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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可以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组织应享有的福利之外。基督教会主要对一些重要的罪犯行使此权力，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欺或淫乱罪的人；那些宣扬已被主教团斥为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还有那些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仍旧进行偶像崇拜活动，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人士。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徒，无权参与信徒的宗教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情谊都将全部断绝。他们也会因为不敬神灵，而使自身变成原先崇敬自己或曾经喜爱自己的人所厌恶的对象。而且，被正统宗教团体开除会籍这一事，就足以在品格上留下可耻污点。所以一般人即使不是避若蛇蝎，起码也都怀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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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被驱出教门的信徒，处境十分痛苦和悲惨。一般而言，他们的恐惧往往甚于苦难。参加基督徒团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锁钥，交给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而被开除教籍的人也无法从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因为原来就有明确的目标，并可自我陶醉，认为只有自己有获得真正的得救道路的希望，力图在另行组织的会众中，重新得到他们已不可能在基督教大团体里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罪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总是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徒的大家庭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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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处理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勿枉勿纵，另一种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始教会分为两派。严格和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排斥这些罪人，即使他们愿意以最卑下的身份，回到被自己玷污或背叛的神圣教会中来，也要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他们只能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经由从生到死的忏悔，也许能感动至高的神。[346]基督教会中最纯洁最受尊敬的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态度，宽恕的大门和天堂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但是，为此要建立一种严厉和正直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助罪人涤清过错，另一方面对旁人产生儆戒作用。悔罪的人要很谦卑地公开认错，接受斋戒而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饶恕所犯的罪行，恳请所有信徒代为祈祷。[347]如果罪行的性质属于十恶不赦，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也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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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能获得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怀抱。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用于罪行异常严重，怙恶不悛的罪犯。基督教会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寡，由主教裁量做出不同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两个宗教会议，[348]一在加拉太，一在西班牙，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行。但仔细对比他们各自保存至今的教规，则似乎代表了两种南辕北辙的精神。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太人，经过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而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也只是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但是，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罪行，却完全被剥夺和解的希望，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宽恕。他所犯下的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他十七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罪在不赦的过失。[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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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和刚直合理地搭配，同时根据政策原则和正义行为所施为的赏罚，构成了教堂的人性力量。用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种特权的重要性。他们拿维护秩序的堂皇借口掩饰自己的野心，对于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会众队伍，行使教规防止有人逃离的时候，不容许有任何对手出来抗衡。从西普里安自以为是的文告中，我们看出开除教籍和接受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权威最主要的成分。对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所得到的惩处，远不如蔑视主教权威所获得的谴责更为严重。有时我们可以想象着听见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一条大缝，地狱的火焰吞噬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种族。有时我们也可以忖度，罗马执政官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严格执法的决心。迦太基主教责备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放纵目无法纪的行为不加惩罚，主教的权威随之消失，统治教会崇高而神圣的权力也跟着结束，最后必然带来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放弃了尘世的荣誉，对一群卑微和遭到世人鄙视的会众，竟能绝对控制他们的良心和思想，这比起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怀恨在心的人民身上的那种专制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个人内心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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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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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重要问题的过程极为烦琐，虽然令人厌烦，但我期望从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将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人为渲染，或是出于偶然的情况，以及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对于人类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称的诱因所影响，看来也不应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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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得益于5个次要因素，那就是：信仰的热忱、来世的憧憬、神迹的传闻、严格的德行以及教会的体制。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获得伟大成就。正是由于第一个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决心要使被征服的敌人完全屈从。接下去的3个因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因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武器，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的志愿兵，借此发挥无可抗拒的威力，去奋力击败一大群不知“为何而战”及“为谁而战”的乌合之众。在多神教各种教派中，埃及和叙利亚四处游荡的狂热教徒，是唯一有组织的僧侣阶层，[350]他们对神的安全和昌盛极为关切，利用民众的迷信思想，获得声誉和支持。罗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富有资财，把出面管理著名神庙或参与公众献祭活动，当作极为风光的事务，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351]等到他们按照乡土的规定和习俗，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时，则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各有正当职业，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很少受到个人利益或职业习惯的影响。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始终不会受到纪律约束，也不会产生管辖的联系。