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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教会赎罪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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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早开始，没有信仰的人基于无知或恶意，指责基督徒诱使十恶不赦的罪犯参加他们的教派。这些人一旦有悔改之意，便极易信服，各个庙宇的诸神绝不会轻予宽恕的恶行，只要依靠受洗的净水便可以除去罪孽。这种受到歪曲的责难获得澄清之后，既增加了入教的人数，也提高了教会的声誉。基督教的友人可以正大光明地承认，许多名声显赫的圣徒，在受洗以前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那些过去在尘世上虽不够完善，却能一直遵循仁爱和宽厚原则的人，从个人行为端正的意识中得到一种恬静的满足，不易受到突然迸发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所侵扰，也正是这种情绪感化了心灵，促成许多人的皈依。传播福音的教士，效法神圣的救主，对于那些因罪行受到良心谴责，常常自食恶果的人，尤其是女人，并没有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旦从罪恶和迷信中挣脱出来，看到光荣的永生，便会抱定决心终生致力于善行和忏悔。追求完美和至善将成为他们灵魂的主导情绪。大家都知道，理智只关心冷漠无情的庸俗，激情促使我们以勇猛的步伐，跨越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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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近改宗的人员加入信徒的行列，参与教堂礼拜活动时，便会发觉自己已经提升精神的层次，思想变得纯净，举止变得稳重，不致再度陷入过去混乱的生活。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要是和所属的民族团体或宗教信仰脱离，马上就会引起注意和招人忌恨。一个社会组织的人数愈少，名声便愈会受到成员言行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提高警觉，自我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同教弟兄的言行举止，因为他既然分享共同的荣誉，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当比提尼亚的基督徒被带上小普林尼的法庭时，他们非常恳切地向这位前执政官保证，绝不可能进行任何违法的阴谋，因为他们已立下庄严的誓言，绝不犯偷窃、抢劫、通奸、伪证和诈欺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过了一个世纪后，德尔图良还很诚心地夸口说，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徒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过着严肃的遁世生活，憎恶当时人们的骄纵和奢侈，习惯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手艺和行业，有责任行使诚实和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人对他们外表的圣洁所产生的怀疑，也由于世人对他们的鄙视，因而锻炼出谦虚、温和以及忍耐的习性。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徒都非常钦佩，也常给虚情假意的朋友以可乘之机。[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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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重视品德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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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原始基督徒的品德，有一种情况的确真实可信，那就是连他们的过失和错误，都是由于过分重视品德所造成。教会的主教和神学家，已经证实他们的言辞具有权威，能影响同时代人的信念、原则和实践，但是对圣书的研究，可说是虔诚有余而学能不足，完全按照文字的含意来接受基督和使徒的严格教义，不像后来那些明智的注释家，用更灵活、更形象化的方式予以解释。深具宗教热情的神职人员，意图使福音教义的至善超出哲学的智慧之上，把宗教上修炼、净化和忍耐的职责，推到了一个在我们今天这种虚弱和腐败的状态中，几乎不可能达到、更是无法长期保持的高度。像这样一种崇高的教义，必然会引起人民的敬仰，但是却不易获得世俗哲学家的赞许，因为这些哲学家在短暂人生中的作为，只从自然感觉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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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爱“知”和爱“行”。前一种爱好如果受到学业和艺术的熏陶，社会交游和友情的切磋，经由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以纠正可能的偏差，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的源头。爱“行”是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基本原则，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的行动，但是如能用公正和仁爱之心加以指导，便能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根基，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地或者一个帝国，都会因他一人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繁盛。因此，我们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于爱“知”，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都归于爱“行”，“知”“行”兼备而且彼此和谐相互结合的性格，似乎就是最理想的完美人性。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的性格，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既不能使个人获得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公共的福利。但是，原始基督徒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所以他们既不爱“知”也不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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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明的人士，把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训练自己的理性和想象，毫无保留地与别人进行快意的交谈。严肃的神职人员，把有趣的消遣当成无益于灵魂获救的知识，将愉悦的交谈视作滥用语言才能的罪过，不是表示厌恶加以拒绝，就是极其小心勉强接受。在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同时追求着两者，用一种无害而温和的方式与忠实的伴侣分享两性的喜悦。然而，虔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抱着另外的看法，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装出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种感官乃为生命的绵延所必需，另一些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够获得信息，在此种状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为对感官的滥用。那些没有感觉、等待进入天堂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教导，不仅要抗拒味觉和嗅觉最普通的诱惑，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乐声，用冷漠的态度看待人类艺术最完美的成就。鲜艳的服饰、豪华的住宅、优美的陈设，都被看成是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对于肯定自己有罪却不能肯定自己一定得救的基督教徒来说，俭朴和愁苦的外观对他们更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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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对奢侈的指责，不仅非常细密而且极为详尽。