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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注]安娜·科穆宁娜（1083—1153 A.D.）是阿历克塞一世的女儿，也是欧洲最早的女性历史学家，著有《阿历克塞传》，是研究拜占庭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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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吉本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到，要将罗马的衰亡分为三个阶段。现在前三卷（对应本套书前六册）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第四卷（对应本套书第七、第八册）叙述第二阶段的部分，所以前四卷（对应本套书前八册）整个时间约为400年。最后两卷（对应本套书最后四册）涵盖第二阶段大部分和第三阶段，全部时间约为800年，因而形成头重脚轻的现象。本章的重点从赫拉克利乌斯的逝世到拉丁王国的建立，时间长达500年，只能概要略述经过，吉本认为无法进行深入的评论，所以不加任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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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这个字的原意是“犀牛”，除了表示他的个性横冲直撞之外，据说他在受到劓刑以后装上金光闪闪的假鼻子，很像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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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注]公元前86年马略从阿非利加率军进入罗马，大杀元老派人士，比起公元前82年的苏拉大肆报复民党，还算是小巫见大巫；至于提比略的报复，也不如他的后父奥古斯都在公元前43年颁布的“公敌宣告名单”，那真是一网打尽，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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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注]语出《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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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博学的塞尔登（1584—1654 A.D.，英国法学家、文物学家和东方专家）用简扼有力的词句叙述圣餐变体论的历史：“这种论点不过是将修辞转化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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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巴纳吉（1656—1710 A.D.，荷兰律师）在《宗教改革史》第二十二卷中叙述图像的一般历史。他是新教徒，但是心胸开阔。就这方面来说，新教徒总是正确的，因此他们愿意作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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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是把一些奇迹和矛盾的胡说八道去除，真实的现况是大约在公元300年时，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竖立起一座青铜雕像，表情严肃的容貌被斗篷包裹，前面跪着一个感激或恳求的妇女，雕像的基座上面刻着一行字：有力的拯救者。基督徒对这座雕像有一个愚蠢的解释，说他们的创始人治好了这名流血的妇女（译按：《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博索布勒很合理地臆测，认为这座雕像是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或者是韦斯巴芗皇帝，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名女性代表一个城市、一个行省或者是皇后贝雷尼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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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极有才气的阿塞曼努斯得到3个叙利亚人附带的帮助，就是圣伊芙伦、柱顶修士约书亚和萨鲁格主教詹姆士。但是我从叙利亚的原文或是埃德萨的档案中，并未发现任何线索和提示，他们含糊的信仰可能是来自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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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坦诚的拉德纳（1684—1768 A.D.，英国新教徒神学家）提过这些信函的有关证据，但是他持否定的态度。总是有一大批顽固分子自认为这种说法很方便，事实上很难站得住脚，其中有位英国绅士艾迪生，针对基督教的信仰写了一本很肤浅的小册子，博得立场偏颇的教士的称赞，因为他的大名和风格而知名。我跟格拉比、卡夫（1637—1713 A.D.，英国国教神学家）、蒂尔蒙特（1637—1698 A.D.，法国教会历史学家）一样都感到很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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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从萨鲁格的詹姆士保持沉默的态度和埃法格里乌斯（346—399 A.D.，基督教神秘主义学者）的证言，可以推论这个神话出现在公元521年到公元594年，很可能是在公元540年埃德萨被围攻之后，成为格列高利二世、约翰·达马森提乌斯以及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攻守两用的武器，在锡德雷努斯（11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最完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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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耶稣会教士格雷策尔人称“因戈尔施塔特之驴”，也有人称他是“因戈尔施塔特之狐”，用渊博的知识和固执的偏见来处理这类的题材。新教徒博索布勒同样用理性和机智，在《日耳曼丛书》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反嘲的争辩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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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约翰·达马森提乌斯的作品中，也许经过推测断定是他的作品，有两段文字提到圣母玛利亚和圣路加。格雷策尔没有注意到此事，博索布勒也不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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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那引人反感的图画已经超过画布所能容许的程度，就像雕像那样的可恶。”这是一个希腊教士带着无知和偏见所说的话，对提香（1490—1576 A.D.，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作品以宗教画最为出名）的作品来说是最高的赞美之词。教士向提香订制画作，却遭到拒绝。