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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发展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早期神职人员按照神的预言陈述事实，新兴的宗教在创立者死后的100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殉教者圣查士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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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还是任何其他人种，不论这个民族叫什么名字，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不论他们对工艺和农业多么一无所知，不管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对有人在祈祷，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奉献给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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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就今天的真实状况来看，这种极难如愿、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词，只能看作一位把信仰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虔诚而任性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无论这些是神职人员的信念还是愿望，都不能改变历史的真相。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蛮族——那些西徐亚人和日耳曼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这是不容置疑之事。甚至就是伊比利亚、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370]都不曾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那个时期之前，经常发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对于喀里多尼亚部落[371]、莱茵河、多瑙河及幼发拉底河的边陲地区[372]，可能传播过不完整的福音教义。在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只有埃德萨很早就接受基督教信仰，坚定的决心表现十分突出，[373]基督教的教义正是从此地向外推展，才较为容易地传入希腊人和叙利亚人的城市。当时这个地区还受到阿尔达希尔后裔的统治，但这些教义对波斯人的心灵并没有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原有的宗教体系，在训练有素的僧侣阶层努力之下，要是与希腊和罗马变化无常的神话做一比较，其建构显得更为技巧和牢固。[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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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始基督徒的人数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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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虽不完善，所持的立场倒是很公正。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认为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出于恐惧的心理，另一方面也由于信仰的虔诚，实在是过分夸大所得的成就。按照奥利金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未皈依的庞大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根本不可能肯定，甚至也难以猜测早期基督徒的确实人数。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做出最高的估计，很难想象在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已有二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投身到十字架旗帜之下。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看起来像是人数大为增多，也是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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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显赫的少数人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贫穷之中。基督教是面对整个人类的宗教，相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必然会从下层社会得到更多的信徒。像这样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竟然慢慢变成十分可憎的污蔑借口。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教会的辩护者看来也不曾全力否认，那就是新兴的基督教派，完全由人群中的残渣所组成，都是一些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其中经由最后这类人的推荐，可能才把传教士引进富有和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毫无名气的教师（这是异教徒恶意的贬词）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宣扬教义。他们小心翼翼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冲突，尽可能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因为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的缘故而最易接受外来影响的心灵，灌输迷信的恐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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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出于恶意的描绘，虽说有的地方颇为相似，但是从对歪曲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敌人之手。基督教卑微的信仰广布整个世界，一些因天资和财富获得地位的人士成为信徒。阿里斯泰德斯曾向哈德良皇帝呈献极具说服力的《护教申辩书》，他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者查士丁有幸遇见一个老人，或者说是天使，改变了他的关注点，使他开始对犹太先知进行研究，但在这之前，他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及柏拉图等不同学派求教过有关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阅读过多种希腊文著作，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的学识非常渊博。虽说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大不相同，仍可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知名的修辞学教师，后来甚至在基督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是并不见得有对宗教产生有益的效果而已。知识可以带来虔诚之心，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用以指责亚尔特蒙追随者的那番说辞，完全可用来诋毁使徒继承者的各个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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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妄图修改圣书，背弃古老的信条，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来构成他们的观点。他们忽略教会的道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着对大地进行测量时，竟然会忘怀天主的旨意。他们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德，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对于伽伦的著作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自滥用不信教者的技艺和科学，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淳朴。[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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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基督教兴起有关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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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士，完全和基督教信仰无缘。有几个罗马公民曾被带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发现，比提尼亚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祖先的宗教。德尔图良利用阿非利加前执政官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很明确地对他提到，要是坚持运用残酷的株连手段，就必须将迦太基的人口消灭十分之一，而且他会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那些出身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以及他最亲密朋友的友人和亲戚。但是德尔图良这种过于大胆的挑战言论，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从不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不过，等到40年之后，瓦莱里安皇帝倒是真正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从他的敕令中，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院议员、罗马骑士以及有身份的贵妇，都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然逐渐丧失内部的纯洁，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致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基督徒，他们都试图协调现世和来世生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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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这些特殊的事例不是数量太少，就是时间太晚，无法消除横加于早期基督徒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虚构的传说来加以强辩，更可行的办法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诲的题材。大家只要愿意深思便会有所体会，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使徒，那么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尘世的地位降得越低，就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格和功德。我们有责任时刻铭记在心，一般而言，天国的门专为穷人敞开。受过灾难和鄙视所磨炼的心灵，听到神灵应许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相反的是，有福分的人为拥有尘世而感到满足；有智慧的人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滥用理性和知识的优越，事实上却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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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需要建立理念来自我安慰，免得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悲伤。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最有资格接受上天恩赐，像塞涅卡、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身为奴隶的埃皮克泰图斯，以及马可·安东尼皇帝等人，他们都为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人性尊严。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中，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荣誉，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他们的思想所形成的哲学，清除一般人迷信的成见，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是一个令人惊异和关心的问题）都忽略或漠视基督教体系的成熟。无论他们说出的话还是有意的沉默，对于遍布罗马帝国日益扩大的教派，都表现出鄙视和不齿。在他们中间，那些愿意降低身份提到基督徒的人，也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和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帖耳听从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真正让有见识的学者产生共鸣的理论。[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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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徒一再为自己和宗教撰写的护教言论，这些哲学家是否仔细读过，值得怀疑。