他们基于宗教的虔诚对许多物品感到愤怒，如假发、白色以外所有颜色的衣服、乐器、金银制作的花瓶、鸭绒枕头（雅各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词、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最后这点，根据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所进行的欺骗行为，妄图改进造物主的作品，可以被套上大不敬的罪名。等到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所接受，这些奇怪的规定，如同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着表明自己圣洁绝顶的少数人才会遵守。但要让人类中的低下阶层，自称具有鄙弃（命运却不容他们得到）豪华和享乐生活的美德，那是很容易的事，而他们也乐意这样做。原始基督徒的美德就和早期的罗马人一样，常受到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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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禁欲的原则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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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对任何有关两性交往的问题，依据同一原则，严格要求守贞。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情欲和降低灵性的欢乐都深恶痛绝，经常喜欢提出一种观点：要是亚当谨遵造物主的严命，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通过无罪的繁殖方式，会让天国住满一个无邪的永生族类。婚姻制度只是堕落的后代延续血脉的一种必要手段，对于自然而然产生的难以满足的情欲，无法形成有效约束。正统的诡辩家在这个有趣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说明人们在不得不赞同一项必须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319]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极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列举出来，将会使得年轻人捧腹大笑，也让女性听了脸红。神职人员一致认为，人只需要一次婚姻，完全可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情欲结合被美化为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此等罪行，如同严重侮辱基督教的纯洁，会立即被排除在教会的荣誉之外，甚至被赶出教会的怀抱。既然把情欲视为罪恶，婚姻只不过是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照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成是最易接近神完美境界的途径，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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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宗教制度要维持6个处女灶神祭司，[320]经常感到困难重重。原始基督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生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在内，认为这是使撒旦无可奈何的最明智的办法。[321]面对肉欲的引诱，有些人立即投降，有些人始终坚不可摧。处于阿非利加温暖气候条件下的处女，认为自己有战胜情欲的能力，绝不自甘堕落于欢爱之中。她们可以要求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为在欲火中仍能保持清白的贞洁而深感荣耀，但是自觉受到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像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新的丑闻而已。[322]可是，基督教的苦修者（因为修炼的过程极为痛苦而得名）之中，很多人由于没有贸然行事，能够获得较大成就，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通过精神上的满足得到补偿。这种难以实行的自我牺牲，甚至令众多异教徒都不禁为至上的美德表示赞赏，神职人员在对贞洁基督徒的颂扬声中，更能显示出口若悬河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利益产生平衡作用。[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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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对尘世俗务的厌恶程度不亚于对享乐的鄙视。他们有忍让的精神，可以宽恕往日的仇恨，容忍一再的欺凌，却不知道如何保护人身和财产。他们生活俭朴，不容许赌咒发誓，也难以适应地方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的激烈斗争。他们的仁慈已到达无知的地步，某些人的罪恶行径和敌意企图，只要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324]就不得不利用正义制裁和战争手段把这些同类置于死地。然而对此，他们却怎么也无法相信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基督徒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并不完善的法令，得到上天的许可，由神意启示的先知和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运用。基督徒非常清楚也公开声明，这种体系对当前世界而言确有必要，心满意足地承认异教徒总督的权威。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忘怀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和军备工作。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徒没有放弃更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士兵、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325]那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对公共福利视若无睹，甚至达到犯罪程度的冷漠姿态，遭受异教徒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要是所有人员都抱着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四处遭受蛮族围攻的帝国，将会有什么下场呢？[326]对于这个带着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给予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徒的处境和宗教所产生的疑虑完全吻合，他们对俗世的积极生活没有好感，可以找到借口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享有神所赐予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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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督教会治理机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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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格会因暂时的激情感到兴奋或消沉，但总会还原到正常和自然的水平，恢复最适合于它当前状态的情绪。原始基督徒对尘世的事务和欢乐毫不动心，但是爱“行”的本能不可能完全绝灭，等到可以在教会治理上施展长才，很快又能容光焕发。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团体，要对帝国原有的宗教进行攻击，必然采用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除在基督教共和国行使精神职能，还要进行世俗的领导。教会团体的安全、荣誉和壮大，永远存在于虔诚信徒的脑海中，就如同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特有的爱国精神。有时基督教徒们也会运用诸般手段以达成所望的目标，并力图用冠冕堂皇的意图掩饰自己和友人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求得权力和影响，并将之全部用以谋取教会的公共利益。