绑加以惩罚，卖到远地为奴隶。[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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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从小麦和大麦中提炼出来的饮料，经过“腐化”（塔西佗特别强调这一点）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东西，符合日耳曼人格调低劣的口味。饮过意大利和高卢葡萄酒的日耳曼人，都会为那天之美禄的香醇可口倾倒。然而，他们并不打算把葡萄树移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过去做得很成功），也不愿意勤劳工作，来获得可以赚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抢到手的东西却要用劳力去换取，这是对日耳曼精神的极度藐视。他们对烈酒产生无法克制的渴求，刺激着日耳曼蛮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为这些地方有上天赋予的最令人垂涎的礼物。托斯卡纳人将国家出卖给克里特民族，用温暖气候出产的鲜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们进入意大利。16世纪时日耳曼的外援部队受邀参加法兰西的内战，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因为香槟省和勃艮第省是最著名的产酒地区，他们得到赠予美酒的承诺才参战。[466]酗酒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恶行，但却是最无教养的习性。在一个低度文明的国家，纵酒暴饮的行为经常会引起一阵搏斗、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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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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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467]经过10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100万农夫和工匠的人口，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10万名懒惰的战士。[468]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这样做之后却还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469]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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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随身携带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拥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这样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470]经过深入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和马基雅维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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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耳曼这样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的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能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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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欧尼族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他们既不将武器交付给公民，也不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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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473]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不过，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决定，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优势来加以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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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为了共同防卫而采取自愿参加的联盟方式成立政府。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必须舍弃私人的意见和行动，服从大多数参与人员的决议。日耳曼的部落满足于这种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会架构，一个双亲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时被引入同胞所组成的会议，被很庄严地授予矛和盾，成为军事共和体制内地位平等而能发挥作用的成员。部落的战士会议，在固定的季节或突发的危险状况下召开，会议议题包括有关防卫措施的检讨、官吏的选举以及和平与战争的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后再做决定。有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会事先经过审慎的考量，在特别推选的部落酋长会议中再提出来讨论。官吏可以审慎地思考，然后用言语说服参加会议的人，而人民只能参加表决和贯彻执行。日耳曼人在下达决心时，不但快速而且会运用激烈的手段。蛮族习惯于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逞一时之快而漠视未来所产生的后果，心中满怀愤怒，表现出藐视的神色，根本不理会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常用毫无内容的牢骚话，表达他们对懦弱商议的不满。等到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提议大家要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发图强，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还是要从事危险和荣誉的行动，全体都会用矛敲击着盾，发出巨大的响声，以表示对会议的热切赞美。日耳曼人经常随身携带武器来开会，此时最值得担忧的就是心志不坚的群众被不合的言辞和大量的饮酒所催动，拿出武器来宣示他们愤怒的决心，并且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兰的议会经常发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数众多的党派屈服于狂暴而激情的小组织。[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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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在危险的时刻选出部落的领袖，要是局势非常严重而急迫，几个部落可以共同推举一位将领，最勇敢的战士会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同胞投入战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还是难免遭人疑忌。这个权力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时并不承认任何最高领袖，不过，在一般的会议上会指派“诸侯”[475]，负责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执行法律，也可以说是调解纠纷。在选择这些行政官员时，家世和功勋同样的重要，联合政府会派给他们卫士及一个百人议会。早期的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荣誉，罗马人会用合法的头衔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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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权力的运用，就可看出日耳曼习俗衍生的制度所具有的特点。诸侯在所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操持着土地财产的绝对权力，同时根据一种划分方式，每年重新加以分配。但是他却没有处死、监禁甚至殴打公民的权力。一个民族如此保护人身的权利，而不重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他的人民完全无视于勤奋的工作和技艺的学习，但是会受到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的启发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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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只尊重那些加诸自己身上的责任，士兵以藐视的态度抗拒行政官员的权力。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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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高贵的青年若没有列入著名领袖的忠诚战友名单中，去奉献他们的武力和服务，就会感到惭愧。这些忠诚伙伴之间进行着高贵的竞争，以便受到领袖的尊重，而获得更高地位。领袖之间的竞争，在于获得多少英勇的战友。永远被一群精选的青年所围绕，就是领袖的骄傲和力量，在和平时这些人是他的装饰，在战争时这些人是他的保障。这些英雄的荣誉会散播开来，超越部落的狭隘范围。礼物与使者被送来恳求得到他们的友谊，他们使用武力带来声望，保证所赞助的党派获得胜利。领袖的骁勇善战若在危险的时刻被其战友超越，他会感到极不光彩；从战友的立场来说，若无法与领袖同样的骁勇善战，更是个人最大的耻辱。领袖在战场上被击倒而他却全身而退，这是一辈子洗刷不掉的污名。保护领袖的个人安全，用自己的功勋当战利品来装饰他的荣誉，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领袖为胜利而战，战友为领袖而战。最高贵的战士，即使本乡本土太平无事，也要赶赴遥远的战场，保持人多势众的队伍，去践行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以冒险犯难来赢得声名。战友向慷慨的领袖要求奖赏，只有久历战阵的骏马，沾满血迹和赢得胜利的枪矛，才是合乎战士身份的礼物。领袖要表现自己的好客，在简单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来款待这些英勇的战友。唯有战争、掠夺、友情，才能保证他们的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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