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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蒂尔蒙特费了很大精神和力气来为君士坦丁堡辩护，说这个城市童贞纯洁，驳斥异教徒佐西穆斯的邪恶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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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雷纳尔（1713—1796A.D.，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神父是《政治哲学史》的作者，指责君士坦丁订出法律，将自由仅仅给予信仰基督教的奴隶。皇帝确实颁布过一项法律，限制犹太人对基督徒奴隶行割礼，或许是不得保有基督徒奴隶。但是这项并不完整的规定仅限于犹太人，对大部分奴隶而言，都是基督徒或异教徒主人的财产，改信宗教以后，原来在世俗的处境并没有改善。雷纳尔神父受到蒙骗，我不知道是受谁的影响，他写的史书真是妙趣横生，但是完全不提资料引用的来源，可说是不可原谅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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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提奥菲卢斯在幼童时，就被迪瓦岛的同胞当作人质送到罗马，在那里接受教育，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信仰虔诚。迪瓦或称马累，是马尔代夫的首府，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由2000个小岛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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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译注]努马（753B.C.—673B.C.）是罗马七王执政时代的第二代国王，创立宗教历法和制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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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有些与成例相违的事项，逐渐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里盛行起来，但是个性刚直的安布罗斯，要求狄奥多西坐在讲坛围栏的下面，让他知道，就算是一位君主，在教会的地位与教士还是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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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图尔主教马丁参加马克西穆斯皇帝的宴席，在向皇帝敬酒之前，先接过一名随从送上的酒杯，赐予陪同出席的长老；而且皇后先坐在餐桌旁，等待马丁到来。让人怀疑的是，对一位主教或是圣徒，是否要用如此特殊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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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译注]《出埃及记》里提到比撒列制作约柜，内装刻着十诫的两块法板，放在犹太神殿的圣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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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普鲁塔克写出有关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著述，让我们知道，埃及的国王登基以后不算是祭司，必须经过一种仪式引进神圣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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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没有一位古代的作者或是原始的记载，能够很准确地算出主教的数量。东方的教会有部分名单，都是比较近代的资料。像查理·保罗、路加·霍尔斯滕里乌斯和宾厄姆（1668—1723 A.D.，教士、牛津大学学者、历史学家）等学者，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研究天主教所有的主教辖区，发现与罗马帝国的疆域完全吻合。在《基督教的古物》一书中，谈到教会的地理状况，有很详尽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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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在书信中，提到高卢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丑闻。要知道高卢比起东方，没有那样高的文化水平，也不会那样堕落腐化。要是高卢教会尚且如此，那么东方教会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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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时会运用法律规定或者是在双方同意下进行调停，经由其他派别的提名，不论是主教还是教徒，就从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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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教士的守贞在5世纪和6世纪时，开始是作为遵守纪律的规定，非常严格地要求，而且要不断地查问，当然会引起极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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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托马森和宾厄姆花了很多心血讨论教士的神召、任命和服从等问题。当圣杰罗姆的兄弟在塞浦路斯圣职任命时，执事用力堵住他的嘴巴，免得他提出正式的抗议，使神圣的仪式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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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教士从基督教皇帝获得豁免状，有关规定列入《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博学的戈德弗罗伊还算坦诚地举例说明，由于他兼具市民和新教徒相对立的成见，因此能获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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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君士坦丁堡教堂的人员，有60名长老或神父，100名执事，40名女执事，90名辅祭，110名读经师，25名唱诗班，以及100名守门人，总共是525名。这个适当的数目是由皇帝决定的，用来解除教堂的困境。要是编制更大，就会产生债务和高利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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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拉丁教堂的位阶有七级，主教并不包括在内，其中四个最低位阶，现在都没有运用，只保留名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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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米兰诏书》承认教会有关土地权的问题，也有详尽的规定，经过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宣布以后，各级法庭把它当作民法条款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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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恺撒里亚的主教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在公开的场合详尽述说耶路撒冷教堂的精美壮丽，虽然教堂已不存在，但是他在君士坦丁的传记里，还有一段描述了教堂的建筑和装饰。他同样也提及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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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早期教长和最富有主教的岁入并不需强制征收，主教的每年入息最高可达30磅黄金，最低有2磅，中等标准约16磅，但年入息一般都比实际收入要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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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从梵蒂冈得到的记录都让人感到怀疑，这些租金总额虽然古老倒是很可靠，至少可以用来当作证据，如果出自伪造，那也要出于教皇把农庄而不是把王国当成敛财目标的时代，也就是说时间要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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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教会收入的合法分配，在安布罗斯和克利索斯托那个时代还未建立。辛普利修斯和杰拉修斯是5世纪末叶的罗马主教，在致教友的信函里提到，收入的分配具备普通法的效力，这种方式为意大利习惯法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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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我们从欧西比乌斯和索佐曼那里确知，扩大和肯定主教的审判权来自君士坦丁，但是这封著名的诏书出自伪造，所以没有列入《狄奥多西法典》。戈德弗罗伊用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证实，说它并非赝品。孟德斯鸠不仅是律师，也是哲学家，认同君士坦丁这件诏书，并没有表示丝毫怀疑之处，真是令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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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教会审判权这个题目陷入宗教热忱、迷信偏见和利害关系的浓雾之中，我手里有两本立论公正的专著，就是弗勒里所著《教会法规的原则》和詹农所著《那不勒斯民权史》，他们基于职业和性格理应提出持平之论。弗勒里是法国传教士，对于国会的权威抱着尊敬的态度；詹农是意大利的律师，畏惧教会的权势。我在看到这么多非常特别而又不完整的事实以后，只能提出以下的意见，那就是现代作者刻意处理这类题材，等于要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还有就是注释过多，已到不成比例而使人厌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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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在保罗修道士的著作中，有一段精彩的论点，提到庇护所的起源、权利、滥用和限制，他特别提到古代的希腊有15或20个阿济拉，也就是庇护所，目前在意大利只在一个城市里还可发现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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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宗教会议决定的信条，使忏悔行为的法学概念能不断改进，但从很多案例看来，仍交给主教自行裁定，像过去罗马的法务官般，偶然会把一些要求遵守的规定，公开印发出来。第四世纪有所谓教规信函，这要感激伟大的巴西尔首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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