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他们要负责查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诡计，反对同教弟兄心怀叵测的阴谋，把他们揪出来公开加以谴责，并把他们从他们试图破坏其内部和谐与幸福的团体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员所受的教诲告诉他们，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可是，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到，同时也使后者于不知不觉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里，或是在尘世间被推上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通世故而为人所敬重。当他们对别人或许也对自己，隐瞒自己行为的秘密动机时，就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之中，要是渗入了宗教狂热，这种情绪更添苦涩和顽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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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会成立治理机构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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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治理经常是宗教争论的题目，也是宗教斗争的对象。在罗马、巴黎、牛津及日内瓦相互敌对者之间的论战，全都力图使原始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327]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标准。少数用诚恳和公正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士[328]，认为使徒放弃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不公正的指责和教会的分裂，也不愿剥削基督徒未来的自由，不让他们按照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来改变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获得使徒许可，在公元1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科林斯的教会中找到。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建立宗教团体之前，仅有共同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且和平形成内部组织的基础。由于缺乏纪律要求和传教经验，这些宗教团体不时靠神的代言人以先知的名义，前来帮助以弥补缺失。这些神的代言人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才能，都能被召去担任职务。每当他们感到获得神力冲激时，可以在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的旨意。不过这种非同小可的天赋常被某些喜爱预言的导师滥用甚或误用，在极不恰当的场合尽情显露，任意扰乱大会做礼拜的程序。他们因狂热而引起的傲慢和过错，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局面。等到先知制度变得无用甚至有害之时，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职位也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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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教会的主教和长老，这两种称呼在开始时，似乎是用来指代担任同样职位和阶层的个人。长老的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更能表现出稳重和聪睿的特性；主教的头衔表示他们对所辖教区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负有监督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不同，便有数目不等的主教团长老，运用平等的权力和协商的态度，指导每一个新成立的教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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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信徒拥有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还是需要上级的领导，公开商议的规定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至少可以授权一个人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教会关怀公众的宁静，不希望他们被每年一度或不定期的选举所干扰，出于这点考虑，原始基督徒建立了极受尊重的永久性领导机构，从长老当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种平凡的称号中冒出来，后者仍是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尊称，前者专用于新设立的高贵主席职位。[329]这种在公元1世纪结束前[330]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治理架构，由于具备非常明显的优点，对于基督教保持当前的和平宁静和展开未来的宏图大业可以说是极关紧要，因而很快就毫不迟疑地为散布在帝国各处的教会团体所采用，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代制度得到普遍承认，[331]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看作是最古老最神圣的机构加以尊重。[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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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不着强调，最早荣获主教头衔的那些虔诚和谦卑的长老，是不可能享有现在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伟大排场和熏人权势的，即使有这种可能，他们也会加以拒绝。我们可以十分简略概括地说明一下，他们的权势最初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主要属于宗教方面非常狭窄的范围，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教徒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泄露的纠纷。在最早的很短一段时间里，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实施。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人民的忠实仆人。无论何时，主教职位因原任主教死亡产生空缺，教会便召开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备担任圣职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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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过世后100多年的时间中，基督教会采用这种温和而且平等的制度，让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友好的文件书信和使者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树立一个最高权威，也没有成立一个立法会议的单位，好把全体基督徒统一起来。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发现把利益和计划密切结合起来，很可能会带来若干好处。到公元2世纪末期，希腊和亚细亚的教会采用“行省宗教会议”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是依据自己国家众所周知的先例，像是希腊城邦会议、亚该亚同盟以及爱奥尼亚城镇联合会等，[333]作为模式建立起来。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到各自省会集会的做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规。他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获得少数名声卓越的长老当场给予的帮助，有时会因旁听的群众而受到影响和制约。[334]他们订出被称为“教规”的法条，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均可得到解决。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圣灵感应必定会大量地向基督教子民代表联合大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能满足个人野心，又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被整个罗马帝国各地普遍采用。