当他们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只要在和平与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对行政官员而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各不相干，不仅松散也没有任何定准，在无须控制之下，任凭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而自然浮沉，依生活和处境的偶然情况，决定崇拜的对象和虔诚的程度。只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滥用在1000个神明的身上，那么他们的心灵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真诚和激烈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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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发展开创有利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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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时，微弱而残缺的异教信仰失去原有的力量。人类虽然以自身之力无法洞察信仰的奥秘，理性却可以战胜异教的愚昧。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尽力揭开异教的虚假和荒诞时，他们不得不借用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352]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不信神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伺候、全神贯注倾听他放纵言论的奴仆。有哲学头脑的人在公众场合，对于国家的正统宗教制度，表面上装出一副尊重的模样，但只要透过那层勉强的掩饰，内心的鄙视就会显露出来。在知识和地位上受到民众尊敬的人，他们不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发现这种状况，不免对他们信仰的教条充满疑虑和恐惧。古老传统日趋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于痛苦不安的境地，对社会带来极大危险。怀疑的思想和错乱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士感到欢悦；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甘之如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幻境的消失就会带来痛苦。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与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惧向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意图，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立即会被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取代。若在紧要关头，上天不曾真正显现足以唤起人们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惊异和敬仰的启示，那么很快就会有更为新兴和合适的神灵出来，占据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实际的情况来看，已有许多人从自以为是的偏见中解脱，念念不忘且急切希望个人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可以暂时填补心灵的无限空虚，满足尚无着落的慌乱情绪。任何人如果愿意深思此一问题，则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会感到惊奇，可怪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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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明确提过，罗马对外的征战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好了准备，加速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行动。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欧洲、亚洲和非洲最文明的行省，在何种情况下被罗马君王统一起来，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的密切联系，能够团结在一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热切期盼救世主，但是对神派来的先知所施展的神迹，表现非常冷漠。人们认为出版和保存《希伯来文福音书》完全没有必要，[353]有关基督言行的真实史事，要等到非犹太人信徒大增以后，才在距离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用希腊文编写而成。[354]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文，除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罗马臣民全都可以领悟。后来为使那些农民皈依，传来特别的译本。原来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可以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和不列颠，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便利的通道。那种把外国宗教传入遥远地区时，通常要面对的障碍和阻挠，这些宗教征服者从未遭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基督的信仰已经在帝国各行省和大城市中传播。不过有关教会奠基的情况，组成教会的信徒人数以及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现在不是无从查考，就是被虚幻和浮夸的言辞所掩饰。基督教在亚细亚、希腊、埃及、意大利以及帝国西部，声望日渐增高，尽管我们获得的资料并不完整，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对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成就，也不会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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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地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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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爱奥尼亚海的富裕行省，是那位非犹太族的使徒显示传教热情和信仰虔诚的主要场所。他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种子，得到了他的门徒的辛勤培植，在最初两个世纪里，这个区域建立起最大的基督教社团。就叙利亚行省而言，大马士革、贝罗依、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教会，不仅最古老而且最有名望。先知在《启示录》中描述亚细亚的以弗所、士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355]、萨尔代斯、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等7个教会，它们因此得以扬名后世，衍生的下属单位遍布人口众多的地区。在很早一段时期，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两个岛屿，还有色雷斯和马其顿这两个行省，热情接受新来的宗教。基督徒共和国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356]希腊和亚细亚古老的教会，有充分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使得诺斯替派和其他异端教派都能蜂拥而起，足以说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不外乎用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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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的供状、怨言和表现出来的恐惧。琉善是一位研究人类的哲学家，他的作品用极生动的词句描绘当代的各种情况，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充满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徒。[357]基督死后不到80年[358]，仁慈的普林尼不禁发出感叹，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图拉真皇帝极为详尽的信函中，提到罗马神庙几乎全部荒废，用作祭品的牲口无人购买，而从异地传入的宗教信仰，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经遍布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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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颂扬和叹惜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无须对他们的说法和动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可正确判断那些行省的信徒人数。无论如何，有一种事实总算保存下来，让我们对这个不为人知的有趣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那就是狄奥多西当政时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长达60余年，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安条克教会有10余万会众，其中竟有3000余人依靠公众的捐献为生。此后，东方最繁华荣耀之地，在于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时，发生了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25万人，[359]这证明居民总人数恐怕不下于50万人。不论基督徒数量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都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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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我们拿受迫害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偏僻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对立因素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应当采用的人口比例数是多么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记得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也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上面所列举信徒的人数甚至超过犹太人和异教徒。