不过更令人惋惜的是，没有更具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捍卫传播宗教的大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谬花费了过多的机智和辩才，只是经由揭示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大众的同情。在应当明示基督教神圣起源时，却大力宣告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曾将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神迹讲个清楚。经常谈论的教义或许能启迪基督徒，或者使犹太人改教，因为这两者承认预言的权威，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所包容的含义和应验的情况。不过，有些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信仰道路和预言风格，这种劝诫方式用在他们身上，便会大大减弱说服的力量和影响。查士丁和后来的护教者那种拙劣的手法，把崇高意义的希伯来神谕变成遥不可及的幻象，充斥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漠无情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闭塞的非犹太人来说，由于混杂一些用奥尔甫斯、赫耳墨斯和女预言家的名义[377]强加于他的、好像来自上天的真正灵感，实际上是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使得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采取欺诈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不很高明的诗人，给自己笔下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和无用的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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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万能的上帝基于他们的感觉而非理性，亲手提出的证据，异教和哲学世界竟毫不在意，我们又该如何原谅他们呢？在基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第一批门徒的时代，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神迹所证实：跛脚能行走、盲人看得见、生病得痊愈、死者可复生、恶魔遭驱除……自然规则往往为教会的利益暂时停止发挥作用。但是，希腊和罗马的圣哲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神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行省，出现过三小时违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现象，理应引起人类惊愕、好奇和虔敬。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放过不提。这件事发生在塞涅卡和老普林尼在世时，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但是他们对于自然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眼睛所曾亲见的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食，仅满足于描述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时刻（公元前44年3月15日），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毫不例外都对此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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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十六章 从尼禄当政直到君士坦丁统一天下，罗马政府在此一时期对基督教的作为（180—31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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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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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传播福音的初期阶段，凭着基督教教义的纯正、道德律条的纯真以及教徒生活的纯洁，人们必会很自然地认定：异教徒会推崇这些充满善意的教会﹔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可能会嘲笑有关宗教奇迹的种种说法，却也会对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地方当局对这些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而能够奉公守法的教徒，不但不会迫害，还会尽力保护。另外，只要回想一下多神教普遍受到宽容，自古以来始终享有民众的崇拜，哲学家因漠视宗教也不会反对，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也会鼎力支持。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基督徒究竟犯下何种罪行，竟会触犯自古以来听之任之的宗教政策？何况罗马帝王素来保持中立态度，听任上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和迷信活动在温和统治下安然并存。到底是何种动机，促使他们一反常态，惩处信奉独特的但无害于人的宗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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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世界的宗教政策为了制止基督教发展，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80年之后，有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处死了几个无辜的基督教信徒，他所依据的法令更是由一位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基督徒向图拉真继任者一再提出的申诉状中，充满了悲惨的情景，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之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顺从良心呼声、谋求信仰自由的信徒，不能分享贤良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对几位著名殉教者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辞都十分谨慎。自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开始，教会统治者不遗余力，模仿昔日异教徒仇敌的本领，在宗教迫害方面同样的残酷无情。本章的宗旨是要从一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显然虚构的资料中，设法筛选出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实，力求清晰合理，并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时间和重要情节，重新做一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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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宗教迫害的教派，由于恐惧感的压抑、愤怒情绪的播弄、狂热信仰的刺激，很难心平气和去调查事实真相，客观无私地评估敌人的行为动机。对于宗教迫害这个问题，连那些安全无虞、立场公正的局外人士，往往都不能持平清醒地看待。罗马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如此对待原始基督教徒，有种说法是从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而得，似乎较为真实可信。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是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祭典仪式，全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要是某种教派或某个民族，要从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只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必然会触怒其他教派，最后导致他们联合一致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基于彼此的宽恕加以维持，要是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随之而来的权利也就不复存在。自古以来，只有犹太人非常明确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只要深入思考，犹太人在罗马当局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便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可以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受迫害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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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犹太人的宗教主张与叛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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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和总督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过。这里只想说明，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后续发生的情况，都会激起征服者难以言喻的怒火，并用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这样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尼·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表现出无法忍受的情绪，甚至引发多次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塞林等地区，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跟毫无戒备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却进行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378]任何耳闻目睹的人都不禁为之发指，当然情不自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称快。当局惩罚这个疯狂的民族，愚昧荒谬的迷信不仅使他们与罗马政府为敌，还要成为全人类的仇人。[379]犹太人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另一方面是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一厢情愿相信具有最高权力的救世主，很快将降临人间，解开他们的枷锁，为这些选民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宣称自己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奋起实现以色列的梦想，终于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的军团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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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犹太人对政府不断挑衅，罗马皇帝的愤怒总会随着获胜而平息，战争和危险一过，帝国恢复平静，不再惶恐难安。罗马当局对多神教实施宽容政策，加上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恢复古老特权，又能对婴儿施行割礼，仅有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即不得把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强加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身上。[381]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城区，却可在意大利的行省和城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居留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荣誉，无须负担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义务。罗马人具有宽容性格，对异教保持不屑一顾的情绪，使得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在形式上获得法律认可。犹太教长驻于太巴列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信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教徒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奉献。[382]帝国各主要城市建立新的犹太会堂，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和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斋戒日及其他节日庆祝活动，全都可公开举行。[383]这样一来，罗马当局温和的宗教政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犹太人冷酷的态度，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梦幻中清醒，逐渐安于做帝国驯良和勤劳的臣民。原来犹太人那种对全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的行为，而是另外找到了无害的发泄管道，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经文，诅咒傲慢的埃多姆王朝。[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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