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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佩塔维乌斯和蒂尔蒙特叙述“三圣颂”的历史和教条,从以赛亚到圣普罗科卢斯的男孩,12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这个男孩比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都要先进入天堂,知道所唱的赞美歌还有改进的必要,因为男孩听到天使在唱:“神圣的上帝!神圣的大能!神圣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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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漂布者(他把这个行业引进修道院)格纳菲乌斯是安条克的教长,帕吉的编年史提到他一生冗长的事迹,德瓦罗伊曾编辑埃法格里乌斯的作品出版,就把为格纳菲乌斯写的一篇论文放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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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阿纳斯塔修斯在位期间产生的问题,维克托、马塞利努斯和狄奥菲尼斯的编年史都有记载。狄奥菲尼斯的编年史在巴罗尼乌斯的时代还没有出版,身为批评家的帕吉详加注释,并且修正了很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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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从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到阿纳斯塔修斯之死这段时期的史实,可以在利贝拉图斯的祈祷书、埃法格里乌斯的历史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狄奥多尔作为审稿者的两本摘要、宗教会议的裁定和教皇的书信等有关资料中找到。还有就是蒂尔蒙特的《教会记录》,其中的第15大册和16大册包括一系列杂乱的史料。我必须在此告别这位无法取代的向导,虽然他成见很深,记录却具备翔实、公正、严谨等优点。他试图完成公元6世纪时教会和帝国的历史,后来因为逝世而未能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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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对于这种明智和谦逊的情操,阿勒曼努斯的序文对普罗科皮乌斯痛加笞责,把他列为玩弄政治手腕的基督徒,声称那些丑陋的无神论者,竟然教导凡人要效法神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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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约翰是亚细亚的一性论主教,对于查士丁尼的处理方式是最可信的证人,他自己就为皇帝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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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这方面的论点,可以比较普罗科皮乌斯与狄奥菲尼斯的著作。尼斯大公会议全部托付给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或说是当地的天文学家,定出正确的日期,发布年度的复活节告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圣西里尔《帕斯卡尔书信集》很多相关的资料,当然看不到也没有关系。自从一性论者在埃及盛行以后,正统教会由于愚蠢的偏见而困惑不已,就是在新教徒中间,提到接受格列高利历法也抱持反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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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撒玛利亚人在古代和现代的中心位置,示剑、尼亚波里斯、纳普卢斯坐落在一个山谷里,北方是受到诅咒的山脉,即贫瘠的伊巴尔,南方也是受到诅咒的山脉,即富饶的加里兹姆,离耶路撒冷只有10到11小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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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我记起一个说法,其中一半出于哲理一半出于迷信,那就是伊斯兰教教徒从被查士丁尼的宗教偏见所摧毁的行省渗透进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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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头几年,巴罗尼乌斯与皇帝都保持愉悦的心情,而且一直对教皇表示好感,这种状况到皇帝将他们置于权势之下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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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要是教会人员从来没有读过普罗科皮乌斯所写的《秘史》,他们所抱持的怀疑态度,至少可以证明大家普遍存着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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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有关“三章”这个主题,最早的行动起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五次大公会议,可提供虽然可信却毫无用处的认知。身为希腊人的埃法格里乌斯,比起3位有宗教狂热的阿非利加人法康达斯、利贝拉图斯和编年史的作者维克托·塔努尼西斯,不如他们那样著作等身而且正确无误。《主教政令汇编》或阿纳斯塔修斯是意大利人最原始的证据。现代读者从迪潘和巴纳热获得一些相关资料,然而后者下了坚定的决心,要贬低教皇在这方面的权威和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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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奥利金经常模仿那些古老哲学家的精微和诡诈,他的论点过于谦逊,有违教会的宗教狂热,因而用异端邪说为理由将他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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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对于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是有罪还是无辜,巴纳热能够公正地衡量。