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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杰罗姆只是偶尔提到他把修院生活推荐到罗马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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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同样这位作者用钦佩的口吻谈及保拉、希拉里昂和马尔库斯的事迹，这些令人愉悦的作品唯一的缺陷是没有事实根据，不合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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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巴西尔最早的隐退地点是艾里斯河岸的一个小村庄，离开新恺撒里亚不远。他在10到12年的修院生活中，经常为长时间的神召所困惑。他所制定的苦修戒律，其真实性如何使有些学者产生争论，但是客观的证据最有说服力，他们只能承认，只有真正的狂热分子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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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苏比西乌斯·塞维鲁斯很权威地提到，罗马的书商最爱贩卖马丁的通俗作品，能很快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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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当希拉里昂从帕利托尼姆乘船到帕凯努斯角，他付的船费是一本福音书。波苏米安是高卢僧侣，到埃及游历过，他发现乘坐商船从亚历山大里亚到马赛，行程所需的时间是30天。阿塔纳修斯为了把他所写的《圣安东尼传》寄给外国的僧侣，只有加紧著述，好赶上船队发航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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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爱奥纳或称海伊、哥伦比克尔，虽然不算贫瘠，面积却很小，只有2英里长1英里宽，但名声极为响亮：（1）岛上有一座建于公元566年的圣哥伦巴修道院，院长对喀里多尼亚的主教有特定的管辖权；（2）修道院有一所收藏古典书籍的图书馆，有希望可以看到李维的全集；（3）修道院的墓园埋葬着苏格兰、爱尔兰和挪威的60位国王，他们都想安息在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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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克里索斯托为了推崇修院生活和为它辩护，特别写出三本书（本笃会编成第一大卷）。《圣经》中方舟的例子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竟敢宣称除了这群特别的选民（指僧侣）没有人会得救，在其余方面他比较仁慈，同意天国也区分不同的等级，就像太阳、月亮和星星一样。他拿国王和僧侣做很鲜明的对照，认为给予国王的报酬不多但是惩罚却很严（说起来不怎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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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根据托马辛和马比荣（1632—1707A.D.，教会学者、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看法，教会逐渐将僧侣纳入圣秩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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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米德顿博士毫无根据地责怪克里索斯托的言行和作品，说他凭着辩才无碍，不遗余力地支持修院生活，获得很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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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那位信仰虔诚的贵夫人，成为杰罗姆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他那篇《保拉的墓志铭》，实在是经过精心推敲而又过分夸耀的颂词，一开始就是荒谬到极点的肉麻话：“若我身体的器官都变成舌头，若我的四肢都能发出声音，然而我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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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鲁菲努斯非常愤慨地责问他的对手，像这样亵渎和荒谬的字句，到底是从哪篇异教的诗歌里抄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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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多明我修会的托钵修士在加的斯时，暂时借居在同道的修道院里，休息的时刻从未受到夜间祈祷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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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皇帝想要善尽国家和个人的职责，但国家安全的脆弱长堤被迷信的洪流冲毁。就查士丁尼的作为而论，很多方面让僧侣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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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就马尔库斯的例证以及卡西安和他的友人的企图来看，可以证明他们有无可置疑的自由。伊拉斯谟（1466—1530A.D.，人道主义者）在《圣杰罗姆传》中已经很委婉地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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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本尼迪克特·阿尼阿尼努斯搜集古代的手抄本教规，是僧侣的改革者在9世纪初叶所撰。卢卡斯·霍尔斯特尼努斯在17世纪刊行，包括30种不同的适用于男士或妇女的规则，这里面有7种来自埃及、1种来自东方、1种来自卡帕多细亚、1种来自意大利、1种来自阿非利加、4种来自西班牙、8种来自高卢或法兰西、1种来自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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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西方通常运用哥伦巴努斯的规则，触犯轻微的过失要责打100鞭。在查理曼大帝以前的时代，院长滥用权力可以砍去僧侣的肢体，挖去他们的眼睛。没有一种惩罚比地牢或墓穴更为残酷和恐怖，那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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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耶稣会教士罗斯威德曾编纂成巨册供修道院使用，他搜集所有分散的文章，编成两部内容繁杂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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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乔廷（1698—1770A.D.，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博士提到卡帕多细亚的僧侣引起反感的勇气，可以证明克利索斯托将他们放逐是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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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卡西安只是详尽描述埃及僧侣的服装，索诺曼赋予这些寓意和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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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在西方以哥伦巴努斯所运用的规则最为严峻，他在贫穷的爱尔兰接受教育，才会如此的苛刻和刚毅，就像埃及以节俭知名一样。塞维尔的伊希多尔所订的规则最温和，假日还供应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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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霍华德的《监狱状况》一书提道：“犯人只能喝水不能饮酒，每天最多能有1.5磅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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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一小块面包或饼干只有6盎司重，获得“习于穷苦”的美称。不过，帕科末乌斯在食物的分量方面会放宽，但是会按照进食的多少增加工作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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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西方的僧侣不得有私人财物，严格禁止使用“我的”书、“我的”外衣或“我的”鞋子这种表达方式，哥伦巴努斯的惩罚规则是责打6鞭。《修道院规则》一书的作者用讽刺的笔调，嘲笑现代的修道院过于讲究美食，但他不知道古代的状况也同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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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托马辛和马比荣是教会学术研究的大师，他们用严肃的态度考查僧侣的日常工作。前者把它看成是僧侣的功德，而后者认为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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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马比荣搜集了很多奇特的事例，证明他的前辈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从事文艺工作。圣马丁的门徒在埃及古老的修道院抄写书籍，卡西多里乌斯允许僧侣有很宽广的学习范围。要是发现他们的笔有时会从克里索斯托和奥古斯丁，漫游到荷马和维吉尔，我们也不必表示出愤慨和惊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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