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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这是首次出现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在28个抄本中已删除，但还保存在另外19个抄本里。若比较这些抄本的价值，其中一本已有900年之久，是法兰西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最受到学者重视。但在博洛尼亚经过校正的抄本已将这段删除，蒙福孔（1655—1741A.D.，法国学者）认为发生在6世纪或7世纪。大部分编者颇有鉴赏眼光，还能保持拉克坦提乌斯的原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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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此仪式施用对象是开始信仰基督教的人士，君士坦丁第一次接受，是在受洗和死亡前夕。基于这两种事实的关联性，蒂尔蒙特勉强同意瓦列西乌斯提出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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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在8世纪时，基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罗马所流行的传说，认为他在死前的13年就已受洗。对于这样逐渐传开的故事，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1538—1607A.D.，教会历史学家）说自己在早年也深信不疑，但是到现在即使梵蒂冈也很难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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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君士坦丁把奉献给上帝的日子称为“太阳日”，这样的说法听在异教徒臣民的耳里，也不会激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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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戈德弗罗伊自认要善尽评论家的宗教责任，须全力为君士坦丁开脱，但巴罗尼乌斯的宗教信仰更虔诚，用很严苛且就事论事的态度，谴责君士坦丁的亵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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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狄奥多里特像是要让人相信，海伦娜对其子施以基督徒的教育。但是我们接受欧西比乌斯极为权威的说法，她自己接触基督教还得感激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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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可以参阅迪康热和班杜里提到君士坦丁的奖章，只有少数城市享有铸造钱币的特权，铸币厂制作奖章要经过皇室当局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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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欧迈尼斯的颂词是在意大利战争前几个月发表，里面充满君士坦丁异教信仰的证据，根本无法加以否认，尤其是对阿波罗和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崇拜，更是无比虔诚，后来就连尤里安也曾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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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这件事很容易转嫁到希腊译者的身上，说是他们篡改拉丁文原本的意义。老迈的皇帝可能用异常憎恨的心情，回忆戴克里先宗教迫害的事例，这时的感受比年轻时和异教信仰时期还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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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译注]以色列人的支派玛拿西人受到米甸人压迫，基甸奉神之旨意率领300人作战，成为击败敌人的民族英雄，参阅《旧约全书·士师记》；大卫（1140B.C.—962B.C.）公元前1010年在扫罗死后接位为以色列国王，建立大卫王朝，参阅《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下》；西门·马加比在公元前143年，利用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的战争，塞琉西亚获得独立，重建犹太国，定都耶路撒冷，由他的亚斯漫尼家族统治，再度实施神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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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译注]士师是指以色列领袖从约书亚当代的长老开始到王国建立为止的称呼，他们的职责是拯救犹太人，脱离抢夺的敌人之手。主要士师有俄陀聂、基甸、耶弗他、参孙、撒母耳等人，参阅《旧约全书·士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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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欧西比乌斯无论在哪本著述中，都频向帝国灌输君士坦丁的君权来自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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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译注]基督教把君士坦丁誉为“大卫第二”，重点在于君权神授，维持神治政权的性质，建立合于上帝旨意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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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在17世纪开始时，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30%，而法兰西的新教徒仅有15%。对这两个国家而言，教徒的精神力量和权势地位，是当局极为关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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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日耳曼人具有豪迈不羁的天性，即使各部族在宗教改信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民族的特质始终保持不变。君士坦丁征召日耳曼人组成军团，而且从他父亲开始，宫廷里充满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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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欧西比乌斯一直认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第二次内战，带有宗教十字军的性质。有些基督教军官受到暴君（李锡尼）的引诱，说是要恢复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就回到军中服役。后来，尼西亚大公会议订出的第十二次教规，对这些人的行为加以谴责。要是这种很特别的请求被皇帝所接受，就不像希腊译者、巴尔萨蒙、佐纳拉斯和亚列克西斯·阿里斯特努斯所留下的记载，能够轻描淡写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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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译注]耶利哥是位于死海北边的古城，据《旧约全书·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要攻城，祭司吹响号角，城墙立即神奇地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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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基督教的作家，像是查士丁（100—165A.D.，圣徒、神学家）、米修斯·法埃利克斯、德尔图良（155—220A.D.，早期基督教神学家，辩论家）、杰罗姆以及都灵的马克西穆斯，对于十字架的造型和外表相似的物体，无论属于天然生成或人工制造，都曾深入研究，获得相当的成效。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象征，例如子午线和赤道的相交、人类的面孔、飞行中的鸟类、人在水中游泳、船上的桅杆、耕地的犁、军队的标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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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参阅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的著作，他认为制定这些法律，就是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极为虔诚的明显例证，对基督教如此推崇的诏书，值得放在《狄奥多西法典》里，而不是用第六卷所列第五位和第十八位的头衔，间接地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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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君士坦丁的雕像，还有就是十字架和铭文，可能是他第二次巡视罗马时设立，也有人认为是第三次。但是，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就元老院和人民的感受而言，是设置公共纪念物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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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虽然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安布罗斯（339—397A.D.,圣徒，米兰主教）、普鲁登提乌斯（348—405A.D.，基督教拉丁诗人）等人都用过“拉伯兰”或称“拉波兰”这个词，但是它的来源和含意始终不得而知。学者费尽力气要从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凯尔特语、条顿语、伊里利孔语和亚美尼亚语中探讨它的语源，都无成效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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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库佩和巴罗尼乌斯查看古老纪念物的铭文，把每个单词的头一个字母记下来，再拼凑成新字，对字的含义加以解释和附会，这种方式在基督教世界极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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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君士坦丁使用拉伯兰的标志是在远征意大利之前，但是从有关的记载里，并没有提到要陈列在军队的前面，这样做是十年以后的事，他公开宣布自己与李锡尼有不共戴天之仇，要成为教会的解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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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塞奥法尼斯是8世纪末叶知名学者，距君士坦丁有500年之久。现代希腊人颇不喜在战场展示帝国或基督教的旗帜，虽然在防御时靠着迷信的举动来建立信心，但是不管想象力多丰富，也无法保证赢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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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佩塔维乌斯搜集了很多有关十字架展显法力的文章和资料，在上个世纪使喜爱争论的新教徒产生很多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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