如果他写出1万卷作品,就会产生同样数目的错误,需要给予仁慈的宽容之心。在异端创始者所有的后续作品目录里,只将他列入,而他的两位同道没有涉及,为这种判决进行辩护是阿西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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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公元638年,教皇霍诺留与竞争阿奎莱亚教长职位的主教进行协商,但是他们之间再度发生争执,教会的分裂要到公元698年才获得最后的解决,双方停止对立的行动。西班牙教会在14年之前(624 A.D.),用保持沉默的侮慢态度,不理会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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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特里夫主教尼西提乌斯就像大多数高卢的高级教士一样,因为拒绝谴责“三章”,被迫与4个教长脱离教友的关系。巴罗尼乌斯几乎要公开宣布查士丁尼的诅咒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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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提到查士丁尼最后的异端和他的继承人发布诏书之后,埃法格里乌斯著述的历史作品中,提到的人物都跟民事有关,不涉及教会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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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马丁和马克西穆斯不幸的遭遇,在他们最早的信件和判决中,叙述的文字极为简洁,令人生出怜悯之情。然而他们违抗命令所接受的惩处,已经用君斯坦斯的典型方式先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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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欧提奇乌斯最大的错误,是认为到罗马参加宗教会议的只有124个主教,但结果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还要再加上168位希腊人,就有292位神父组成第六次大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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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当一志论的僧侣无法施展奇迹,人民就大声呼叫示威,但这只是很自然的短暂反应,我很怕后者是君士坦丁堡的一群好人,他们对正统教义怀有期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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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罗马长久以来对狄奥多尔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他以能掌握哈特菲尔德的行省宗教会议(680 A.D.)而感到满足,在会中他接到马丁教皇的教令和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对付一志论者的决议。狄奥多尔是西里西亚行省塔尔苏斯的僧侣,被维塔利安教皇指派为不列颠的总主教,主要是看重他的学识和虔诚,然而对他的籍贯产生疑虑,觉得有些地方对他无法信任。这位西里西亚人从罗马被派到坎特伯雷,在一位阿非利加人的指导下加强学习。他全盘接受罗马的教义,“道成肉身”的信条从狄奥多尔传到现代的总主教,在说法上还是一成不变,他们有深刻的了解,但可能很少探究此一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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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这种称呼的起源似乎来自叙利亚,要到10世纪才被人弄清楚,是雅各派杜撰出来,聂斯托利派和伊斯兰教徒很热诚地采纳,但是正统教会也毫不羞愧地接受,欧提奇乌斯的编年史也经常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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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当地的土著把叙利亚语尊为最古老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种地方语:(1)阿拉米安语限于埃德萨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城市;(2)巴勒斯坦语使用于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其余地区;(3)纳巴锡安语是亚述山地和伊拉克农村所使用的粗俗方言。只有一名学者抱有成见,认为叙利亚语优于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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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我不会因为运用西蒙、瓦顿(1600—1661 A.D.,主教和圣经学者)、米尔、威特斯廷(1693—1754 A.D.,日耳曼神学教授)、阿塞曼努斯、卢多法斯和拉·克洛兹的研究成果,而使自己变得更为无知。我参考这些资料有两点理由:其一,所有受到神父和教职人员赞许的版本中,流传到现代时,能否保持最早的纯真正直倒是让人感到怀疑;其二,那些叙利亚文的译本最有分量,东方教派的赞成就是最好的证据,显示早在教会的分裂之前就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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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我非常感激约瑟夫·西蒙·阿塞曼努斯所提供的专论,记载有关一性论者和聂斯托利派的状况。这位学识渊博的马龙派教徒,在公元1715年被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派到埃及和叙利亚,拜访当地的修道院,搜寻各种手稿。他的四卷对开本巨著在罗马出版的时间是公元1719到1728年,主要内容是一项范围广泛而又极具价值的计划,但作品只包括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是个土著和学者,精通叙利亚的文学和语言。虽然他是罗马的追随者,但希望对各教派的叙述能尽量保持节制和坦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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