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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利西阿斯第一次发表演说，是为了替杀死奸夫的丈夫提出辩护。泰勒博士对罗马和雅典的丈夫和父亲所拥有的权利，曾经进行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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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李维和普鲁塔克都注意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公众的舆论对于恺撒的死都认为非常公正，苏埃托尼乌斯在帝制时代出版讨论恺撒之死的著作。也可以阅读西塞罗和马提乌斯来往的书信，时间是在3月15日以后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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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修昔底德斯认为这种情况是文明社会的试金石，他应该会不齿于欧洲宫廷的野蛮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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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他一开始估算西西里的损失是1000泰伦（80万镑），后来减为400泰伦（32万镑），最后同意30泰伦（2.4万镑）。普鲁塔克没有掩饰大众的怀疑和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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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维雷斯在审判以后又活了近30年，直到第二次三人执政，马可·安东尼垂涎他的科林斯金盘，将他打入“公敌宣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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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在著作中记载了这个数字，弗洛鲁斯加以区别，认为其中包括2000人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阿庇安更为精确算出元老院阶层的受害人是40名，骑士阶层的人员是16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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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这是一名监护人毒死受监护人的案例，属于恶性重大的罪行。苏埃托尼乌斯记载，这是少数几件伽尔巴表示愤慨的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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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窃盗牵走1匹马或2匹母马、牛，或5只猪，或10头羊，都要接受死刑的惩罚。哈德良严厉谴责这一类的罪犯，用重典来制止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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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在舒尔廷斯（1686—1756 A.D.，荷兰东方学者和语文学家）的尤里乌斯·保卢斯大作出版之前，一直以为《朱利安法》用死刑对付奸夫，误解源自于特里波尼安的欺骗或过错。然而利普修斯已怀疑塔西佗叙述的真实性，甚至奥古斯都的做法都值得商榷，在《编年史》中说他用叛国的过失加在女性亲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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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在通奸的案件中，塞维鲁限定只有丈夫有权可以公开控诉。这种特权不能说是不公正，毕竟女性或男性的不忠引起完全不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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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波斯人同样有这种堕落的嗜好。我们大可以写出一篇奇异的论文，介绍荷马时代以后的鸡奸行为，在亚洲和欧洲的希腊人中盛行一时，表现出激烈的感情；雅典的哲学家作为消遣打发时间，用这种方式来保有德行和友谊，可以说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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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这项法规的名称、日期和条款全部极为可疑。但是我愿意提出来说一下，诚实的日耳曼人把维纳斯视为大逆不道，文雅的意大利人不过表示厌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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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可以参阅伊斯奇尼斯起诉嬖幸提马尔库斯的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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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有关罗马的公共论点和判决这个重要题目，西戈尼乌斯用博学的内容和古典的风格加以解释，在波福特（1720—1795 A.D.，古物学家和怀疑论历史学家）的《罗马共和国》中可以发现非常有价值的摘要。如果有人有意探索深奥的法律，可以研究努特、海尼休斯和格拉维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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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不论是罗马还是英格兰，都把这个职务看成是偶然的责任，并不是本身应有的职权。但是陪审的裁决必须一致，这是英国特有的规定，因而使得陪审团成员遭到折磨，最后只好赦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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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译注]罗马在共和末期的社会混乱，尤其是克劳狄和米洛的争权夺利造成多次暴动，结果克劳狄被杀，米洛受审被判有罪，最终被流放。审判过程引起激烈的争执，对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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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我们非常感激，能从佩迪阿努斯的残本中获得如此宝贵的资料，他对西塞罗演说词的注释已经佚失，等于剥夺我们最有价值的历史和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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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帝国和罗马城的势力扩张，使得放逐者要找更遥远的地点作为避难和退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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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当塔昆文强迫臣民像牛马一样辛劳兴建卡皮托神庙时，很多劳工自我了断，塔昆文将死尸钉在十字架上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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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横死和早夭有独特的类似之处，使得维吉尔混淆自杀的状况，有的是年幼无依，有的是出于爱情，也有人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他的作品来说，海尼是最好的编纂者，但还是无法从罗马诗人的观念中推论出法律的正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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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有关查士丁二世登极的事迹，我把科里普斯所著《可敬的查士丁》头两卷的800行韵文，译成简洁和易读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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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帕吉怎么想到要找出一种编年史，来反驳科里普斯坦诚而又可信的原文，要把查士丁出任执政官延到公元567年，真是让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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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这里毫无疑问指的是阿瓦尔人的征服者突厥人，但是scultor这个词并没有意义。科里普斯唯一的手稿，在第一版刊行以后就无法见到。最后的编者是罗马的弗吉尼，根据个人的臆测改为“诤友”这个词。迪康热证明突厥人和波斯人在早期使用这个头衔，但是他提出的证据非常薄弱而且暧昧。我赞成德贝洛的权威看法，他认为这个词是阿拉伯语或迦勒底语，时间大约是11世纪初叶，是巴格达的哈里发赐给马哈穆德，他是加兹纳的君主，也是印度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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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就这段充满个性的谈话，将科里普斯的韵文和米南德（342 B.C.—292 B.C.，雅典喜剧作家）的散文做一比较，相异之处可以证明彼此并没有模仿抄袭，至于类似的地方在于共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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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虽然只有草草几笔，但是沃尔尼弗瑞德对一个民族的行为习俗所做的描述，较之比德和图尔的格列高利更为生动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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