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很容易，显而易见，这位言辞锋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也就是在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比较，前者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者却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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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非常兴旺，加上邻近巴勒斯坦，使新兴宗教极易传入。大量特拉普提派信徒首先皈依，他们是居住在马里乌特湖区的艾赛尼人，这个犹太教教派对摩西的宗教仪式本就不如从前那样尊敬。艾塞尼人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厉行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热爱，热衷殉教以及义无反顾的信仰，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极其生动的景象。[360]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统、科学的形式的，当哈德良巡视埃及时，见到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因其重要的地位，而引起了好学君王的注意。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的发展仅限于这个国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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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公元2世纪末叶，德米特里乌斯的前任仅是埃及教会的高级教士，掌握教会大权后，他亲自任命3位主教，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20人。[361]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态度勉强接受新制定的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很难见到一个埃及人可抛弃野蛮习俗，而不再杀害动物用来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统治宝座，蛮族的热情屈服于普遍流行的宗教的风气，埃及的城市充满主教，蒂巴伊斯沙漠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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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马教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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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地和外省来的人流，不断注入罗马城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奇特或丑陋的事物，任何一个罪人或嫌犯，都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脱法网的搜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无论是传播真理或虚妄的导师，还是道德或罪恶社团的创建者，都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门徒和从犯。罗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记载，在无端遭到尼禄迫害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位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维在叙述元老院始而接受继而取缔巴库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语气和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使得元老院采取严厉的措施之后，人们同样担忧已有极大数量的简直可称为一个民族的宗教团体，介入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要是能够仔细深入追究，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徒没有超过7000人。当然，如果考虑这些人将是司法单位侦办的对象，这个数字就相当惊人了。[362]塔西佗和较早时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骗的狂热分子未免过于夸张，到底有多少人抛弃对诸神的崇拜，措辞非常含糊不清，我们对这点也要加以澄清。罗马教会毫无疑问在帝国中居首位而且会众最多，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经过38年和平时期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罗马教会的教士包括主教1人，长老46人，执事7人，副执事7人，辅祭42人，以及读经师、驱魔师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和穷人共有1500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条克的状况做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罗马的基督徒约为5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很难做出准确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居民不可能少于100万人，基督徒最多占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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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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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诸行省对基督徒的了解，似乎来自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阿非利加和高卢，逐渐仿效首都的做法。然而，尽管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访问拉丁诸行省，但他要想真的前往还要渡过大海越过阿尔卑斯山。[364]除此以外，在其余那些幅员广阔的地区，无法找到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比起安东尼统治时期，出现过更激烈的皈依热潮和迫害活动。[365]福音传播在高卢严寒区域缓慢发展，与在阿非利加炙热的沙漠地带，那种迫不及待的接受情况极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始教会的主要组织，这个行省基督教组织发展最快的常常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而不是在重要市镇。设置主教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宗教社团的声望和地位，而这些团体在整个公元3世纪中，受到德尔图良宗教热情的鼓舞，服从西普里安才能过人的领导，由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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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转过来看看高卢，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马可·安东尼统治时期，只能在里昂和维埃纳，见到人口不多还能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西乌斯时代，仅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数虔诚教徒维持的教会。[366]沉默适合虔诚的心灵，却与宗教的热情难以兼容。我们不免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状况而慨然感叹，由于在头3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无法将这些行省的凯尔特语改为拉丁语。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行省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尚且如此，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行省的福音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相信德尔图良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的官员呈送《护教申辩书》时[367]，这些行省便已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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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西部教会模糊不清和资料欠缺的源起问题，现有的记载非常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建立的时间和情况做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到很久以后，阴暗的修道院里游手好闲的僧侣，受到贪婪和迷信的支配，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368]在这些神圣的浪漫传说中，有关使徒圣詹姆士的事迹，由于过分夸张怪异，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是金纳萨雷特斯（Gennesareth）湖边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却忽然变成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曾赞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Compostella）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他的威力；代表军阶的宝刀加上宗教法庭可怕的拷问，用亵渎神明的借口来消灭任何持反对意见的论点。[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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