各行省的宗教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的情况互传消息，沟通意见。不久，正统基督教会采用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架构，并获得名副其实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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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权力的建立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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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会的立法权力逐渐为宗教会议取代时，主教却通过集体行动，获得更多行政和决断的权力。而且，他们一旦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便可以运用联合起来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公元3世纪的高级教士，不知不觉中将劝告转变成命令的语气，为未来撒播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文词，弥补在力量和理智方面的欠缺。他们增强教会的团结和权力，每个主教根据职位的代表性，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自夸享有尘世的统治权，但有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神授，可以从目前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代理人、使徒的继承者，也是摩西律法中高级祭司的神秘化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时侵犯了教士和子民自由选举的权利。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旧征询长老的看法和子民的意向，一定会先反复思考，对教会有什么好处，才会主动屈尊就教。主教承认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每位主教都要求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真就是常用比喻中的羔羊，同时也仿佛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服从，并不是在一方无须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教会组织中的民主受到热烈支持，有的是来自内部教士的热心公益，还有就是利害关系所造成的反对派。但是，有些人对教会一片忠心，却被扣上自立宗派和分裂教会的恶名。主教的宏图大业依靠主动积极的高级教士不断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像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具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以及只有圣徒和殉教者才有的基督徒美德，运用诸般手段协调起来发挥力量。[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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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破坏长老之间平等地位的有关因素，同样也使主教获得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产生教会最高管辖权。每当主教在春秋两季参加行省宗教会议时，每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常为少数人的智能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总要有人具有正常而不招人忌恨的才德。各行省宗教会议永久主席的职位通常由该行省省城的主教担任。但是那些野心勃勃、很快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头衔的高级教士，像同辈主教弟兄篡夺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权威一样，全在暗中准备。没有多久，一场为了争夺最高权势的斗争便在总主教之间展开。他们每个人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城市的尘世荣誉和优点，教区基督徒的数量和富裕程度，产生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如何保存了使徒和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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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可以预见罗马必会受到各行省的尊重，很快就会使各行省臣服。帝国首都的教徒团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罗马教会是西部最古老的教会，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许多其他的基督教组织，都是经由罗马教会传教士虔诚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和科林斯，因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备感荣耀，台伯河两岸却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337]罗马主教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圣彼得本人和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338]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主教，愿意承认他在基督教贵族政治中具有排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不过专制君王的权力因被人厌恶而受到抵制，就像雄心万丈的罗马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对精神统治的抵抗，这甚至比抵抗世俗统治更为激烈。爱国的西普里安用绝对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行省宗教会议，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他运用手段把自己的企图和东方主教的利益联结，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寻找新同盟。若说这场布匿战争没有血流成河，并不是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没有作战的能力，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配合愤怒和吶喊，拼命向对方叫嚣。每当现代的正统天主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斗士进行争论的细节（他们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似乎只有在元老院和军营中才有可能出现）与一个教皇、圣徒以及殉教者相联系起来时，总会感到十分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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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权威的发展使“僧俗”间产生重大差别，就此点而言，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俗人”这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僧人”专指被特别选中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构成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示意义。僧俗之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教会的安宁。但是整体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会进入主教和殉教者的心胸，驱策他们增多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没有世俗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不是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两种治理武器，并在自己的社团内部有效加以运用，那就是恩赐和惩罚，前者来自虔诚信徒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信仰所产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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